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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1994年7月—11月，《经济学消息报》连续刊登该报特邀记者对美国十二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采访录。至今，将近十年过去了，联系中国改革的实际，看看这些美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年的一些论断，对于我们思考问题仍是颇有益处的。为此，我们摘录了其中一些谈话内容，以飨读者。
一、关于市场和政府
萨缪尔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在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经济。问题是，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从不会思考，不顾忌什么。所以，我相信，混合经济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来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
阿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私营经济确有独特之处，它有强烈的欲望去争取收入均衡等，同时它也会使得经济波动不已。另外，经济的增长依赖信息的增加，而信息的增加并不一定能转化为私有财产。举例说，基础科学的进行往往就不能依靠经济手段，其资金来自捐款、政府拨款等，因为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不可能产生利润，也没有私营企业会接纳这样的机构。经济中存在两种方向，公营和私营。市场失败是真正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如何去对付它。政府机构亦不完善，问题是你要总结教训。有些政府垄断企业可以运转得非常有效率。法国的电力公司就是个例子，它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领先，价格亦很低。法国人还成功地实施了原子能电力计划，其经济效率也很高。而美国的电力工业是私营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此我们要建立一种政治体制，使得它可以检讨自己的境况和低效率的情形。
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我认为市场失败是本世纪初、本世纪中叶产生于威尔费雷德经济学的新领域。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多少是作为一种竞争的经济领域模式建立起来的。于是，当人们发现市场与模式相背离时，就称之为市场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也有失败，我把公共选择称为政治失败与市场失败的较量。对市场失败与政治失败的正确观点是对其进行实际比较。有时是市场在起作用，有时是政治在起作用，有时二者的作用都差。二者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情况下均能很好地起作用。现在人们的思想都发生了改变，与几年前相比，今天的人们对结束政府的干预持怀疑态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市场失败中还需要有政府矫正。
马克维茨（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因而不能指望市场自身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更不能指望市场自身来纠正这种不平等。
二、关于宏观经济调控
萨缪尔森：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始于凯恩斯革命，并随着经济不断地回到高就业而修正。你可以这样概括：货币政策可以是扩张性的，从而增加支出，或者财政政策也可以通过赤字预算而扩张。这两种政策可以取得同样的后果，两者结合比分别使用收效更大。有时，我们需要一个政策宽松膨胀而另一个政策紧缩。例如，托宾和我主张松动的货币政策和紧张的财政政策，这可以使社会就业增加，促使资源形成资本，并可减少目前的消费。我们很反对里根的政策，它给美国带来了永久性的赤字，他使用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由此导致联邦储备局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于是导致高利率，资本形成的障碍也较高。这两种政策看似分离，但它们并不是分离的。政策背离的实质是因为我们采用的这种市场机制。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将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产生通胀。于是就产生了滞胀这一新的病症，就是在高失业率的同时发生高通胀率。道理上，我们懂得如何对付滞胀。为了对付停滞，可以采用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对付通胀，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治愈停滞所采用的政策往往会加剧通胀，我们没有很好的药方对付这种滞胀病。
西蒙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理论终归是理论，它始终需要现实的案例加以充实。希望你能向中国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培养那些能够结合中国实情的经济学家。
三、关于通货膨胀
萨缪尔森：如果短期的经济增长强劲但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赤字，而后者又来源于超量发行货币的话，我认为追求这种增长是很危险的。因为，长期地看，奔腾式的通胀对于持续的实物增长是绝无好处的。并且通常这很危险，因为如果发生奔腾式的通胀，将比过度信贷更糟。如果你骑上了这只虎，当你试图从虎背上下来时，有可能导致一次经济危机和萧条。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日本现在正经历萧条，它的经济现在完全停滞。它是如何产生这种现状的呢？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下，日本掀起了房地产热，产生了大量“泡沫”，它还掀起了股票热，人们可以通过借钱或炒股票来赚钱。当日本决定消除经济中的这些泡沫时，经济便陷入困境。
