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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有句话讲“最难风雨故人来”，今天下午下着大雨，大家到中关村文津酒店参加下午的博雅讲坛第100期，代表着各位对知识的追求，当然也代表着对我个人和我的合作伙伴塞勒斯汀·孟加博士的支持，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下一站非洲：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

非洲搞不好，会引发更多的人类悲剧

我们知道，非洲是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它有11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数字，43%的非洲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最低贫困线之下。非洲的贫困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非洲人民就不能够摆脱贫困、实现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的现代化梦想，还可能导致非洲国家、非洲大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目前，非洲的人口非常年轻，11亿非洲人口，70%在30岁或者30岁以下，50%在20岁以下。这些人年轻力壮，但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他们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美好的未来，他们就会对国家和社会有很多抱怨，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到了那时候，非洲社会、政治不稳定影响的肯定不只非洲。

中国有一句古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若非洲的贫困问题不能解决，地中海对岸的欧洲发达国家定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状况下，很多非洲的年轻人就会冒着生命危险，跨过地中海，去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想要跨过地中海，这些人又不是有钱人，可以买得起飞机票或者船票，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坐一些非常破的船，迎着惊涛骇浪渡到对面的欧洲大陆去。

这个现象在非洲有些地方非常普遍，村子里的年轻人基本都走光了，想要到欧洲去。但真正能去到欧洲的人数，也不是那么多。很多人在渡去地中海的时候，遭遇到了各种危难。这些，我们在报纸上会看到很多，是人类的悲剧。

就算他们成功到达欧洲，想要融入欧洲社会也不容易，常常受到排挤和歧视，而这也同样会变成欧洲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类似的事情，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很多，而最近我到非洲去，听说现在有些人不仅是想要借助原始落后的船只跨过地中海，他们甚至还想用这种方式跨过大西洋，和当年哥伦布一样，但人们坐的船比哥伦布当时坐的还落后。他们计划去美洲，先到南美，然后再从南美到美国。这个过程的艰难大家可以想象，即使能到达，要适应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也不是容易的。

非洲为什么贫穷？

非洲现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这是事实，为什么贫穷呢？是不是非洲人不努力？当然，这是我们常有的印象，似乎非洲人到工厂里面工作，工作几天拿了工资，就去吃喝几天，没钱了再回到工厂。这种现象我不敢说没有，但想想看，当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还贫穷的时候，农民刚刚到工厂工作的时候，不同样有这种情形吗？而且不仅是非洲和中国，东亚其他经济体，韩国或者中国台湾，它们在实现现代化之前，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那些工人的素质和现在非洲没有什么两样嘛。

那是非洲人没有追求吗？我们会经常听别人说，说非洲人可以坐在树下，饿了就到树上摘果子吃。这种现象我也不能说是绝对没有，但是大多数非洲人还是跟我们一样，对自己、对家庭都有责任感。最近我常跑非洲，非洲一些办工厂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听了都非常感动。

他们工厂雇用了一些工人，早上8点钟上工，中午12点吃午饭，午饭是工厂给点补贴，在工厂旁边买；下午1点钟又开始工作，直到下午5点钟。但是他跟我讲说，有些非洲人当母亲、当父亲的，周五给他吃午餐的补贴，他会舍不得去买午餐，想要省下来。为什么省下来呢？因为家里还有孩子要上学，家里还有孩子要买书，家里还有孩子要吃饭。

我们来想想，作为一个父亲或者母亲，8点钟到工厂上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7点钟之前就必须出发，6点钟必须起床，6点半吃完早餐，然后到工厂工作到下午5点离开，6点钟能不能到家，那么至少有12个小时的时间，他忍饥挨饿，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他的孩子有几毛钱可以买书本，可以吃饭，这样的父母能说他没追求吗？

还有人说非洲国家的人没有企业家精神，我过去也曾有这种想法。但我在世界银行当副行长的时候，第一年去到非洲一个国家，莫桑比克，去的时候当然ZF会安排我到各地去考察。

有一次，我从莫桑比克首都去到一个乡下，车程两个多小时，当中经过一个农贸市场。看到农贸市场我感到很好奇，就要去农贸市场看看这里面到底卖什么东西。然后就一群人陪着我，下了车，往农贸市场走。往农贸市场走的时候，看到有一群小女孩在农贸市场外面，用一个篮子装着芒果，那些小女孩大概十多岁，长得都挺可爱的。我觉得很好奇，我就往那些小女孩那边走去，那是在农贸市场门外。

