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贿赂促进商务 公平竞争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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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促进商务 公平竞争荡然

林行止 2005－9－14信报

德国平治车厂涉嫌在许多国家、特别在非洲及拉美国家推销汽车时「行贿」，由于其母公司戴姆勒─佳士拿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必须遵守美国国会一九七七年通过禁止商业机构贿赂外国官员的《外国行贿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司法部及证交会因此要进行调查！

　　禁止行贿法案若有效推行，等于杜绝官员贪污、纠正政府腐化，令商业可以在公平环境下运作；不过，这种完善的理想境界，可说可望不可即。众所周知，在不少地下经济蓬勃的国家，政府立法愈严，意味商界支付的贿赂开销愈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风险上升，其冒险的代价自然水涨船高。说来有趣，投资学的「风险报酬率」，在这里竟派上用场。

　　一九七七年美国雷厉风行要美商以过人道德水准在海外乌烟瘴气地区经商后，在不少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先进国家，竟然置若罔闻，并无纷纷效尤。换句话说，这些政府无意干预商人在海外的经营手法，对美商非常不利，订单和合约多流向肯付「回佣」者之手，不难理解；虽然有些美商因此想出种种变通的办法（如在第三国成立代理人公司经办贸易手续），但不是所有商业机构都乐于钻法律漏洞，等于无法彻底纾解美商的困局，政府终于运用影响力，迫使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其他三十三个成员国，于一九九七年召开目的在「打击国际商贸中对外国官员行贿」的全体成员大会，与会者人人叫好、热烈鼓掌，好像大会提高了他们的道德水准；可惜会后各国按兵不动，少有制订类似美国的法例。禁止商家贿赂外国官员，不仅知易行难，而且不利商业运作，大拖经济发展后腿。

　　事实上，对于商人来说，最佳的情况是政府法例水泼不进，在这种情况下，官员是否百毒不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斟酌权，无法凭己意提供优惠，因此贿赂完全没必要，这种情形下的经营环境很公平，只是「生意难为」；最坏的情况是政府执法甚严，官员轻易不敢受贿，只有「大手笔」的贿款才能打通关节，进行官商勾结的勾当，那等于制造了另一种不公平─胆小钱少的商人基本上无法有效经营，长此下去，经济在政府表面上极之廉洁之下死气沉沉，毫无活力。

　　对于工业界人士来说，最理想的经营环境，是法例有很高的弹性，这等于赋予官员很大斟酌权，商人走对门道，一切便能顺利运作。这种情况虽然有利经济发展，可是由于如此运作肯定制造了不公平现象（贪官向出价最多者服务），因此只能算是「次佳」（second best）。

　　经济学家认为，贪污和贿赂可助商业顺利运作进而带动经济向前发展，因为「贿款」的作用有如「贴士和收费」，等于把市场运作注入公共服务之中。「贴士」令顾客获得较佳服务，亦有提高效率的效果；非常明显，在「次佳」的市场，贿赂可令「生意兴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消费者愿意花一百元买一件恤衫，那件恤衫成本七十元（直接间接成本六十元加十元利润），这宗成交的「创造价值」为三十元，如果政府加诸种种限制，交易告吹，那三十元便消失了；假若「次佳」的情况出现，零售商向有关官员行贿后可以进行交易，依然有三十元创造出来，只是这笔有端端创造出来的钱并非悉数落入商家口袋（假设消费者只愿出一百元，即零售商无法把部分贿款转嫁）而是与贪官分赃。

　　世界银行昨天公布全球一百五十五个「经济体系」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排名九十一，营商环境甚劣，而其中一项原因是贪污盛行；但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反证了「贪污与贿赂有助经济增长」之说。

