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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2004年10月13日）
问：左大培教授， 您在最近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网民的热烈支持和赞扬。但是也有少数网民对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您“没有自己系统的论著”，“需要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应当多读点书”等等。您怎样看待这些批评？
左答：从说话的口气看，这些批评多半都来自我的经济学同行。其实您转述的并不是最尖锐的批评，最极端的说法是我“比小学生的水平还低”。我倒是很感激这些匿名的人当着大众对我发出了这样的指责，因为这使我有机会向普通民众炫耀自己的学问。如果没有这些人当众指责我没学问，我向读者去大讲自己有多少学问一定会使人把我看成是一个喜欢自吹自擂的人。
对那些热烈支持和赞扬我的广大读者和网民，我当然只能表示由衷的感激。网上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也有不同的3种：一种是与我讨论实际的问题，我应当以适当的方式与他们进行认真的对话和讨论；第二种是给我扣政治帽子，如“反对改革的极左分子”之类。我这样的学者对这一类的政治帽子当然只有不屑一顾的轻蔑。第三种对我的指责是贬低我的学术水平，说我的学术水平是如何之低下。对这种指责我有责任回应，以便让广大群众了解实际情况。
问：那么，您到底如何看待这些说您学术水平低的指责？
左答：这些指责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胡说八道。由于发出这种指责的人都是匿名，我无法判断他们到底是否真知道我的底细。但是我敢断定，他们之所以发出这种指责，是因为我正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揭穿了他们的主张如何之荒谬。他们在被驳得无话可说的情况下，气急败坏，只好用人身侮辱式的语言来贬低我的学术水平以便泄愤。
问：我也注意到，他们这些说您学术水平低的指责，都是在您仔细说理的文章之下的批注。
左答：问题就在这里：对我不作有理有据的反驳，却说一句“水平太低”来回应。我只能把这理解为理屈词穷之下的骂人出气。这就象在法庭辩论中被人驳得无话可说之后，还要硬说一句“你的水平太低，我不屑于和你理论”。说完这种自我安慰的话之后，他当然就可以象阿Q那样“得胜回朝”了。
问：可是您又怎么能证明您的学术水平不低呢？据我所知，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学生，没有学完中学课程。
左答：只能说是“没有在中学里学完”。“文化大革命”发生时，我才读完初一。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考上了大学。但是在这期间我自己自学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包括几何等基础的数学课。自学者当然有缺点，不象在学校学习那样有系统；但是也有优点：自学数学使我真正领会到了理性思维的精髓。
至于我的水平问题，我倒有兴趣谈一谈。我现在能不费力地以英文和德文这两门外语阅读专业的文献书籍。我在德国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是用德文写的，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基础》的中译本是我从德文直接翻译的，梁小民教授从英文译出而于2001年出版的米塞斯的著作《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则是我校的。
问：瓦尔特·欧肯和米塞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袖人物。
左答：不错。欧肯是德国“弗赖堡学派”的领袖，米塞斯则是新奥地利学派的两大创始人之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在二次大战后初期“蒙贝尔兰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提到了这一点。1995年我从德国回国时，欧肯的女儿曾邀我到她家去商谈欧肯著作翻译成中文的问题。她的儿子（欧肯的外孙）是个记者，他曾经让我告诉他，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哪里提到过欧肯与米塞斯的这场论争。我当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我对弗赖堡学派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欧肯的家人也要向我请教的程度。
我学术水平的另一大标志，就是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内生稳态增长模型的生产结构》一书（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网页上看到此书的内容）。该书以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等数学工具，论证了要实现卡尔多式的内生稳态增长，各种物品的生产函数必须有什么样的数学结构。该书总共有近30个数学证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数学出身的李绍荣老师仔细审阅了全书，认为我的数学分析没有问题。
我只需指出这两点，就足以证明我在学术上有多高水平。说我的水平低于一个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那意味着普通的小学生都应当能用两门以上外语阅读专业书籍，而且能以高等数学论证经济学上的定律。我倒很希望这是确实的事实，那样我们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就绝对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可惜的是，世界上大概没人会相信这一点。
