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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的立国之本与强国之道

——创新专家郎加明纵论“矛式发展”与“盾式发展”方略

“创新思维是第一思维，创新理论是第一理论，创新方法是第一方法”、“制创新权”、“创新是拉动三大需求的发动机”、“中国应设立‘国家创新节’或‘中国创新节’，联合国应设立‘国际创新日’或‘世界创新日’”……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创新思维的著名学者，郎加明总是能提出一些独特的见解来。本着探讨以创新思维应对金融危机的主旨，《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创新中国培训联盟常务副主席兼首席专家郎加明教授。
创新是创新者的心灵之光

《科学时报》：目前，金融风暴所及，房市低迷、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郎加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下虽有不同的称谓，如“金融风暴”、“金融海啸”、“经济危机”……但第一波主要是冲击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业，第二波则必然冲击商业领域，并辐射到第一、第二产业等实体经济，那时候就是全面的经济危机了。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ZF缺失市场监管、一些金融机构管理层贪婪、多数民众不储蓄而忘情消费，特别是金融过度创新，结果把巨大的风险传导于整个世界。这是一次典型的“美国得病，全球吃药”。

《科学时报》：难道创新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吗？

郎加明：凡事必须有度，创新也不例外。大家看一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金融创新的过程和原理便清楚了。在美联储连续降息的货币政策刺激下，金融业为追求更多的利润，放贷机构（含银行、信贷公司）把贷款提供给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即还贷违约风险较大的次级抵押贷款房主。然后，经所谓权威评级机构协助，把数量众多的“次贷”包装成优质债券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而投资机构则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派生出一系列脱离原“次贷”基础价格且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转售给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如此，起初的次级贷款就被逐级放大成为几倍，甚至数十倍外表五光十色、内部风险巨大的金融衍生品。

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这种以“（新概念+计算公式）×创新方法”为特点，以“放贷机构——评级机构——投资机构——认购机构”为运营链，其规律是对消费者及ZF监管机构突显概念的超炫、权威和计算公式的复杂、科学，而故意将金融业务创新和工具创新中具有“原子弹爆炸”乘数效应的创新方法隐形，打造了一个并不创造多少价值的“抖空竹”式经济舞台，即“演员们”都抛来抛去时异常繁荣，但只要有一两个人停下来便整场谢幕的“杂技剧”，使得虚拟经济的价格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价值，把投资者交易的股市变成了投机者博弈的赌场，并导致股市泡沫最终破灭。所以，由华尔街精英们创意策划殃及全球的“无限”金融创新，便是某些“但求目的，不择手段”道德沦丧的创新者过了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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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 金融机构管理 美国次贷危机 中国发展战略 金融衍生品 联合国 创新思维 发动机 研究会 战略学

《科学时报》：看来创新者的品德很重要。

郎加明：创新是创新者的心灵之光。据我多年研究，创新者实际上是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是阳光创新者，即德才兼备全心全意为人类、为国家的创新者，如发现“镭”、“钋”元素的居里夫妇，创造“鸳鸯阵”抗击倭寇的戚继光，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创作《英雄交响曲》的贝多芬，培育超级水稻的袁隆平等；第二类是月光创新者，即有才缺德，主观为自己、客观利社会的创新者，像创造宋体字的大奸臣秦桧、发明可盗墓亦可科学勘探“洛阳铲”的盗墓贼李鸭子、首创高速公路的纳粹头子希特勒、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大贪官培根等；第三类是星光创新者，即德才平常偶有灵感闪光的创新者，如解放军第二炮兵士官陈留军只花5元钱便成功革新“导弹瞄准辅助定位器”，诸如此类的小改革、小创意、小发明等；第四类是磷光创新者，即失德邪才心胸尽为鬼蜮伎俩的创新者，如发明用后进者的钱去“养”先投者“金字塔骗局”的查尔斯庞氏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曝光的诈骗500亿美元的美国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以及创造花样百出与众多女明星乱搞“艳照门”事件的香港艺人陈冠希，便是磷光创新者。

