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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帖曾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发表，但屡遭删帖和封IP，那些宵小之辈在辩论到理屈词穷的时候就使用这种下流手段，本人对该论坛深感失望。
茅于轼先生日前接受某媒体的采访称抵制日货很愚蠢，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多经济学家的看法，如果是的话，也不足为怪，毕竟大多经济学家都是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可能是世上最自负的群体，经常看到某些经济学家拿出一条原理便大放厥词，以为天下的道理尽在其中。不幸地是，茅先生也是拿着自由贸易原理得出了一个愚蠢的结论。
依本人看来，即使是从自由贸易的观点出发，茅先生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这里要涉及到偏好不变的假定。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考虑问题时一般都是假定人的偏好是不变的。张五常就曾在《经济解释》中说过，偏好不能变。但我认为张先生这句话没有讲清楚。以消费者选择为例，如果价格或收入变动，同时偏好又可变的话，那么我可以得出任何我想要的结果---于是理论就失去了解释力----也就是张五常所说的“套套逻辑”。所以严谨的经济学家必须假定偏好不变，而且在短期内就一般考察目的而言，这个假定无疑是合理的。我想张先生说偏好不能变的原意也在于此。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偏好不变也决非金科玉律。一个入流的经济学大都有假定偏好不变的思维惯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思维惯性是好的，但有时也会误导人。抵制日货的宣传结果是改变了人的偏好，例如原来对日货是喜爱或中性，现在变为厌恶。那么人们的效用有损失吗？很难说。比如一个初到异国的人，起初对于当地菜肴难以下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竟能甘之如饴，给他吃原来的菜反而觉得不美。当然不好说饮食习惯改变后他的效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自由贸易是可以增进双方的福利，然而这是在偏好不变的假定下，它管不了偏好的改变。
茅先生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忽视了感情也能影响效用。效用是主观的，抵制日货者本身对日本有厌恶情绪，使用日货时其效用当然要打点折扣了。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非日货可替代，那么抵制日货又有什么效用损失呢？如果要说抵制日货是愚蠢的，除非我们能说这种厌恶情绪是愚蠢的。可是茅先生经济学学得再好，恐怕也不能证明某种感情是愚蠢的吧。
本人认为，即使是偏好不变，且抛开感情因素不论，抵制日货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茅先生的第三个错误了。如果某些日货有与之相当的替代品，则抵制只是将这部分需求转移到其他产品上。于是国内企业利润上升(利润留在了国内)，反过又刺激国内消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当然其效应是衰减的。因此，适当地抵制对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均是有利的。另外，人不仅仅为了享乐(茅先生所说的“快乐”)而生，这一点我不必多说。在某些情况下，抵制日货当然有一定的损失，有时候这种损失是必要的。据说丰田公司曾经找姚明希望他为其做广告，被他拒绝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抵制日货起到了类似于关税的作用，实则相当于一种隐形的贸易壁垒。而且由于它是一种民间行为，比起关税和反倾销调查之类的正式规则来说更具有灵活性。正式的规则可能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民间行为则无此顾虑，适当地加以利用对本国经济也是有利的。即使是在主张自由贸易欧美国家，关税和反倾销调查以及各种隐形的贸易壁垒仍然大行其道。本人认为，如果适当控制，抵制日货的运动比这些正式的规则更能有效地保护本国经济。如果说抵制日货是愚蠢的，那么是否也意味着诸如关税、反倾销调查之类的手段也是愚蠢的呢？茅于轼是否够胆量下这种结论？
当然抵制日货不能影响自身的发展，盲目抵制也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本人强烈反对歧视使用日货者。抵制日货应当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反过来说，任何人都有使用日货的自由。不能说使用了日货就不爱国甚至就是汉奸---即使是茅先生我也相信他不是汉奸，只是愚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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