问：您为什么不谈谈您的学历、论著，这难道不是您学术水平的最好证明吗？
左答：我于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朱绍文教授。
问：这么说，您是“土鳖”了？
左答：我确实不是“海归”博士。不过我也沾点“海归”气：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我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两度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研究成果都是用德文写的。
问：那您是“海归”的博士后，更应该有吹嘘的资本啦！
左答：我不愿吹嘘这些东西，因为学位并不能正确地表示一个人的真正水平。我看见过许多水平很低的经济学博士，不会作任何象样的经济分析，而只会胡说八道。连在外国作博士后的人，也有一些徒有其名而没有多少学问。特别是现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培养的博士，更是无奇不有。我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他碰到过一位“民营企业家”，正在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其化学知识还不如我的这位老同学。我的这位老同学说：“你要知道，我的化学知识也就是中学水平！”连工科的博士生都是如此，我还怎么好意思拿自己的中国博士学位吹嘘呢！
问：那么您的论著呢？
左答：按美国人的学术惯例，学术水平应当以在纯学术的刊物上发表了多少文章来衡量，当然那得是美欧各国的学术刊物，中国的经济学刊物是不能算数的。但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接受这样的衡量标准。更何况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前些年在中国的媒体上大出风头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几乎个个（除了林毅夫之外）都是不够格的。所以我就干脆不问这些外在的标准，直接拿“能作什么”来衡量自己的水平了。
问：难道您不认为，您的经济学知识还不够系统吗？
左答：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已经连续讲授了6年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了。我用的是美国的权威教材，讲授的都是当代的数学模型。我讲授的这两门课程就是对我的经济学知识系统性的最好检验。
我愿意最充分地尊重那些指责我经济学知识不系统的人，假定他们的水平比我高。那意味着他们至少要能够使用3门外语进行写作，能够使用最艰深的数学工具（远比一般的高等数学艰深！）解答经济学中最难说清的问题，证明了30个以上的定理，而且比我更系统、深入地掌握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那我真诚地邀请这样的先生莅临观摩我的经济学教学，逐一指出我的错误，说明我掌握的知识是如何地不系统，还要作些什么补充和深化。经这样的大师一指点，我肯定会作出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
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恰恰是那些说我的经济学学得太差的人，如果参加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的考试，恐怕会落得个不及格的下场。
问：我相信，说您经济学知识不系统的人，是说您没有系统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知识。
左答：您说的是中国经济学界最近这些年流行的那种“新制度经济学”吧？中国的这些“经济学家”搬弄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其实只不过是一堆胡说八道。
这种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名义上是从美国的科斯等人那里搬运过来的，实际上多半是中国人一知半解的瞎说。就是美国的那些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的大学中也多半被看作是邪门歪道，至多是一门无关紧要的补充学科。在西方的大学中，正宗的经济学科目就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一个人只要系统地掌握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就算是掌握了经济学的系统知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制度不重要，而是因为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还多半是未经证实的假说，因而不能看作严肃的经济科学。
至于中国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在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乱七八糟的编造，因而充满了误解、歪曲、东拉西扯的发挥和毫无根据的断言。张五常最近十几年已经成了这一类编造的大师。这种编造的典型例证之一是对“企业理论”中的“剩余控制权”假说和“剩余索取权”假说的曲解和发挥。我最近写的《别把企业理论的假说当教条》一文，就彻底清算了这方面的歪曲和毫无根据的发挥。
总之，对中国的这种“新制度经济学”，问题并不在于掌握得系统不系统，而在于如何清算其思想谬误。如果让我对它有什么系统了解的话，那我会把它批得体无完肤。不过我真没有那份功夫去听这一套歪理邪说。最低限度，对这样的“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不知不为过，相信必有错。我自己所写的两本著作对制度问题作了远为深刻系统的论述。
问：那么您到底是否缺乏系统的论著？