《科学时报》：从道德与创造能力结合的角度对创新者进行分类，对于我们看待不同的创新行为有什么帮助？

郎加明：创新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无疑，人类、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是阳光创新者，即品德好、才智高、胆魄大、毅力强的创新者。我过去所说的“创新者是最伟大的劳动者，创新思维者是最伟大的脑力劳动者”，就主要是指阳光创新者。不过，阳光创新者作为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理想境界的楷模，总归是少数人，尤其在“明星取代英雄，美女挤走学者，低俗覆盖高雅，娱乐顶替文化，山寨冒充原创”的世风下，这类人将会更少些。但是，阳光创新者永远是人类的希望、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脊梁。同时，我还想：既然人类世界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一个国家就不能没有一定的敌人，一个社会就不能没有个别的坏人，否则，人类的智慧便会衰退。所以，从“物竞天择”进化论的意义上看，且不用说阳光创新者、月光创新者、星光创新者，即使是磷光创新者，因对其他人有反面教材的砥砺作用，也许比猪猡似的慵懒之人更有贡献些。

历史钟声：先做强后做大

《科学时报》：若从“金三极创新思维”理论来看，您认为，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发展经济？

郎加明：“极”在汉字中，蕴藏着可作为创新及创新思维的枢纽性概念的重大“天机”。在“金三极创新思维”理论体系中，“极”（polar）是指具有突显性、独立性、价值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事物或现象，“三”则是个哲学数字、思维数字、方法数字、创新数字，而创新就是创造新极（New polar）——横向上“与众不同”的“唯一”或纵向上“前所未有”的“第一”。

同样道理，就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体制来说，也无非是三种方式：“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经济”。众所周知，以殖民掠夺、贩运黑奴、种卖鸦片、侵略索赔或工业革命、海外贸易等手段，“掘金”起家的英、美、法、西、葡、荷、日、意、比、澳等原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即一直实行市场经济，其特征是由“看不见的手”操纵自由发展；苏、中、保、波、捷、阿、罗、古、越、朝等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曾全部实行计划经济，其特征是由“看得见的手”操纵集权发展。最后，似乎是市场经济战胜了计划经济——最有名的案例是当柏林墙推倒后，人们看到的是西柏林建筑各异、商品繁荣，东柏林板楼灰呆、市场萧条。一时间，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计划经济扼杀民众创新能力的说法几乎成定论。不过，许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在“为国家实力强大人民富裕幸福而奋斗”的战略目标，以及排除采用残暴手段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下，作为思维方法，到底是以“先做强，后做大”还是以“先做大，后做强”发展经济更好、更快些？

《科学时报》：愿闻其详。

郎加明：对于创新或曰成功，我发明过两个公式：一是“创新=目标＋知识×方法＋行动”，二是“创新=方向×方法”。

显而易见，“创新=目标＋知识×方法＋行动”是“普适版”，“创新=方向×方法”是“精华版”。“普适版”与“精华版”的共同点是：创新是“方向的唯一”和“方法的第一”。即创新方向是绝对不能错的——“唯一”的，而创新方法是相对灵活的，但其作用却是乘数效应的——“第一”的。

前苏联在斯大林时代采取计划经济，重点发展重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钢铁工业、军事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用30多年便建设成为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当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面对国民党把能带走的带走（如带走大量的黄金、白银、珠宝、文物和大批的专家学者、机器设备、科技资料等）、能炸掉的炸掉（将许多工厂、桥梁、舰船等炸毁），留下的是200万特务、土匪、恶霸等的烂摊子，也采取计划经济，全国人民勒紧腰带但斗志昂扬，集中力量建设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勘探和开发煤、铁、铜、金、银、镍、铀、稀土、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兴办学校、医院、科研院所，修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电站、风洞、大桥、军事基地等，直至制造出机床、水压机、内燃机、发电机组、联合收割机、飞机、汽车、火车、轮船、坦克、大炮、核潜艇、卫星、导弹、原子弹、氢弹……硬是在2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包括俄、法、英、德、美、日等在内的104个国家建交。

接着，中国于1978年12月开始改革开放，随即实行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家电、房地产、建材、食品、服装、化妆品、珠宝、花卉、旅游、金融、会展、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等行业，创办沿海经济特区及各地科技园区，新建大型造船厂、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高速公路、核电站、青藏铁路、长江三峡工程等，香港、澳门回归，加入世贸组织，载人宇宙飞船上天，举办奥运会，30年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综合国力大为增强，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及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则跃居世界第一位。

