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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阅读了《格林斯潘回忆录：动荡年代、冒险新世界》
今天主要收获
我常常开着收音机工作 。 1950 和 1951 这两年 ， 朝鲜新闻满天飞——当时，我国军队和中国军队血战正酣，麦克·阿瑟将军在公开场合坚持已见，认为美国应该向中国全面宣战，杜鲁门总统因此将他解职。国内，原子弹试验从新墨西哥州转移到了内华达州，我们遭遇“恐红症”——罗森伯格夫妇（译者注：他们被控替苏联人窃取核机密，对他们的审讯长达两年。在认罪可以免死的情况下，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否认自己是间谍集团的成员）因间谍罪被判处电椅死刑。举世混乱之中，我对核子时代的到来充满了想象。二战期间做的一些科学工作已经解密，我私下里深入阅读原子物理学。我悄悄看的第一大本技术书是《原子能资料手册》 ， 这是一本由ZF资助的原子能秘密资料汇编。 从这本书开 始 ，我更为广泛地涉猎了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书籍，还有科学哲学。象很多抱科学态度的人们一样，我认为我们这辈子最重要之事，就是要开启原子能的大门。害怕核子战争是一方面，渴望核能是另一方面。这门科学是极其诱人的。原子给予人类的能量足以推动科学探索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从而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我发现曼哈顿工程（译者注：美国陆军部于 1942 年 6 月开始实施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为了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动员了 10 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 3 年，耗资 20 亿美元，于 1945 年 7 月 16 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的一些科学家信奉经验主义的一个变种——逻辑实证主义。这是一个以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为首的思想学派，其主要信条认为：知识只能来自于事实和数字——强调严格的证明。他们认为不存在道德上的绝对：价值观和伦理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是文化的反映，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这些东西的变化随心所欲，和严谨的思想远远不搭界。
我怀揣数学家思想，当时全盘接受了这个刻板的解析性教条 。它看起来正是为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哲学。我认为如果人们专注于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重要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在 1952 年之前，我一直愉快地忙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年收入超过 6000 美元。我的朋友和同事都不怎么有钱，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我和母亲搬到郊外——并没有一窝蜂似地搬去莱维敦镇，而是搬到了皇后区森林小丘，在一幢双户型房子里住了下来。从此，我终于找到了逃离城市拥堵的办法，这是大大的进步！如果那时候有人预言我的生活将陷入一生中最糊涂最混乱的阶段，我可不太会把它当回事。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里，我结婚又离婚，中途离开研究生院，辞职之后再下海经商——而且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娶的女子是美术史学家琼·米切尔，当年她从老家曼尼托巴省的（译者注：位于加拿大中南部）温尼泊来到纽约，在纽约大学的美术学院求学。我们是由他人安排约会而相识的——我走进她的寓所，她正播放着一张我最喜欢的唱片。古典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约会了几个月，于 1952 年 10 月结婚，大约一年后我们就分手了。我不谈分手的具体细节，但是我要说，问题主要出在我身上。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婚姻所要求承诺。在此之前，我曾经作出明智选择，而非心血来潮，我对自已说“这个女子非常聪明，非常美丽，我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 ”琼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人，所以我的错误所酿成的苦果尤为苦涩。好在我们至今还是好朋友。
1960 年代经济预测之风席卷华盛顿。起头的人是来自米尼苏达州的沃尔特·海勒（译者注：1915-1987）教授，他机智博学，时任经济顾问团主席，他向肯尼迪总统进言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起初，肯尼迪不接受这个主意——毕竟，他就职时号召美国人民自我牺牲。况且在当时情况下，减税意味着财政政策的重大转变，而ZF已经债务缠身。那时候的经济模式和家庭财务一样——要求预算平衡，量入为出。事实上有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人民道歉，就是因为出现了 30 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然而，古巴导弹危机过后，1964 年的总统就要开始，经济增长过于缓慢，最后 ， 肯尼迪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了。1963 年 1 月 ，他向国会提交的 100 亿美元减税方案引人注目——那是当时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减税额，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总量，差不多相当于乔治·W·布什总统三个减税计划的总和。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死后不久就签署了这项减税法令。让所有人高兴的是， 其结果正如经济顾问团所料： 到 1965 年的时 候 ，
经济欣欣向荣。年增长率超过 6%，和沃尔特·海勒的经济预测完全一致。
经济学家们欢欣雀跃。他们以为终于破解了经济预测之谜，大大方 方弹冠相庆： “经济政策的新时代已然在握。 ” 经济顾问团年度报告宣称“经济政策工具已经更精细，更有效，大大地摆脱了来自传统、谬误和空谈的种种禁忌 ” 。它认为，经济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再在事后作出被动反应， 而应该 “预见并规划未来发展 ”。
股票市场热火朝天， 《时代》杂志在年底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搬上封面（尽管他早就死于 1946 年） ，声称 ： “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 ”*1971 年， 理查德 · 尼克松以总统之尊提起这句话，为他任内
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干预主义辩护。
对这一切，我很难相信。在宏观经济预测方面，我从来就不自信，而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里，虽然的确会为客户提供宏观预测，但那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我不得不仰慕海勒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依然记得，我坐在松树街 80 号的办公室里，面对布鲁克林大桥的壮丽景色，心想：哇！还好我没干海勒的活。我知道宏观经济的预测，与其说是科学，远不如说是艺术。这些灿烂的经济成果，随着约翰逊当局把大把的银子投入越战和“伟大社会”计划而逐渐烟消云散。除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日常经营中必做的一些事，我对ZF财政政策深感兴趣，并且经常写一些报纸社评和经济杂志文章，批评ZF当局。特别是越战经济学，由于我此前做过越战费用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旧同事桑迪·帕克当时还是《财富》杂志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于 1966 年初请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帮助估算战争费用，我欣然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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