　　在自由市场，「私营市场贿赂」（private bribes）是常见之象，比如当对人有所求，向供方行贿是司空见惯之象，在许多地区还是合法的，但接受者则多半会触犯法例；例外是食客为了取得较佳座位及较殷勤服务而给予侍应生的「小账」，这是隐性贿赂，然而从未听见店东因此不快的新闻（要分成甚且独占的店东则很多），因为给侍应的「贴士」有「三赢」效果。顾客认为物有所值，才给予小账，受者不论是侍应、领班甚至厨师，因此笑口常开、招呼周到、烹调特别用心，而老板肯定可获最后利益。不过，这种「皆大欢喜」之局，却可能对不付「小账」或出手不够阔绰的顾客不公平……，这也许是著名的纽约餐厅Per Se规定「服务费一律百分之二十，不收其他小账」的原因（见九月五日《纽约客》的〈埋单〉一文）。不过，「私营市场」贿赂并非路路皆通，比如采购经理几乎毫无例外被雇主禁止接受卖方（售货或提供服务）的贿赂（现金、礼物或游宴），Wal Mart便是一个极端例子，其买手出双入对，连与卖方「饮茶食饭」亦有严格的规范。

　　公共领域的贿赂（public bribes）即私人对官员的「进贡」，即使在贪污排名榜上抡元的国家，亦被明文禁止，因为贪官出卖的必然是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把公众利益作为「私人物品」送予行贿者，对不行贿或出价偏低而行贿不成者便造成不公平，有违自由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非禁不可。不过，就社会的总利益（general welfare）而言，贪污贿赂有利而无害，因为其运作与前述恤衫买卖的效应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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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行止 Practices Practice interest practic 商务 竞争 贿赂

我只是不明白，贪污腐败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被视为“丑恶”的东西，在社会主义中国居然能得到支持和赞扬、宣传？

腐败从一次受益环境来说，明显是以公共利益为代价对广大纳税人的出卖，是委托代理机制异化的结果，无论是从短期还

是长期来都是会损害我们的社会法制、人文环境的，为什么能得出：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

如果不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甚至资本主义也要唾弃的人，居然出现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

耻辱！！！！

大家讨论一下，上文中最后一句：“不过，就社会的总利益（general welfare）而言，贪污贿赂有利而无害，因为其运作与前述恤衫买卖的效应如出一辙。”

腐败发生以后，社会福利有没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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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走近林行止：其思想及其人

一，引论 林行止其实是林山木的笔名。对于林行止，尽管在中国内地，由于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他的名字还不是那样广播四扬，甚至于内地的读者对他了解甚少，但是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中文世界里，林行止的名字与香港《信报》的“政经短评”及“林行止专栏”的互动，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对林行止的赞誉更是纷至沓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杜南发早在1980年就指出：“十年前，武侠大家金庸以历史人文睿智，撰写《明报》社评，独领一时风骚，备受好评。今天，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不可不读的香江第一健笔，则属林行止的《政经短评》。”也有人言：“如果说查良镛是香港六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代宗师，那么系出‘明’门、师承查良镛的林山木，则是八十年代的个中翘楚。”还有人称林山木先生为“香港社会的良知”、“中文世界财经新闻的权威”、“香港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之一、“当今中文世界最成功地将知识和意识形态商品化的文化商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无论是社会民众的评论，还是官方(英国女皇授予林山木OBE勋章)及组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认可，都足已说明林行止的工作对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面对着一代“大侠”、宗师，我们不仅需要的是“高山仰止”，更需要的是走近静观，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分享其成功的喜悦，以便让社会中每一分子都能够更好地成长，更好地有益于我们的社会。这样，我们社会的文明就会似“芝麻开花节节高”。正是在这意义上说，如果本文能够把林行止的其人其事跃然纸上，让民众对林行止先生有所知道，有所了解，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以此为肇端，人们就会循其心路去寻找他们所要阅读的书，去追求他们所在获得的知识，去了解一代文化“大侠”的成长历程。

