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排)
第二,立足唯物史观意蕴的时代续写,谱写时代理论新篇。“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根本不懂得《资本论》是具有怎样一种性质的伟大著作,他们嚷叫《资本论》过时了,而事实告诉他们的却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正还在感到《资本论》的麻烦。”[1]《保卫<资本论>》突出的贡献是:“第一,严格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第二,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界分‘物’和‘事’,相应严格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第三,实现工作逻辑上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意义的历史过程研究以及辩证叙事和批判叙述的统一。”通过唯物史观成为“活的文本”规定,“该著追求研究工作的实践化和叙事风格的中华化。”[2]这些研究元素与风格是建立“社会客观批判”研究体系的必备要件和基础,它的目的是使《资本论》的逻辑在“艰深”之余,能够越来越为普通的读者所清晰地理解、掌握,产生行动的力量。可见,“续写”终归是时代导向的,是学术继承发展意蕴的“主体保卫行动”。
第三,立足创造性转化,谋划原创意义的方法论与理论创新。所谓《资本论》“过时论”,自然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观点,是对《资本论》研究努力实施规避者的叫嚣之词!但同时也从反面指明了《资本论》的生存危机的百年时代境遇。《保卫<资本论>》区分社会主观批判与社会客观批判、以“经济形态社会理论”谋篇布局,要义是“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支持力量是“中国辩证法”的锻造和《资本论》研究的推进,乃至是《资本论》本身的不断创造性转化和不断“时代的活化”。这项工作是众人拾柴的结果,是研究主体规定不断升华的社会过程,由此谋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唯物史观范畴的再研究以及与之适应的《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的深入发掘与研究。就前者而论,研究的一个要点是把握住“由发生学工作逻辑出发,《资本论》界说的研究对象应区分成‘历史的研究对象’和‘逻辑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一处理完成了对历史和逻辑统一关系的内在性把握,活化了马克思的‘科学思维’”,“发生的、同时也是批判的”,以至于,“经由研究对象的实践规定,历史科学的统一性从而得以凸显。”[3]就后者而论,应当深入研究“中华所有制”问题,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对“中华所有制话语”实施创新,达到以历史高度把握与解剖“中华所有制结构”(集中体现为“三对历史范畴”:产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家有制-国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新认知。[4]
第四,立足中国工作本位,以继承促原创、以原创促坚持和创新、以创新求发展和提高。中国经济学建构的着力点是“体”“用”并举,而又需要把研究工作重点适时放置在对“体”的寻求之上。《资本论》之体、《道德经》之体合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之“工作本位”(《道德经》是文本版的《易经》,是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初次的系统总结)。[5]在历史探究方面合并叙述“农业史的经典著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目的是寻求《道德经》和《资本论》结构巧合的内在缘由,从方法论角度显露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例如说,道和德的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机交融性,促成:“《资本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6]而从“实践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出发,以“中华本质”(道和德)观察资本行动,则产生完整的认知结构:“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交往行动→自觉地认识批判行动”。[7]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认识到,“从《道德经》到《资本论》是术语的传承和革命,是思想领域发生的一次次重大变革”,其“延续了历史的生生不息”。[8]
[1] 王亚南:《王亚南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56页。
[2] 许光伟:《<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 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4] 许光伟:《家有制和国有制问题:论所有制与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5] 中国辩证法支持了这一行动力量。何谓中国辩证法?简单说,就是“道德一体”之系统化的中国本质学说。它在语言问题上,强调行动在先;在逻辑问题上,强调历史在先;在规律问题上,乃是强调“自然”(自然而然,即发生学)在先。田辰山则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偶对概念出发,创建了一套鲜明的中国哲学,即一种偶对互系的两个基本方面的互动。”(《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42页)于是,产生“以‘通变’解读马克思学派辩证法”的内在要求,“最结的结果是,崭新的西方语汇融会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中,产生出一个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这个中国版本如果要寻找它的思想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易经》那里去。”(《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75-77页)例如说,“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一问题而言,毛泽东既不是决定主义,也不是意志主义,因为‘谁决定谁’从来就不是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他真正要解决的,恐怕总是‘相通’(或统一)的问题。正如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在此‘形而上学’一词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metaphysics的意思。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形而上学’变成了批评任何无视‘通变’之人的特殊用语。”(《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49页)
[6] 许光伟:《我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报》2015年第4卷。
[7] 许光伟:《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8] 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