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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我的学思历程
时 间：二00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早上十时至十二时
地 点：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何炳棣 院士
我一生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跟我的性格和治学有很大关系，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我是家中独子，父亲四十八岁才生下我，所以我从七、八岁起便感到很大的压力，当然我也享有某些特权。父亲做过浙江宁波的检察官，深感浙江人的胸襟狭小，便对清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从此诀别清华北上，终生未再回清华。我非常喜欢谈话，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训练我出去讲话，我非常怀念钱思亮先生，因为从1968年3月份起我和台湾关系断了21年半，而在1968年正月，从我和台湾关系讲起来，那是我快活的岁月，钱先生在他府上摆上非常丰富的酒席来请我，他说他和我的关系是相当可贵的，在台湾讲南开中学及清华大学双重同学的脱过乏人，而我是唯一前后和他有三重同学关系，且我小学还是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他一辈子不忘这种关系……
我九岁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父亲在一个冬天的星期天，天气不错的午后，我和父亲到八里台看洋楼，那时思源堂还没盖好，秀山堂已经盖好，看到田径场后，父亲问我长大后要不要来这里念书，看了这么好的环境，我坚决的说要，父亲说我还不配来念呢~~我直觉没道理，父亲认为江南是很好的大学，不过才刚创办，需要的经费很多，南开出名是中学，大学可能就不行，父亲说不出洋就一辈子受气，所以第一步要先考清华，旧制的清华一毕业每个人都送出洋，而现在可没这特权，不过表现好的话，这机会还是比别的大学多一点，这时我就想，我才九岁，有二件事，就是清华及出洋，但是另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就是不出洋，一辈子受气，但达到这目的，也很辛苦，我在南开念书时，我的回忆是南开中学的标准相当地高，我最好的老师是卢纪夫人，英文只有三个月我就开除了，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的英文，我发现了一个好老师，她发现了我这个将来可能还有出息的学生，真正的好老师就要像卢纪夫人这样，1959我在剑桥时参加了三月在华盛顿开的年会，我报告了一篇”明清社会史论”，讲完就看到卢太太从对面走来，这时师生之间的快乐难以言谕，因为1932年时我念高中二年级，我是出版委员，是南开双周的第二主编，我在高二时把钉鞋、球鞋都挂起来，因为高中一时甲、乙、丙组按照身高、体重来算，我百米跑第一，也拿了奖牌，初中生的志愿已达到了，所以我记得九岁时对自我的挑战，要开始全心全意准备进清华了，什么运动也不搞了，我还被张彭春训了一顿，但我想起一生一个人没有爱憎，也并不是人了，我是个平凡的动物，我有爱有憎，在我的憎里面之一是张彭春，我们对张柏林非常敬仰，当小孩闹闹学潮时，他几句话就可以解决，而张彭春一定要把我开除，他开除我的第二天早上，卢太太跟张彭春说你开除那个学生我都不心疼，但你开除了何炳棣我很心疼，请你不要开除他，所以我非常恨张彭春，他将我开除，而我很感动卢太太，他是我生平第一恩师，所以在1959年再见面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的愉快，我们谈到海外一个岛，我的发音不对，卢太太还纠正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位教授了，所以我认为卢太太这样才是一位真正的老师，这是我一辈子不忘的，卢太太留美二次，英文相当流利，而卢先生的英文口语时而挫，但英文写作令人佩服，所以我讲的这些典故，大家要记着，这都是具有价值的。
要进清华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南开高中在我二年级时开除了我，我上学期化学考六十分，下学期一百分，我在南开高中念的是混合数学，我赶不上数学进度，所以在1933年时我没考上清华，在1934年才进了清华，那年我十七岁，而进了清华我又遇到一位恩师，刘秀明先生，他在清华学校时非常认真，他口才不是很好，一些很深奥的东西，他不太能浅书，他晚上总是非常用功，他在图书馆底下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我没听懂的东西，都可以去办公室请教他，他不在乎你去占用他的时间，会建议我们如何念书，由此看来，我觉得他真是第一等的好老师，我说我很喜欢念西洋史，他告诉我要三思，因为在学成后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竞争等等问题与我讨论，所以我觉得在一年级时我就与老师讨论这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一辈子航行的南针，后来了解学西洋史是个过渡期，在学途期间念西洋史，但回国终究还是得搞国史，这是刘先生给我非常好建议的地方。
接下来讲我的示例，也就是拿我的例子，来鼓励在座的同学立志，其实刘先生打分数非常严格，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我写的答案与题目有出入，所以吃了大亏，拿了八十九分，我们一个班级有一百多人，我的前面坐着就是大名鼎鼎的姚克广，他拿了九十一分，他告诉我八十九分很不错了，但因为我很用功，只是把题目给看错了，所以我立志” 打死仗”，我把课本都背下来，再念参考书，遇到大题目得以发挥，所以我后来全年的平均是九十七分，我告诉我自己我九岁就立志出洋，所以我西洋史要打好基础，才出得了洋，我立志到在清华时有一件事是自己克死自己，我告诉自己如果听一次杨晓楼的话我就一辈子考不取，我内心想如果第一件事就屈服，第二件事就屈服，所以我一生很后悔没机会听杨晓楼，但另一方面来讲，何炳棣之所以是何炳棣就是因为在清华时不听杨晓楼。
清华的老师很令人感动，蒋先生休假回来，我去选课，我本想选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告诉我，我的开学第一件工作孝明先生已经告诉他，他说今年不要选他的课，去和孝明先生好好学，把精力集中在欧洲十九世纪史，这根基要打得牢靠才是，蒋先生说要我明天再修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另外他还开了一门”欧洲外交史”，二门一起念效果好，我心想这样好的老师那里找去?不幸的很，在1935年我二年级第一学期还没念完，蒋先生入阁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下他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了，那时外交史国际关系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次欧战以后，各国秘密档案出现，所以这可以说是全世界的显学，所以想起一年级时世界通史破了纪绿，所以在外交史我想办法自修，在这以前暑假回家，父亲问我，我初中毕业时他买了一部又脏又旧的史记，我看得如何??我想，英国有没有太史公?我想那就是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史家吉朋(Gibbon)，父亲要我买一部念念，而老师告诉我那部书的精华就在前面四十几章，后面的东罗马叙事也不错，可当英文背背，所以二年级时有时起床都会拿Gibbon的书来念几句，于是英文走入歧途，因为他的英文写的形式古色古香，我这个刚练步的怎么和世界百米冠军的比呢?后来我的成绩被美国教官打分数是A+，杨尚全老师说我写十八世纪古典东西没有用处，他说连牛津的院长他们英文都不这么写，我何必学这些，但我觉得这是智慧的一切，学了当然有用，杨老师说我在走绝路，所以说，我的一生也遇到了不少特别的导师，后来我清华三年级时我旷课自己念外交史，后来1948年5月7日在剑桥我又考上 ，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出第一次大战前的十部外交史，我马上说出，所以很顺利的通过了，他们问我是在那里取得这么多的知识，我说是1932年到1937年在清华自修，可是我后来想想我的话夸张了，因为那是初次念的，后来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消化，不过基础是在清华打下来的没错，而清华的精神值得效仿，例如新书的采购及采买效率很高，办学认真，所以我很幸运能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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