莫迪利阿尼（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我总是告诫政府的有关部门，慎用通胀手段。因为，其本意可能是通过高通胀推动高增长，但实际上却减少了储蓄，从而减少了增长。特别地，如果因此而使人们不再相信政府，那将是真正的危险。以通胀来推动增长是极其危险的策略，因为这将对储蓄产生消极影响，而它能否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仍存有很多疑问。事实上，当你开始想要抑制通胀时，会给投资带来抑制作用。因为，你开始努力遏制通胀时，必将减慢发行货币，其直接后果是利率上升，这将削弱投资。在阻止通胀的过程中，往往一定程度的紧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采用通胀促增长，可能眼前你能得到短期的利益，但在一定的时候你要为此付出代价，通胀越厉害，将来的收缩也就越严重。所以，我认为这种政策是短视的。
四、关于银行体制和储蓄
米勒（1990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德国式？日本式？还是美国式？这些国家的银行体制大相径庭。我认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建立那些能把广大公众，特别是乡村居民的储蓄集中起来，并将之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的银行机构。但在你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有样板，如日本、香港的银行，这些都是巨型的德国式银行，即我们所称的全能性银行。它们与美国式银行有很大不同。你们在初始阶段宜建立德国式或日本式银行，他们的银行规模大，风险小。美国则有许多小规模银行，而且受到相当多的管制。我想你们可以和银行方面的专家讨论一下哪一种模式较为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我自己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你们需要实力雄厚的大银行。因为不仅有对地方性银行，还有对全国性很行的强烈需求。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庞大规模，使得这些大银行承担较小的管理方面的风险，银行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度，有很多模式可供你们模仿。比如台湾、香港、泰国等地的银行法律，不要参照美国等地的银行法律，不要参照美国的模式。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不一样。我建议你们借鉴那些成功的周边邻国。
五、关于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
萨缪尔森；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类的组织。而是从基础农业开始，引导人们追求其利益或利润，这将比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市场，进行股票、债券交易，进行担保和买进卖出等重要得多。对中国来说，市场很原始，股票很热，那是一种赌博。那一张纸并不足以代表相应的生产，但今天买一张这样的纸，到后天卖掉它，其价值可能翻了一番，结果是，在这种赌博中，第一个取得股票的人将剥夺其后的所有者的钱。
莫迪利阿尼：我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们是否要采用公众公司的形式，即广泛地发行股票，公众公司存在着管理权分散的弱点，如果公司原来的经营管理状况不佳，而你们需要改变管理，公众公司就可能不是个好的办法。你们应该使改变管理的同盟更容易形成，而公众公司可能会使同盟更难形成，我认为一个容易的办法是，你们先改善经营管理，再公开上市。
马克维茨：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股市上，而是放在整个投资的进程中。投资者之所以投资是因为他们要寻找能够获取最大回报的投资机会。当人们觉得他们是在寻找正确的途径去投资而不是进行“赌博”，这时市场就可以被视为属于稳定的类别。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良好的会计标准，并且要有健全的执法机构。中国需要一个会计标准体系，而且这个标准体系是可以强制贯彻的。以美国的金融体制为例，我们不只有纽约的股票市场，还有完善的会计标准，而这些标准又是由证管会进行监督执行的。我固然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但我同时深知，自由市场同样需要规章制度去维系。
六、 收人分配
克莱因教授说：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对中国来说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更多地强调均富，但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为好。举例说，我在墨西哥待了不少时间，发现墨西哥忽视了经济均等的问题。结果 1994年1月份，墨西哥的恰巴斯地区爆发了起义，震动了墨西哥朝野。事件发生之前的几年墨西哥的情形是经济快速增长，大量外资涌入，然而南部的人民经济贫穷的状况被忽视了，墨西哥财富逐渐集中到大城市地区，集中到大公司手里。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他们不善于注意收入分配的均等问题，因而导致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出现。中国应非常小心谨慎地摸索前进，中国的经济大师们要时时衡量各种趋势的出现，中国的决策者应注意收入分配的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七、关于人口和人力资本
克莱因：中国要注意的另一潜在危机是与人口学有关的。借鉴日本，我们看到二战之后，日本的家庭计划也倾向于低出生率、小型家庭，这种现象的出现被认为对日本的经济扩张起到了天赐良机的作用。中国现在也面临日本当年的情形。然而，今天的日本要付出代价，它面对着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口结构，小孩子大为不足，人口既老又长寿。这种情形的出现是日本在40年或50年前始料不及的。日本或许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力输入，以及提高效率来寻求解决。但是这种情况已使日本要“反省” 自己的做法了。中国则应用“瞻前”的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诚然，三人家庭现在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 50年之后未必还是件好事，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当然，我并没有主张任何因噎废食的做法，只是希望中国决策者要谨慎对待这个问题。
福格尔（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
