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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卖国贼”琦善
清政府的有关大臣中，没有几个人像琦善那样被彻底地妖魔化。在中国学校教科书里，琦善不仅是琦善：他是“可耻的卖国贼琦善”。
在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中，你会发现在英雄和恶魔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一边是中华帝国可歌可敬的抵抗侵略的臣民，一边是邪恶的英国人。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人自己关于这次战争各次战役战斗的记述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自己一方的那些当事人，特别是归咎于能感知到的清廷的腐败、犹疑和无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倾向于把错误更多地归咎于他们当时的统治者，而不是归咎于英国人。当然，他们这样做，得到了清朝是一个异族王朝这一事实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有关大臣中，没有几个人像琦善那样被彻底地妖魔化。像英国主战的几位领导人一样，琦善也被指责怀有反对中国的长远阴谋：他有计划地破坏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收受英国人的贿赂，出卖国家；拆除防御工事、解散增援部队以阻挠抗英军事活动。在中国的历史想象中，琦善的罪行要比英国人的任何罪行都可耻很多倍，因为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1841年春他被革职拿问，广州的防御工事也被英国的炮火摧毁，之后他被指为“奸臣”。在中国学校教科书里，琦善不仅是琦善：他是“可耻的卖国贼琦善”。
说琦善是卖国贼，未必真可信。琦善，1790年出生于一个满洲世袭贵族家庭，七世祖恩格德里是努尔哈赤的心腹之一（他则声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1808年“托庇祖先遗荫”获任令人钦羡的刑部官职（琦善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时在嘉庆十一年，公历为1806年。——译者），此后30多年间历任多个官职，1819年首次出任巡抚，1821年再任另一省的巡抚，1831年成为富裕且几乎一直平安的京师地区的直隶总督。无可否认，这一简历省略掉了他任职经历中那些不太光彩的方面。1820年，因治理黄河洪水不力，他丢掉了他的第一个巡抚职务。1827年，又因修治通向京师的漕运水道犯有重要过失，被革除江苏巡抚职务。不过，由于皇帝的亲自干预，每次他都被保全下来。到1840年时，琦善犯过许多错误，但与林则徐不同，由于他享有皇族的优待，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在这过程中，他还积聚了大量的私财）。他是这样一个人：阅历丰富，广有人脉，乐于承担重大任务，完全能指望（如果事情出了舛错）因旗人享有豁免权而能救他于困境之中。
这是一个个人利益与那个制度休戚相关的人，这使得他不可能背叛。1841年冬谈判破裂，到了皇帝处分他的时候，他被抄没的财产据传十分惊人，有番银1000万元，房屋340间，等等。务实的历史学家要问，英国人给了他什么东西，使得他要背叛大清。琦善没能挫败英国人，不是因为被他们收买了，而是被他们搞糊涂了。1840年秋，道光皇帝询问他英国人为何远上北方时，他告诉皇帝说：“伏查英夷诡计百出，如专为求通商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
8月30日，琦善穿戴得优雅得体：身穿绿色丝绸礼服，脚穿白色缎面长靴，头戴花翎凉帽，在天津炮台下匆匆建造的丝绸衬里的黄色大帐篷里亲自安抚义律。他的策略是互惠性的：给予英国人大量的礼物、无数的恭维和友谊的表示，使得他们感到羞愧，不好意思再发动战争，用充分展示的魅力攻势来解除他们的武装。他可能不知道，义律在1834年第一次与中国官场相遇时，脑袋上被重重地打了两下子。但是，琦善热情的态度，似乎是为了让对与清朝官僚体制打交道不抱什么期望的英国人感到一丝惊讶。义律已经习惯于被帕麦斯顿小瞧，被鸦片贩子们嘲讽，被林则徐教训。在他的清方谈判对手中，他发现琦善如此地善解人意，因而他相当地满意。他回忆说：“态度十分自然和沉静”的琦善“非常谦恭有礼地”接待了他，琦善接受了英国人对林则徐的所有指责，在义律看来，他还偶尔表现出“显然大权在握”。义律不禁对他大为称赞，说他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人之一”。
在琦善给义律做工作的时候，义律的英国随员们正在大帐篷周围的一片小帐篷里大吃大喝。一个上尉回忆说，他们吃的有“精美的牛羊肉、燕窝汤、海参和蔬菜炖肉，花样和数量之多，给这场盛宴以新颖和奇特的气氛”。在后来的交谈中，琦善把注意力转向查理·义律的堂兄乔治·懿律，称赞他“才能杰出，有阳刚之气，有清晰的洞察力”。琦善给道光皇帝的奏报却与此相反，其中对英国人没什么赞赏之词，而是说英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卑劣行径“似有愧恨之心”，如果向陆地上发动攻击，他们只能“开炮轰击”，别无所能。（来到天津的英国人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喝完燕窝汤后，义律的随员们8月30日当天开始四处游逛，看到了过去几天里清军匆匆建造起来的临时防御工事，发现这些工事“极其简陋……十分可笑，用两个六磅炸弹和几百个地雷，他们随时都会落入我们手中”。）
在6个小时的会谈中，除了琦善的奉承和承认林则徐措置失当（对此琦善乐于承认，因为他好像把林则徐看成是有野心的麻烦制造者，且参与了他在1827年因江苏河工大案而蒙受羞辱的那个事件），义律所获甚少。尽管琦善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他还是让义律觉得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和解是有可能的。他一边声称，对皇帝来说，赔偿鸦片烟价既不“合理也不公正”；一边又暗示说，道光皇帝可能会改变主意。他信口开河忽悠义律说：“需要更多时间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皇帝陛下已经决定派一个钦差大臣去广州……证明朝廷处理问题是仁慈的、平和的。”义律向帕麦斯顿坦白说，如果他粗暴地向琦善施加压力，会如何地感到不好意思，他又是怎样做的，从而“没有引起这位总督的恶感，英国全权代表将要与这位总督会面”于广州。简而言之，琦善用花言巧语和海参敷衍搪塞了他。略微考虑之后，义律兄弟同意回到广州。
不论是道光皇帝还是琦善，都为他们应付英国人的技巧而扬扬得意。道光皇帝宣称：“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当琦善得知皇帝对他的奖赏是交给他一个很是棘手的工作时，他想必是很不高兴的，这项工作就是去广州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一职，完成与英国的谈判。然而经过一个半月的谈判，他尽其所能地拒绝对方的所有要求。
10月23日，道光皇帝收到闽浙总督请求拨银15万两为军费，以支付将在东南沿海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费用。道光皇帝训斥道：“（该夷）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乔斯林勋爵在他日志中表示同意这一说法：“显而易见，这场中国战争——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似乎快要结束了。”
（1841年）3月13日，琦善被锁拿离开广州赴京，他的家产被没收充入国库，等待他的是被以叛国罪接受审判。…琦善没有被判处死刑，未来他还会东山再起，得以善终。清廷用了几个星期时间审问琦善的受贿罪和叛国罪，他被认为接受了义律的贿赂，背叛国家，破坏广州的防务，被判处死刑。但是最后道光皇帝免除了琦善的死刑，改为流放，之后又于1842年完全恢复了他这位老朋友的职位，把琦善从流放地释放，先后在全国的几乎所有地方担任过高级职务，但没有再在广州任职（这可能会让琦善大感宽慰），直到1854年琦善去世。
（www.earm.cn/田成杰2016-9-2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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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鸦片战争》，[英]蓝诗玲/著，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该文末段摘自第八章《琦善的倒台》，其余部分摘自第七章《花言巧语与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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