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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如果将人口按收入进行划分，其分布呈橄榄球状，即富人和穷人所占比例都比较小，普通人所占比例最大。在这里，我认为，富人拥有一个好禀赋——坚实的背景和由此产生的优质人际关系，而剩下的普通人和穷人没有此禀赋。
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从内看，每个经济体内部有能力提供贷款的人少，主要就是当地极个别的“财主”；从外看，每个经济体是一个封闭的市场，缺乏竞争。此时，富人的好禀赋使得他们具备了直接融资的能力（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中，陌生人的“信任认证成本”过高，因此“熟人关系”几乎是筹资的主要手段），而剩下的大多数人只能是“有心无财”，无法获得理想的融资数额。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提供贷款的财主逐渐增加，市场逐步开放，经济体逐步走向完全竞争，金融中介机构的出现给处在橄榄球中后段的普通人和穷人带来了福音。此时，“优良背景”这一禀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下面我试图用阿克洛夫和希勒提出的“动物精神”来解释。第一，人们渴望公平。与依靠关系网络的直接融资相比，间接融资给人更强的公平感。直接融资只向拥有良好禀赋的富人提供融资机会，而其他人则只能在旁捶胸顿足，哀叹自己没有唅着金钥匙出生。但间接融资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机会，只要符合金融中介机构条件的人或单位都可以公平地获得融资的机会，不需要“拼爹”。这种相对公平的机会让更多的人获得融资的同时，也增强人的公平感。第二，当越来越多的人从间接融资中获益后，故事效应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选择间接融资。毫无疑问，每个从间接融资中获益的人都会向一个或更多的人讲述他的获益过程。同时，人们又总是无法抵挡身边亲友的“怂恿”，这些“励志”的故事会吸引更多的人选择间接融资。第三，“励志”的故事能够带来信心效应。前人和同伴的成功经历提高了人们对金融中介机构的信任，增强的信心使人们愿意将资金的投向权交给中介机构，同时这种信心还会通过信心乘数形成正反馈效应。第四，与直接融资相比，间接融资的欺诈概率更小。由于受外部竞争市场的制约和政府的监管，金融中介机构的欺诈成本高，换句话说，金融中介机构不敢进行欺诈。而直接融资的债权人自由度大，欺诈债务人后跑路的可能性大。因此，人们会更多地选择间接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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