二，林行止生平简介 林行止是林山木的笔名，1940年出生在广东潮州地区一个艺术之家，父亲为陶艺家，母亲为音乐教师。童年时受尽了苦难的历练，也由此在童年时候起体悟到人生真谛。这种历练为他日后的成长、人格的形成、价值观的取向及人生追求的契而不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学毕业后，林山木开始进入社会做事。60年代初在《明报》做资料搜集员，由于聪颖好学、工作努力，深受当时《明报》老板查良镛先生的赏识。1965年负籍渡洋到英国剑桥工业学院留学，主修经济学。在留学期间，尽管其生活并不是那样“太写意，工作时对功课念念不忘，上课时又感到筋疲力竭”，但是林山木还是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其处境与人生，一边课余打工，一边为报纸撰稿。用趣味盎然的文字来化解“吞到肚中的泪水，抒发脑中的积闷”。这里既留学的艰苦，也有为学的乐趣。后来林山木把这个时期的文章汇集成《英伦风采》四册，正是这个时期留学生活的写照。书中既有对英国传统文化的绍介、也有个人面对英人实际生活的观照，更有个人对留学生活的历练与体悟等各个方面，娓娓道来，把读者带入60年代英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林山木先生后来没有循其所喜爱与兴趣的路向而发展，走上文学创作这道路，而与那些“没有灵气”的经济数据、股票价位、统计报表等“俗物”交道，但其活泼的文字、从日常生活中知微见著及把经济学术语口语化的风格则伴随林山木终身。而这点则是林山林及《信报》得以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969年学成后回到香港，被查良镛任为《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主管经济版。林行止主持《明报晚报》时期，恰巧遇上香港战后第一个股市狂潮。那个时期，一般的新闻报纸都不设财经版，《明报晚报》则独辟蹊径，以报导财经新闻为主。这正好吻合了当时社会民众的需求，因此，其报纸出刊后深受广大股民欢迎，很快林山木主持的《明报晚报》就成了民众心中的“财经权威”，而在那样民众对投资知识和资讯缺乏、股民对股市相对盲目无知的时候，其报纸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实在非同小可。而且林山木当时主持的《明报晚报》，不只是广泛介绍各种投资技术和知识，亦有专栏作者对股票的股评，这些股评都好象有点石成金之术，几乎任何股票，一经评点，都可以会身价十倍，股价节节上升。因此，林山木在报纸上介绍当年新颖投资分析与管理意念而在财经报道领域中开始崭露头角。 1971年林山木与骆友梅在香港结婚，当时骆友梅任职电视台，是香港第一位作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的女记者。而与骆友梅的结婚也为林山木人生的道路上涂上浓重一彩笔。因为，后来正是这位伟大的女性，与林山木一起分担创业的艰难，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在主持《明报晚报》3年之后，林山木写作的财经文章基本上炉火纯青，自己创业的人力资本与基础也水到渠成。1973年7月3日林山木与夫人骆友梅创办的《信报》正式开业。但《信报》的诞生生不逢时，当时的香港经济正进入低潮，香港恒生指数由1973年初创下1700点的高峰之后大幅回落，到1973年7月恒生指数下跌到604点。随着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和香港实施灯火管制，市场情况更加恶劣，香港恒指到1974年12月创下150点的历史最低点。以财经为主题的《信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其成长困难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加上业务管理未上轨道，开始投资规模过大，以致亏损甚大。加上创办时合伙人罗治平退股，《信报》的经营更是雪上加霜，曾出现严重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林山木只好忍痛割爱把新的印刷设备廉价卖出。报社也由香港柴湾几千平方米厂房，搬到北角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地方，总编辑室象个火柴盒，只能侧身面而出入。据说，在那最难苦的日子里，由于财政困难无法发工人的工资，林山木把房子也卖掉了，而林太更是典当手饰，以解燃眉之急。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这就是最为鲜活的例子。我们也可想而知，当时《信报》得以生存下来的艰难是一般人难以体悟到的。随着香港经济的回升，《信报》也在生存的挣扎中慢慢地走了过来，1975年中摆脱财政赤字，1976年情况开始好转并慢慢地站稳了脚跟，1978年起《信报》渐入佳境，开始步入顺利发展时期。在以后几十年的日子时里，林行止一直伴随着《信报》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岁月。 当然《信报》得以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六七十年代以后，香港社会与经济开始向现代转化。在这过程中也涌现出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则无论在学术训练、气质和价值观上，都与日趋保守的《明报》格格不入，他们需要新园地，针对新问题，作出他们的回应。这就《信报》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没有林山木和他因应时代所主张的新意识形态，《信报》即不可能出现，更谈不上取得成功。因为，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法则永远是任何个人、任何企业成功必要条件。 林山木的生平看上去就是如此简单，除了到英国留学几年外，基本上是做报纸还是做报纸，写评论还是写评论。但林山木以报纸这种大众媒体却创造了写意的人生，创造了凡人无法攀登上的人生历程。现在林山木还是是《信报》及《信报财经月刊》出版发行人，骆友梅则保留报行董事职务。有一子一女，女儿林在山曾是港台节目主持，现在接替掌管《信报》。