在此还应补充的是，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在1949年以前至少也曾有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可却是“一盘散沙”、“一穷二白”，长期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人被西方列强耻笑为“东亚病夫”、“华人与狗莫入”的劣等人。另外，现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也是市场经济，为什么它们也还那么贫困呀？

《科学时报》：1949年以前的中国及当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说法很新颖，这说明什么问题？

郎加明：诚然，前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的主因，是由于70多年实行计划经济，畸形发展重工业，热衷与美国军备竞赛和争霸世界，不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毛泽东时代中国老百姓生活也是清苦的，可那是为了筹集国家工业化原始资金，还清前苏联债务，以及为打破外国封锁而进行对外援助等。但是，请注意：前苏联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变成超级大国的，中国也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创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体系的，并且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才使国民生产总值剧增富起来的。

大道无形，大道相通。此间，我认为，蕴涵着三大规律：一是先做强，后做大，这是包括国家及地区，以至企业、个人发展的最佳策略（如跨国连锁公司“后做大”规模的前提，便是“先做强”其旗舰店）。二是先计划经济，后市场经济，这是发展的最优组合（中国崛起、前苏联衰败的奥秘，就是前苏联只实行计划经济、后未转型市场经济）。无疑，先做强、后做大和先计划经济、后市场经济，是卓越的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对此，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及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因为他们带领人民创造了世界新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每当遇到经济危机时，“市场与计划（国家干预）相结合经济”，是发展的最好体制。对于这个“法宝”，美国罗斯福已在20世纪30年代以“新政”的方式祭用过，奥巴马于2009年也以“经济振兴计划”的名义动用着。

矛式发展与盾式发展

《科学时报》：您是如何发现和总结出先做强，后做大这一规律的？

郎加明：实际上，人的知识有三种：书本式知识、体验式知识和感悟式知识。我能发现和总结出亦适用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先做强，后做大的规律，得益有三：一是青少年时期读军事著作，深受努尔哈赤“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影响；二是亲身到2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考察的研究结果；三是我于2004年至2009年在中国航油进出口有限公司任总经理5年时间，所经历的在21个国家及地区进行石油、机电、化工等国际贸易的实战体悟。

《科学时报》：在先做强，后做大之后，您觉得中国发展经济还有更好的路径吗？

郎加明：毋庸讳言，先做强，后做大，说到底即或是“赶超”，也仍是属于在同一条跑道的延长线上“万马奔腾”比赛“第一”的游戏，还不是由于在另辟蹊径的平行线上“一马当先”自然“唯一”的方略。我向来认为：创新思维是第一思维，创新理论是第一理论，创新方法是第一方法。每一个誓言发展经济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及其形成的结局，无非是“强而不富”、“富而不强”或“又强又富”。当然，“又强又富”即“国强民富”、“富国强兵”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梦想，其本质是追求“国家能力”与“国家财富”、追求“国家实力”与“国民财富”的微妙博弈。既然中外历史上曾有“富国弱兵”的宋朝被“贫国强兵”的蒙元所灭的教训，那么，在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情境下，为使中国又好又快地“又强又富”，便需再创新思维：即是用“矛式发展”方略指导呢，还是用“盾式发展”方略指导呢？

《科学时报》：什么是“矛式发展”与“盾式发展”方略？

郎加明：矛和盾，都是人类创造的古老武器，其原理至今仍为导弹和导弹防御系统等的生命。自然，矛的显意是进攻，潜义是主动、拓展、错位、超限、领先，核心意义是“首创”；盾的显意是防御，潜义是被动、内敛、对位、守限、追随，核心意义是“从创”。“矛式发展”方略，是指非对称运用独特资源或普常资源，到“蓝海”创造“唯一”即亦是“第一”而发展的理论；“盾式发展”方略，是指非对称运用独特资源或普常资源，到“红海”创造“第一”却不是“唯一”而发展的理论。

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矛式发展”的精髓，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敌进我进”的“以奇胜”；“盾式发展”的精要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的“以正合”；矛式发展与盾式发展相结合，就是“别人有的或没有的，我们也基本都有”，并有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威慑力。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以“首创”为核心意义的“矛式发展”和以“从创”为核心意义的“盾式发展”，都是缺一不可的。中国只有把“矛式发展”与“盾式发展”结合运用，在发展中巩固和巩固中发展，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为“又强又富”的超一流国家。所以，“矛式发展”方略的提出，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与先做强，后做大思路，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探索创新。

