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9楼的话题，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侠女复仇记》，看着片子里的主人公衣食无忧，生活得自由自在，不禁想起来该不该用“经济人”去分析古代社会中的人；前几天还去了三星堆博物馆，看着四五千年前人类活动的遗留物，特别是精美的青铜器时，发现竟没有一件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工具），试想在那个部落首领指派一切生产、生活活动的部落中，部落首领没有为什么不用青铜器制造农业生产工具，这样他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在那种环境中他得到更多的财富，生命有更多的保障），而是用来制造大量的祭祀用品呢？
卡尔·波兰尼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仅在19世纪和西方世界，市场才成为配置资源的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和1800年之前，社会主要依靠互惠和再分配来实现这种功能。他提出了互惠、再分配、交换和资源的家庭管理这些概念。接着他用这些概念去论证，在这些时期，市场几乎不可能配置资源；相反，交易能满足那些由非经济因素促成的需要，是分配的制度而不是市场去决定资源的交换价值。（转引自乔治·达尔顿编：《早期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经济：卡尔·波兰依论文集》（纽约：铁锚图书公司，1968；S. C汉弗莱斯：《历史、经济学和人类学：卡尔·波兰依的研究》，《历史和理论》第8卷1969；转引自《晚期中华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拉蒙·迈耶斯，《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
诺斯曾针对波兰尼的观点提出：“其他配置体系塑造了经济组织，而这些体系却不是建立在经济行为之上的。”（North：《历史上的市场及其他资源配置制度：对卡尔·波兰依的挑战》，《欧洲经济历史评论》第6卷，第3期1977；转引自《晚期中华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拉蒙·迈耶斯，《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孤立地看North的这段话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是不是也反对用“经济人”和经济学分析方法去看待前工业社会呢？
M.I芬利认为经济分析的有效工具对早期社会经济的运用是十分有局限性的，而新的概念，却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发展完成的概念，对确定这些经济的实际运行更有用。（芬利：《古代世界》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芬利提出了他的概念，如：特权社会的秩序、地位或名誉、消费中心、国家的特殊作用等。转引自《晚期中华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拉蒙·迈耶斯，《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
卡尔·波兰尼对此的解释采用了“嵌入说”：“经济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领域，在前工业社会中经济是嵌入于社会、宗教以及政治之中的。这意味着，像贸易、货币和市场这样的现象是由谋利以外的动机所激发的，并和具体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引自《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甑志宏，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4）。
Lipton, Michael对此的解释是修改了理性人的目标（由“收入最大化”改为“效用最大化”）：
“理性的个人在试图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收入最大化，这是理解不完全市场经济中人类行为的关键所在。在仅够维持生计的农业中，农民的目标是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的最大化而不是产量的最大化，因此歉收可能使他的生存本身面临威胁。”( Lipton, Michael，1968，“The theory of the Optimizing Peasa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April)，转引自《制度变迁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转载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盛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林毅夫对此的解释是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随着统治者财富的增加，财富的边际效用在递减，其他商品（如威望、历史地位等）的边际效用却在增加。因此，统治者将用对威望和其他商品的追求代替对财富的追求。”（《制度变迁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转载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
盛洪坚持认为“经济人”是一个通用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概念，现代人和前现代人的区别不是是否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追求的方式。他将努力分成两种形式：生产性努力（为了获得收入而进行的创造新财富的活动）和分配性努力（将别人已有的财富转变为自己的财富的活动）。并认为闲暇也是一种财富，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方式：生产性努力、分配性努力和闲暇。（《生产性努力的增加》，盛洪，转载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盛洪其实也是不自觉地修改了理性人的目标，从收入最大化变为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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