三，无冕之王：社会之利为本 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发达社会中，广大民众不仅具有话事权，也具有知事权。他们需要知道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知道社会事件发生的真相，他们也需要了解这些社会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等等。而这些就是通过新闻媒体诚实公正的报道来达到的。因此，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发达社会中，新闻媒体只有以大众利益为本，才能为民众所接受，才能为民众所赞誉，这也是新闻媒体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根本。 从林行止主持的《信报》诞生之日起，近30多年来，香港社会无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上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由工商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城市转化为金融发达的国际大都会，由封建保守、殖民心向转向为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这些使香港社会一直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民众难以理解、难以适应的过程中。 面对着这种动荡不安的变化，面对着纷至沓来的资讯，如何让民众辨别真伪，权衡利弊，也是新闻媒体大显身手之处。 林行止主持的《信报》通过诚实、公正、开放、辛勤及严谨的采访来报道香港社会发生的事实真相，通过严密认真的理论分析来探讨事实后面的发生的原因。这不仅满足了香港人对现代社会经济资讯与评论如饥似渴的需求，引导他们对前景不确定性的了解，也让《信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强大，并赢得了香港民众的信赖。1997年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对香港报纸的公信力调查显示，《信报》是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新闻。在香港，尽管它的发行量不是最大，但在掌握香港政经、理解中台的局势、俯视国际局势的变化，《信报》长期以来都是文化界、工商界不可或缺的参考。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加快，《信报》对国内高层的影响已越来越大，不仅与经济相关的中央各部委多以订阅，甚至连总理朱(金容)基都每天看之。如果中国今后新闻业进一步放开，《信报》进入中国财经界市场可能会是易如反掌了。当然，《信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最主要的来自于其以社会公利为本的主旨，来自于林行止生花妙笔不畏权贵的敢言，来自于对香港社会每一次文化思潮发生的了解与把握。 林行止曾说过，“《信报》向秉持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永远守在保持警觉的岗位上，务必不被美丽或不美丽、无心或刻意的谎言所蒙蔽，更不容许与那压抑自由意志、独立思想的任何专横态度达成妥协，否则我们便很容易卷入集体愚昧、互相排斥、缺乏祥和而充满戾气的困厄中。”这就是林行止的真精神！这就是《信报》的真精神！ 但是要如实地反映社会百态的真相，并“不是人人高兴的保证，某些事对某些人可能是不能入耳的噪音，我们若因此而避重就轻、隐恶扬善，《信报》的可信便随风而逝，由于这类令某人、某公司、某政党或某政府不快的事情发生在政坛、商界、股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以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信报》因此不可能是一份面面俱圆的公关性刊物。不难想象，为了寻求真相，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说，林行止的评论以社会公利为本，并没有在各种权贵、势力、利益集团及利诱面前退缩，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例如，麦理浩为香港第25任总督，他喜欢轻装外出、到处溜达，遇到什么不顺眼的事情，马上便向相关部门直接指责，从不转弯抹角。他到香港上任不久便订下十年大计，致力兴建公屋、开辟卫生市镇、建造地下铁路，由于表现广受赞扬，听惯了歌功颂德，所以对不同意见和批评十分反感。林行止的政经评论，向来倾向保守的财政政策，对于好大喜功的麦浩理，并不为其权势所累，对麦理浩的不利香港经济发展的方面进行了一些批评，尤其是在廉署成立和收容越南难民问题上，《信报》力陈公署权力过大，无限期的追诉力使纪律部队惶惶不可终日，随时生事，个中得失，颇富过犹不及的味道；至于以第一收容越南难民，林行止更期期不可，认为麦理浩妄自尊大，只计其个人在国际上出风头。在麦理浩临离开香港时，直斥麦理浩在国籍法上出卖香港人，这是既有预见性而又敢言的精神。麦理浩对有关言论更为冒火，三番五次地要人来电说《信报》言论差矣，后来发展到对《信报》采访施行歧视性的政策。但是，林行止并没有因此而屈服。 又如，李喜诚与林行止本为同乡，以往关系也不错。但1987年李嘉诚获得“荷兰水盖”，意气风发，但《信报》对他进行评论，谁知李嘉诚龙颜大怒，下令抽起对《信报》部分广告，令报社损失惨重。