左答：您是说写一本《经济学原理》之类的书？我确实没写过。我认为，现有的经济学体系，无论是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都有完美的著作甚至教科书来加以阐述，用不到我再作重复劳动去写这一类的论著。我更不会抄别人的书来“著”一本《博弈论》以“系统地阐述博弈论”。我觉得这样作已经有“无耻”之嫌。
至于我对经济生活以致整个社会生活的分析，我早已写过一本通俗的著作来加以系统的阐述，在其中我已经把“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各种学说从根本上驳倒。这本书就是2002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混乱的经济学》。此外我还与裴小革合著了教材《当代世界市场经济模式比较》（199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一书的修订本），该书系统地说明了当代市场经济的各种主要经济模式，并从一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上说明一国为什么实行其特定的市场经济模式。
那些说我没有系统的论著的人应当先好好读一下我的这两本书，再来评判我是否有系统的经济学说。不过我断定，他们不会有那份耐心，因为那里对“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既尖锐又深刻，只怕他们读不完就气昏过去了。
问：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您写过这两本书，所以才没读过您这两本书。
左答：他们无知，那不是我的过错。《混乱的经济学》曾经是2002年北京经济学类的畅销书，不少大学的经济学专业都指定它为参考书。我没有必要再为它作广告宣传。
我赴德国博士后访问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一本薄薄的德文小册子《不同经济体制中的激励机制》，其中力图论证弗里德曼“预期增广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微观基础，并将这种分析运用于苏联式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由微观激励机制论证其中经济增长速度与短缺程度在短期与长期的不同替换关系。光从该书的论述目的，您就可以体会它的研究是多么系统而深入。我正是从这个研究中明白了，为什么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短缺，以及为什么以“大爆炸”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前计划经济国家都经历了生产水平的急剧下降。这也是我的一本纯经济分析式的系统论著。
问：这本书译成中文了吗？
左答：没有。
问：那就不能怪那些人说您没有系统的论著，因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懂德文。
左答：他们不懂德文，难道也是我的错吗？这正用得着他们教训我的话：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家里老老实实作点学问，学点专业德语呢？我都用德文写出来了，他们却读不懂，他们却反而振振有辞地指责我不好好作学问，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这就联系到最近论争中的另一件事：程恩富教授带领我们全国各大院校的10大教授联名发表声明，反对将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有人就在网上评论说：这些都是三流的《资本论》研究者，研究《资本论》的一流学者不会赞成他们。
我当然能猜出此人所说的“研究《资本论》的一流学者”都是谁：其中一定包括那位《资本论》专业的“老教授”，此人前几年已经成了中国富人阶层的代言人之一。但是可惜的是，该人虽然在其所著的书中列出了许多外文书作参考文献，熟知他的人却告诉我，他连一门外语也没掌握，更不要谈读德文版《资本论》原文了。十大教授中的别人我不敢说，但我本人可在20多年前就开始读德文版《资本论》原文。《资本论》原文是用德文写作的，“一流《资本论》专家”读不了德文原文，我这个“3流学者”却读得了，谁的学问更大，这不是明摆着吗？我在十年前就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这位“一流《资本论》专家”叫板：拿一段《资本论》德文原文来，看咱俩谁读得懂，那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学者。可惜我一直没找到这样的机会。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就盼着那些“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把问题扯到“学术水平”和“老实作学问的态度”上来。20年来，一直有左翼的朋友劝我不要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的“象牙之塔”中，但是我从未动摇过在学术上的不懈努力。我之所以这样作，就是为了练就学术上的18般武艺，有朝一日能够对那些权贵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叫板说：“你的学术水平比我低多了！”在今天关于国有企业的论战中提出我的学术水平问题，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学术这块阵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永远也休想越过我的狙击。我一直坚信我是一颗学术上的原子弹，能够摧毁“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一切“学术阵地”。
问：是啊，我相信那些说您学术水平低的人一定会后悔，承认不该给您这样一个机会来对自己的学术水平大肆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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