《科学时报》：怎样正确处理“矛式发展”与“盾式发展”的关系？

郎加明：新中国经过60年时间的建设发展，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无论是纵向上与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还是横向上与2009年当今的世界各国相比，都是史无前例的。实践表明：创为国纲，创为国魂；创新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与强国之道。

然而，在充分看到新中国60年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包括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基本上是“三少、三多”：“首创”的少，“从创”的多（例如，“北斗星”系统，即在美国GPS、俄罗斯GLONASS系统之后发射的）；“原创”的少，“衍创”的多；“独创”的少，“改创”的多。尤其当看到这场国际金融风暴是如何横扫沿海地区那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而从事加工出口产品企业的时候，更应该坚定我国今后的发展方略，宜为：“以矛式发展为主，以盾式发展为辅，矛式发展与盾式发展相结合”。

以四把撤手锏实现两大转变

《科学时报》：依您之见，我国应在哪些方面“矛式发展”呢？

郎加明：“经济的危机，创新的春天”。创新是拉动三大需求的发动机，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正是百年一遇的中国创新良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我这里所说的“矛式发展”，是指中国应借此契机，以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创铸独具中国特色的四把撒手锏：将稀土资源创铸为精深技术、高原资源创铸为“黄金储备”、灾害资源创铸为特有装备、人力资源创铸为知识产权，并要像打仗一样使用这些撒手锏，以在世界上实现两大转变——把“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价格”转变为“中国价值”，让全球创新的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创新为和平崛起升旗。总之，中国是再也不能走“8亿件衬衫换1架空客、1台PC机赚1捆大葱钱”这种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力的老路了，必须要脱离别人的思维锁定，用大智慧把产业链“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中高附加值的两端翘起来，在战略上掌控标准的话语权、产品的定价权，使国际利润的“微笑曲线”永久向中国人民微笑，从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福利和环境。

《科学时报》：如何才能创铸四把撒手锏呢？

郎加明：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创造未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就是发现稀缺或发明稀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可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快事和办难事的制度优势，若创新思维和战略运筹，是最容易创建独具特色的竞争力体系，并以功能区划谋求新的发展空间的：

所谓将稀土资源创铸为精深技术的撒手锏，就是利用我国稀土储量约占世界的80%、“串级萃取理论”在世界领先的绝对优势，而美、日、法、英等国制造集成电路、高端芯片、核心电子器件、制导武器、激光材料、高温超导、风力涡轮机、太空设备等，又离不开这一工业“维生素”的特点，既学埃及派武警看护文化遗产之法守卫“国宝”矿区（只许中国央企采炼），又实行配额管理仅允许出口少量稀土制成品（禁止出口原料），更要自主创新尖端的稀土分离和精炼技术，在全国创建若干产业链完整、上下游一体化的稀土新极经济圈。当然，为交换个别国家的精深制造技术和精深工程技术，可出口少许稀土原料作为谈判筹码。

所谓将高原资源创铸为“黄金储备”的撒手锏，就是利用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拥有特殊的地理、气候及丰沛的水源、锂储量的绝对优势，不仅要严格保护藏羚羊、牦牛、鹿茸、麝香、虫草、雪莲等珍稀动植物生长区域（对极重要的地方，可建围墙和用武警守卫），而且应建设若干大型的高纯血统的藏獒养殖基地、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基地、国际运动员训练基地。此外，还应对青藏高原的地质“核幔边界”，进行贵重矿物的成矿理论研究和“攻深找盲”勘探，以使之成为国家生态金库。

所谓将灾害资源创铸为特有装备的撒手锏，就是利用我国多年来积累的抗洪、抗旱、抗震、抗冰雪的丰富经验，研制可适用于各种地形、气象、温度等的特有装备，如直升机、探测仪、挖掘机、扫雪机、输氧机、定向爆破技术、管涌封堵技术、输电线融冰技术……组建专业技术部队，用于国内救灾和对外救援。同时，有鉴于唐天宝、明崇祯、清光绪年间和1920年、1928年至1929年、1943年、1959年至1961年、1978年至1983年，或局部省区或全国大范围遭遇的大旱灾，实有必要在旱情多发的鲁、豫、冀、晋、陕、粤及苏北、川北、皖北等地，铺设长距离、大口径的地下输水管网。至于水源，不要只盯着长江、黄河，难道日夜流入大海的鸭绿江、松花江、嫩江、海河、珠江、淮河、钱塘江等，以及雨、雪、云、雾等不是水？拿出中国人修大运河、坎儿井的气魄和以色列人沙漠建绿洲的精神来，“水危机”、抗旱和“粮仓”三大问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所谓将人力资源创铸为知识产权的撒手锏，就是利用古代中国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百战奇法》等3380部、23503卷谋略兵书，现代中国有就业人员、大学生、科研人员数量为世界第一的绝对优势，以“创新立国，创新强国”为国策，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大力开展全民创新思维教育，多建科研院所、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鼓励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理论创新和创办新业，加快政府授权审查知识产权的效率，假如每2000人中能1人有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权，中国便一定是创新大国、创新强国！