这也说明了林山木以社会公利为本，并不以关系的亲疏来否认其根本，也不因个人的财势大小来取悦其喜怒，从而极力地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还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在97年香港回归前，一直是香港媒体炒作得最多的热门话题。对于各方面的矛盾其中的微妙关系，恐怕没有人比林山木看得更为透澈，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而且林行止是香港媒介最早就“97问题”大做文章的人，也是后来问题讨论得最为热烈和深入的人。因为远在1974年，《信报》便开始有文章讨论“97回归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林行止亦每每在关键时刻，会根据问题的矛盾变化，一针见血，提出似是而非，却相当有煽动性的评论，从而激化问题的矛盾，把矛盾更进一步变成问题。他在社评中呼吁香港人站出来说真话，而他自己以身作则，要每一个影响香港人的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都以正直之笔，发出公众所在表达的声音。可以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林行止主持的《信报》，不仅成为了推介香港民众如何赚钱的工具，而且发挥了社会公器的力量，承担着社会责任，引导着香港社会朝着更为公平及繁荣发展的方面走。诗人戴天曾说过，林行止作品，诚可谓大工程，此作品集虽篇幅浩繁，“然笔锋所至，切近肯綮，每能将纷扰世情，尤其中英港矛盾关系，剖析净尽，足以见独立敢言，无畏强横铮铮风骨，是故广受欢迎，藉为时代见证，是诚佳事，亦以见浊世滔滔，无厘头图文狂潮处处，具真知灼见评论，仍不罕珍而藏之有心人”。我想戴天诗人的评价对林行止的作品来说最为中肯了。 四，传播新知：开民众心智 现代经济知识最早由严复译介到中国，严复的译作尽管在作品的选择上，在译作的译力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由于其所表达语言的传统性、学院性，国内民众对其了解少之又少，即使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学人，有多少人读过严复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译作呢？我常对学生说，要不是这几年国内对现代经济学的作品大量的译介，国内民众的现代经济学知识水平永远无法超过马歇尔时代。 可以说，在中文世界里，在传播与介绍现代经济知识方面，《信报》的创刊与林行止评论则是开了先河。这里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报》海纳百川，让一些学有专精的经济学家以浅白的、趣味性的语言把深奥的经济学学术问题化为通俗性的文章。其代表为张五常教授。张五常教授从1983年开始写作《论衡》，基本上开启了一代风气，最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在张教授手中都可以化作民众容易知晓的通俗文章，最大牌的经济学教授都可以写民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上的小品文。从这之后，香港、台湾及内地一大批教授纷纷走出封闭自己的象牙塔，开始面向广大的普罗大众。我正是在这过程中与张五常教授相识的，并有缘师从于张五常教授多年。在多年来与张五常教授的耳闻目睹中，尽管有时候感觉到张教授的一些东西不可理喻，但怎么也不可否认，他是一个经济学的奇才，他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良多。在与张教授的交谈中，我也曾多次表示，尽管张五常教授的一些经济学术论文已经成为其学派的经典，这些文章也会名垂千古，但是他的最大贡献还不在此，而是张五常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传播给整个中文世界。这不仅影响着整个中文世界人们的经济学知识的更新，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且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只要静心地想一想，现在内地许多出台的政策，有多少不是张五常在多年前就已大声呼吁过的呢？ 但是，如果没有林行止慧眼识珠，如果没有《信报》为他们提供一块阵地，最大的天才也不可能光芒四射了。可想而知，别看现在的报纸上关于经济评论的文章铺天盖地，但在那其他报纸视学术性文章如蛇蝎的年代中，林行止要走出这一步是要有十分的智慧与勇气的。当然，《信报》的群英汇萃、议论生风也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信报》也由此风华正茂。 另一方面，林行止用其生花妙笔持之以恒地来介绍经济学的新理论、新知识。因为，象张五常寻那样的专门家来说，，他对经济事件的理解仅会限于自己的理论与自己的洞见，甚至会沉溺于其中而不可自拔。但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在动荡不安与激烈变化的年代中、在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市场里，专家们如果不是随着时代的步伐大踏步的前进，是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对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渴望的。 林行止走的则是另一路向。在过往的半个多世纪中，林行止除星期天及少许的病假之外，每天写一篇二三千字评论，笔耕不缀。