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技能、学识、健康。这些因素与人类紧密联系，我们不能把一个人与他的知识，他的健康和他通过受培训所掌握的技能分割开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现代世界的进步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力量，不是依赖于人的数量，而是依赖于人的知识水平，依赖高度专业化的人才。人力资本就是掌握知识，在当代世界，你必须努力开发人力资本，不掌握大量的知识，没有一个国家会成功。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如果你们只专门从事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你们就不可能拥有知识的人才，就不可能拥有生产知识密集产品的机械，也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八、关于腐败与价值观念
西蒙：腐败不是计划经济的“专利品”。看看日本，他们正面临着腐败的大丑闻；再看看意大利，他们面临同样的困扰已有三年了。所以，说谁更容易腐败是荒唐的说法。以中国为例，我并不认为腐败是与政府的所有权或市场经济有必然的联系。在中国，腐败是与家庭联系有关的，这在美国亦略有存在，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关系，这种家庭的裙带关系更为色彩浓厚。也就是说在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很多时候都与家庭的联系相关。50年前，美国许多的大城市都十分腐败，官僚主义盛行。
我的某些朋友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固然很可怕，但是现在的人们都变得十分贪婪，一切朝钱看。这倒使得我缅怀起中国以前的那种价值观。 希望不至于出现人们的脑子总是在打转：“我能赚多少钱？我怎么才能赚到这么多钱？”不过我不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主流部分。人类有许多自私的方面，他们力求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人类的天性还包含着个人对集体的强烈忠诚感，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与腐败有关）当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时，人们开始“松懈”那种“群体忠诚感”。没有这种对集体的忠诚，我很难想象会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可以存在下去。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不但是集中注意力在市场改革上一它会自然而然的到来，还要集中在组织机构的重建上，从而使得人们的忠诚感得以复活，而不仅仅是为了几元钱而“折腰”。
贝克尔：利他主义非常重要。在家庭尤为如此。中国家庭有历史悠久的传统。父母亲，特别是母亲爱孩子，孩子们通常爱他们的父母亲。我对利他主义的关注始于我对家庭行为的研究。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利他主义就是关心他人的福利。你可以将利他主义与人们的偏好结合起来，当人们根据理性理论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时，他们将考虑自己的行为会给孩子们、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戚带来什么影响。虽然利他主义与自私行为部分地源于同一种理论，但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试图为诸如社会保障，公债等许多问题说明利他主义与自私行为的差别。
道德标准与经济效率并不相同，实际上，道德标准影响经济行为。许多道德促进经济效率。比如，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诚实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变得更好，更有效率。
九、关于21世纪的中国
克莱因：从量的预测来看，中国会像过去15年那样，在未来的20—30年继续这种发展势头。中国届时会变得相对强大，它的人均产值也会变得更高。中国的国际收支会出现上下波动，到20—30年后，大概会变成一个国际收支平衡的国家。其情形与日本相似。日本曾是一个逆差国，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巨额顺差国，然后日本就在亚洲四处投资，收取投资利润。我猜想，如果中国沿着现在路子走下去，到2010—2030年，就会跟日本现在的情形一样，开始在贫困的地区投资。而且，也会从一个逆差国变成一个顺差国或收支平衡国。当然，中国还要对经济的周期性反复有所准备，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在与世界经济接轨，世界经济的周期变化及中国国内经济周期变化会使得中国的整体经济出现波动。所以；中国不要期待“年年好时光”，要对出现的困难有所准备。依我看，中国应对日本好好加以研究。日本以前的发展与中国现时的发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与日本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国内市场超乎寻常地巨大。因此，中国也许可以以这种高速度的势头继续往下走好几年。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望按目前的方式持续二十年，原因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巨大，再加上它的起点是如此之低。这种解释是可以接受的。20年后中国与日本会成为旗鼓相当的两个大国。在21世纪的中叶来临之前，它们的关系会紧张起来。
马克维茨：中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人才，它最终会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这需要许多年的功夫。请记住“欲速则不达”。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大约花了上百年才把贫穷的南方与富裕的北方拉得比较接近。现时发生在德国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们想把东德的工资水平快速提高到与西德相同的水平，这引起了许多问题。所以要有耐性。对中国来说，大约要一百年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国现时的经济进步得不错，人们的日子也过得舒服多了，应再努力上10—15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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