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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
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
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
。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
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
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
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
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
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
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
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
属重要。我们要研
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
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
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
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
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
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
眼光所到，似乎并为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
。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
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
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
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
，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
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
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
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
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
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
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
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
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
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
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
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
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
二
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
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
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
《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
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
同而已。要之，士的势
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
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
。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駸駸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
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
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
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
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
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
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
《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
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
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
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
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
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
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
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
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
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
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
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
三
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
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
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
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
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
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
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
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
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
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
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
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
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
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
们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
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
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
。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
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
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
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
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
，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
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
四
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
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
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
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
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
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
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
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
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
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
，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
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
。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
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
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
决。
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
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
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
，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
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
》所云：“猗顿用盬阉起，而邯郸郭综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
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
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
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
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
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
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
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
。
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
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
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
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
！
五
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
。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
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
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
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弄、恤贫、救荒
、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
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
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
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
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
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
，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
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
，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
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
，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
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
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
又如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但若因
此而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一向轻贱商人，则亦不尽然。《左传》云：“通商惠工”，此四
字为历来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给予商人以种种之便利，又如
说“关市讥而不征，”当知历来商税皆不高，有些时且不征商税，商品在全国各地可以
自由流通，绝无阻滞留碍之虞。如在晚清咸同年间，为平洪杨乱事，创办厘捐，当时曾
引起极大争持，此等皆是一时不得已而为之。诸位当知，中国政治传统，只是防止商人
专为牟利而妨害了社会，却并不允许政府专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贱商之说亦不公
允。
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在古代已甚发达，如南朝以下之广州，唐代以后之扬州，此等城市
，其商业繁荣之情况，屡见于历史记载，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
《太平广记》一书，其中所载琐事轶闻，大可想见在当时中国各地之商业情况，足可打
破我们所想像中国永远留在农村社会之一假想。我们尽可说，中国工商业一直在发展情
况下繁荣不衰，惟遇到达社会经济物质条件足以满足国民需要时，中国人常能自加警惕
，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转换方向，将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国历代
工商业生产，大体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诸项目发展到一个相
当限度时，即转而跑向人生意义较高的目标，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业品能予以高度
之艺术化。远的如古代商、周之钟鼎、彝器，乃至后代之陶瓷、器皿，丝织、刺绣，莫
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们所谓文房四宝，笔精墨良，
美纸佳砚，此类属于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质之精美，制作之纤巧，无不远超乎普通一
般实用水准之上，而臻于最高的艺术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决非由牟利动机在后作
操纵。又如中国人的家屋与园亭建筑，以及其屋内陈设，园中布置，乃及道路桥梁等，
处处可见中国经济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观点上，而不放纵牟利上。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
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
发展史。
说到工业，中国历史上有几项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后的万里长城，又如隋代与元代所
开浚之运河。此种大工程，亦莫不与国防民生实用有关。总而言之，中国人只注意经济
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着意在人生美化上。虽中国民族亦具有伟大的制造工艺才能，
但亦都不从牟利上着眼。故经济之向上发展，虽同属于一种物质方面的，而西方则偏在
科学机械方面，中国则偏在艺术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人生美化艺术化，亦属仁义方面。科学与艺术，亦是一种义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
发明，则为一种大不仁。可见中国传统经济观，均是一种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
，不重经济。经济只以辅助人生，非以宰制人生。于是经济发展，遂成为有限度的。
六
在中国古代有一书，名《周官》，亦称《周礼》。此书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奇书，犹如西
方希腊哲人柏拉图之著有乌托邦《理想国》。此书当属战国末年人作品。书中假托周代
官制，有意把政治、社会、经济、教化冶于一炉，是亦主张一种人文主义之经济政策者
。后人遂多疑以为乃周公著作。
后代曾有三位政治人物，想依照此书推行新政。一为西汉末年之王莽，一位南北朝时代
北周之苏绰，一位北宋神宗时之王安石。此三人中，结果二王推行新政都失败，惟有苏
绰一人成功了。这因王莽、王安石皆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佳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裁
抑工商业太甚，以至失败。而苏绰则在社会经济条件较不佳之情况下，来推行周官政策
，故不见有裁抑工商业过甚之病。
此处亦可看出中国历史进程中之一种中和性，不走极端，不为过甚。而同时亦见中国历
史传统，本不专向裁抑工商业一方推进。过分裁抑工商业，必然将招致恶果无疑。若我
们仔细一读王莽、王安石两人之政治失败史，便可透悟此中消息。尤其当王安石时，一
辈旧党反对新政，此辈人亦多属儒士，可谓与王安石在学术上仍是同一路线者。我们若
仔细去读当时那些反对派的言论，更可透悟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经济观点之内涵意义之
另一方面来。
近人粗治西方思想，震惊于王莽、王安石两人之经济措施，有些与西方意见若相暗合，
却不懂他们究竟为何失败，于是尽骂中国人守旧，尽骂中国传统轻视工商人，此等皆是
推想失实。
七
根据上述，我将重新指出我以前所一再提及的，即中国历史之浑融一体性。故我们要研
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
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
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
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
现在再论到中国经济中几项特有情况，有很多问题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见或少见者，而亦
遂为今日国人所忽略了。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言，一个时代，若其物质上之积聚多而消散
少，此时代即富而安，否则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骄奢淫逸，而浸淫及于士大夫生活。又
如政府之冗官冗吏，过量开支。对外则有防边与开边，或穷兵黩武。凡此种种，皆足以
招致国库空竭，人民贫乏。如汉武帝远征匈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但到末年，终不免
有轮台之诏，自悔当年之措施。唐中叶以后，亦可说是因于有一种接近帝国主义之向外
扩张，而招来国内之不安，乃至生出五代之黑暗时期。又因中国国防线太长，如宋代，
如明代，皆因防边而动用浩大之财力，耗散浩大之人力，亦为造成当时国势衰弱之一因
。又如河患与漕运两问题，此亦为中国历史所特有。黄河屡有泛滥溃决之患，历代专设
机关特命大员设法防治，耗费甚巨，常因
此而激起社会的经济危机。漕运乃指水道运输粮食言，或运至京师，或供应边防，或沿
途分储食廒，皆称漕运。此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消费，皆因中国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
起。此黄河与漕运之两大问题，在中国史书中，历代均有详细叙述。此两事，每使历代
政府岁糜巨帑，耗费国家财力，不可计算。欲研究中国经济史，此等特殊问题亦不可不
一加注意。
又如唐以前之门第社会，虽若迹近封建，导致不平等，然当时之大门第实为社会财富之
积聚中心。社会因由此积聚，而使一般经济易于向上。唐以后，则是一个白衣进士的社
会，财富分散了，经济无积聚，好像更走上平等。但一切社会上应兴应革之事，反而停
滞，无法推动。此因社会力量因平铺而瘫痪了，不易集合向前发展。此一问题亦极重要
。但在今日讲来，已是历史上之过去陈迹，因亦没人注意了。但此实是宋以下中国常苦
贫乏之一因，值得再提醒。
但若总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自秦迄清，直到道咸年间，向来可说是较佳于
西方的。经济落后，只是近百年事。我们尽可说，在近代科学兴起，而中国经济遂见落
后。此下我们将如何引进近代西方之新科学而又能保持中国经济旧传统，即仍然保持中
国一向坚守的人文本位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使新科学兴起后之经济发展，仍不致超
水准而走向无限度与不必需的发展上面去。此是一大问题，有待中国自己此后新起的经
济学家来设计，来督导，来创立一种适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经济思想与政策及制度。在
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
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
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西方人有他们一套浮士德式的无线向前精神，有他们传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财利
主义。他们一意提高物质生活，而把其他人生尽追随着向前。我们明知此一套精神实为
中国社会所不易接受。而他们这一套精神，亦已弊病百出。但我们偏要勉强学步，则所
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
，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
即就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而言，如钞票是发明在中国的，如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
金融措施，亦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若把中国经济史上种种出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方法
和制度等，一一罗举，亦足增长国人之自信。我们今后正须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
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则首先得回头一看中国过去的一套经济史。这更
是我们研究此下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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