到1999年底，其作品已整理成皇皇的68巨册出版，足见其所花的心血与功力。正如林行止自己所言的，他从事多年的政经评论的写作，不仅使其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而且促使了他对现代知识永不止境的追求。林行止的一生读书是他唯一的消遣，这不仅在于为了兴趣和充实自己，而且在于为了传播知识、开启民智不断地鞭策他吸收新的知识和新的见解。 正是这种不断的写作，不断的知识追求，这使得林行止不仅知识广博，而且能够及时地 把握现代经济的新潮流、新理论。他不仅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对国际市场的风 云变化，对中港经济的异动作深入浅出的分析、寻根究底的讨论，即使是街头巷尾的民众毫不知觉的经济现象，他也能理出一条十分精辟独到的经济分析思路。翻开《林行止作品集》，它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贸易、工业、资金、股票、银行、地产、外资市场及财务等等，等等。这些文章不仅多有精辟见解，而且文字生动活泼浅白。人们读林行止的文章，不仅会使人感觉到自己在经济专业知识上的升化，发现所有的经济学就发生在你我之间，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每时每刻，而成了人们的一种知识的追求与兴趣。 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并非以往人们所说那样，这门学问并非专向人们刻意经营谋划，而是寻找人们习以为常的处世处事的理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根本不是处心积虑的手段，而是促成理性选择的部分元素，所以人们作经济分析时不得不考虑其缘由，剖析有关问题时也不得不加计算。这样经济学也不是“沉闷的学科”，而是有血有肉、有理性情感、置身于你我之间的日常用用语。正是这种日常用语的经济学才能吸引人、打动人、启迪人。 林行止的评论不仅在于用浅白的语言把复杂纷繁的经济问题生动活泼地描述之、分析之，而且他还广泛地传播与绍介经济学的知识与理论。从古典时代的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现代的凯恩斯、熊彼特、米塞斯、哈耶克；从历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宏言伟论，到一般经济学者的一已心得，林行止的介绍与评论多以无不涉猎。说来很惭愧，本人科班于经济学，一生职业为经济学研究，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都从林行止的评论中得来。以吾人的知识与职业为背景都尚且如此，那一般民众对经济学的知识更是为会不足了！由此，足见林行止的作品对现代经济学知识传播的广泛与影响。 翻开洋洋洒洒的《史威德作品集》（史威德为林山木另一笔名），翻开《原富精神》及所有的林行止作品，人们一定会感觉进入了一个经济知识的博览会。而一篇《从教科书看经济学的进化》的文章，林行止则能从书店内的书架上所看见的经济学类的一系列教科书，引带出整个现代经济思潮兴起与演进，引伸出经济学进化的缘由，现代经济学的信息与知识尽览其中。既有趣味性，又有资讯性。又如《情人节前的情话》，林行止引用了多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去分析爱情的经济观，独辟蹊径，入木三分。人们读后岂不会联想多多。还有一篇《有前景无‘钱途’的网络狂潮》，把互联网与兴起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电气、火车、汽车、电话及收音机等发明相比较，指出在其过程中，多少投资因投资者对新发明的出现过度兴趣不自量力投入出现“非理性亢奋”而化为乌有，以100多年前的股市为鉴，提醒人们不要陷入这“循环再造”的困境，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知识，这样的一些分析，在林行止的作品中应有尽有。 正是这些知识与分析，既昭承了中国古代以来被边缘化的经国济世之学，又接继了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原富精神，从而改观了中国人传统的“轻商忘利”的观念，满足了香港民众对经济学知识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如饥似渴的需求，也符合了中国内地经济改革开放的需要，填补了由于中国社会急剧的社会变化所造成思想真空。正是在这意义上说，林行止的作品开启了香港及中国的一代风气。 有人曾认为，林山木看通知识的虚幻、看透意识形态的多变和看穿知识分子的虚荣，使他知所依归，成功地适应时代变化，闯出另一条新路。但这条新路，并不代表什么理想，也不是未来文化希望所在。由首至尾，如果林山木有什么理想的话，就是赚钱。如果人们只是看到一些文化幌子，便以为在水沙漠中发现甘泉，并且一厢情愿地托付终生，矢志不渝，那就不仅无知可笑，更复可悲可怜。其实这种评论完全是站在传统的价值观上来评价现代社会。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外是民众生活、习惯、行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集合吗？如果说，我们的文化不是来自于民众的现实生活，不去反映民众的现实需求，那么这种文化一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根本无法找到得以生存的生长点。植根于现实社会，植根于民众，这正是林行止作品得以生存的根本所在。无怪乎，有人曾就“97年以后，《信报》会无多大市场价值”的预言，却被事实击得粉碎！