中国创新节与世界创新日

《科学时报》：前不久，有些学者创作出版了《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等著作，轰动一时。您认为世界上有“创新战争”吗？

郎加明：知识产权的创造，是人类财富的源泉。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创新史，也是一部创新战争史。创新之战，才是真正没有硝烟的隐形战争。当然，创新战争的特点，是不同于军事战争、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的规律，其根本奥秘是创新知识产权之争。2008年9月18日，我在“全球创新趋势高峰论坛”上，与中、美、印、俄及中国台湾等地的著名创新专家同台演讲时说：“策划专家舒国华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霸位营销’。我看，当今时代，就是三权五资打天下，霸位营销闯世界。所谓三权是指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五资是指资金、资源、资产、资质、资信，而霸位营销是指抢占制高点。我在1989年发表论文《创新与智力》，1993年出版专著《创新的奥秘——金三极创新思维法》，以及2008年创作《创新战争：攻防知识产权的高边疆》，就是以著作权为中国人夺取‘制创新权’”。此话一出，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科学时报》：听说您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应立法在世界上首创‘国家创新节’，联合国应建立‘世界创新日’”创意的人？

郎加明：我策划及提出“中国应设立‘国家创新节’或‘中国创新节’，联合国应设立‘国际创新日’或‘世界创新日’”这一重要创意，用了10年才最终完善的。第一次是1999年7月接受《中华儿女》、《华夏英才》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应立法在世界上首创‘创新节’”；第二次是2008年9月与创新中国培训联盟秘书长王义鸿交流后，在中国青年创新网共同倡议“应将1月9日定为‘中国创新节’。因为胡锦涛同志是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伟大号召的”；第三次是2008年11月接受《河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应立法在世界上首创‘国家创新节’，联合国应建立‘世界创新日’”。

《科学时报》：为什么中国应设立“国家创新节”或“中国创新节”、联合国应设立“国际创新日”或“世界创新日”？

郎加明：第一，中国目前的各种节日不是传统性的（例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便是纪念性的（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或是职业性的（像教师节、护士节等）；联合国的主题日不是提示性的（例国际和平日、人权日等）便是标示性的（如联合国日、世界粮食日等），或是警示性的（像世界艾滋病日、世界环境日等）。第二，为使创新能在中国及世界各地蔚然成风，必须要有一定的形式，而最好的方法就是法定一年中的一天作为全民创新的节日。在这一天中，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各级政府，应大张旗鼓地表彰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有创新性贡献的科学家、发明家、设计师、艺术家、工程师、医生、军人、教师、企业家……举办多种多样的发明展览、创新论坛、创意竞赛、创技表演、设计展览等创新活动，而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站、报刊等，则开辟专栏播报创新节目、刊登创新内容。

讲得似乎有一些道理，但还应注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
不同的时期，所应采取的最佳战略也不同。
有时革新比创新效果会更好。主次是相对的，也是变化的，不可能千篇一律，万古不变。
而且，有时连照搬都可能是最优的。这就是人们常说得没有必要再重新发明车轮子。
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发展战略也会不一样。
新加坡和中国的国情很不同，他的最有战略就和中国的不一样。
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优战略也会不同的。
但他所讲的度这一点较好。
但度也是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度+变+情+动，可能更好一些。这里的变是指度要变或是可以变的；情是指情况，环境，时机等等；动是指动态观。
这几个字比着一个度字是多了一些，但可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认为好一些。
当然这是本人第一次看到这位先生的论点和第一次探讨这个问题，仅从逻辑考虑，可能有很大偏差与不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