五，林行止其人 对于林行止其人，我想大多数人都是会从《信报》的林行止专栏中与之相识的。大多数读者一从报摊上取得《信报》就会先读林行止专栏，希望从中得知林行止对最新时事的高论。一般来说，文如其人。读林行止的文章，对各种事态的敏锐、对时事的敢言、对人情世故的通达，一个铮铮傲气之人会跃然纸上。但现实生活中的林行止则迥然不同，他大智若愚、深藏不露，人们多以只闻其名不知其人；他为人谦逊，从不以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地位傲然于人。一般人与他相处，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信报》老板或专栏作家，你也不会感觉到他为香港社会不可靠近的名流，而是一个慈祥的长者，一个引导你奋发向上的导师。 我也是读到林行止的文章与林行止相识的。在90年代初，由于受种种因素的限制，香港的出版物在国内很少见到。我到北京上学后，北京图书馆也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早在1995年，我不经意地在不开架的港台阅览室找到《史威德作品集》，书一到手，整整在图书馆读了几天把四册书读完。在那几天里，每天都是被图书馆的闭馆铃声驱赶而依依不舍的离开。掩卷而思，一股惬意畅快的感觉油然而生，在我知识的框架里还没有如此知识、兴趣、引人入胜的经济学书啊！ 1998年初，我受张五常教授之邀来到了香港，从此我也成了《信报》最忠实的读者。我不仅自己每天阅读专栏中的每一篇文章，而且极力把这些文章推荐我的学生，推荐我国内的同事。也正是这阅读中，我也开始尝试写一点经济问题的短评。可以说，如果没有林行止的文章的引导，我是一辈子无法走上这条路的。 也正是在这种阅读与写作中，萌发直接向林行止先生请教的想法。因此，贸然写了一封信给林行止先生。信寄也后，心里有一种惘然之感觉，因为，据以往的经验此信肯定会石沉大海。但是，结果是截然与自己的想象相反，过几天就收到了林行止先生给我的回信，并约我在某个时候到某家酒家共敬午餐。要知道，一收到林行止先生这封信，我心里不知有多美，立即打电话给我太太和我儿子，让他们也一同分享这份愉悦。后来，在酒店与林行止夫妇相见，信如其人，其友善、谦和我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从此，我有了一位如何做人做事的导师。 有人称林行止先生是个典型的工作狂，他每天只睡四小时，经常由朝九做到晚五，早上九点工作一直到凌晨5点。几十年来，林行止除了偶尔几次小的病假之外，一直就在读书、写稿，写稿、读书。正因为这种契而不舍的努力，不仅让《信报》走出困境，林立于竞争激烈的社会，而且也为中文世界积累了一笔永远不可磨灭的文化财富。皇皇巨大的68册作品集，2000多万字，不是林行止先生百分之一百以上的努力，谁可做如此成就呢？尽管中文世界不象欧美发达国家那样，成为一份报纸的专栏作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往往会被推崇为知识界的最精英人物。如美国的专栏作家卡特·立曼就跻身于美国开国以来知识界名人录的排名中，不过，不久的将来，社会对林行止的贡献一定会得到更多的肯定。而且读者对《林行止作品集》的阅读，自然会加深对林行止的了解。

好文章，我买过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