我们一群人往她们那儿走，当然就引起农贸市场门口警察的注意，警察就跟着我们了。在农贸市场外面的小女孩看到警察跟着来以后，马上拔腿就跑，带着她们的芒果。当然她们还小，跑得快的就跌倒了，满地都是芒果，小女孩捡起芒果赶快走。

那些小女孩为什么不进入农贸市场呢？后来才知道跟我们国家一样，进入农贸市场是要交钱的，那些小女孩为了省钱，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从家里树上摘了几个芒果在外面卖。我看了以后就说，这些小女孩完全符合我们教科书里所讲的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精神。

什么叫具有企业家精神呢？发现市场上有什么需求、什么机会，然后组织各种材料、商品卖到市场上去，抓住获利的机会，而且敢冒风险。她们会算这个成本和效益，她们知道如果要交农贸市场的费用就赚不了钱，所以她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在外面卖芒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企业家精神——发现市场机会敢冒风险，组织各种生产来抓住这个机会，这些小女孩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

所以非洲国家的人民跟任何地方的人民一样，都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精神是天生的一个本能，当然，在任何大人看来，都会觉得有一些人比较有企业家精神，而有一些人企业家精神就比较低；就像有些人IQ比较高，有些人IQ比较低一样，但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比例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非洲国家的人不会比其他国家的人笨，非洲国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少。

那是不是非洲国家ZF不作为，造成非洲国家现在这么贫穷呢？仔细一想，其实也不是。我们知道，非洲曾是西方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他们都在追求自己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终于实现了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非洲人民其实跟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他们的国家不惜牺牲生命，使他们的国家实现了独立。独立了之后也和我们一样，都希望能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希望能够民富国强。

那么，既然跟我们有一样的追求，为什么现在还这么贫穷呢？

旧的发展思潮给非洲带来了什么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思路决定出路”。它们之所以没有实现现代化，是因为思路上有问题。思路上为什么有问题呢？这是因为非洲国家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是思想理念上还完全照搬西方殖民国家的理念，通常他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人民过上跟发达国家一样富足的生活。

当然你要实现国家现代化，需要有理论指导，要有追求的目标，非洲人民就把发达国家的理论用来指导他们的实践，用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他们的参考。实际上跟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总是一种有参照系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把这些道理学会了，拿到我们国家来用，就能够帮助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

开始的时候，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让老百姓能够过上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那就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发达国家有什么，他们希望也有什么；发达国家什么能做好，他们希望和发达国家做得一样好；我们缺什么，来补发达国家有的那部分；我们什么东西做不好，希望我们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做好。

结构主义的处方失败了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很多殖民国家想要摆脱殖民统治，想要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这才从现代主流经济当中分离出来，将之变为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发展经济学在40年代刚刚出现时，第一波思潮我们现在叫结构主义。

什么叫结构主义？发展中国家当时希望的是能够跟发达国家一样富强，你要跟它一样富强，你的劳动生产率就要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你的产业水平也要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发达国家当时收入很高，实力很强，有现代化资本密集的大产业，然后看看自己的产业，只有一些原始的农业，传统的矿产资源产业，这些劳动生产率水平都很低。

因此，当时结构主义说你如果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产业，才能提高你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人民的收入，这个逻辑似乎非常严谨。

但事实证明，按照这种方式发展，无论是什么产业，都发展不起来，因此，结构主义认为，这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结构性问题。他们认为，按照市场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有太多市场失灵，因此建议由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由国家直接动用资源，配置资源，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当时的非洲国家就是这样。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推行这样的战略需求，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

在他们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这种动员之下，这些非洲国家建立起现代化产业，钢铁厂、汽车厂等等，发现这些产业在国家强力支持下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是建立起来一般效率非常低，导致经济停滞，接着危机不断，然后跟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看发达国家有什么，你缺什么，想按照发达国家有的去建设，失败了。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也失败了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也在反思，为什么在第一代领导人努力和全民共同奋斗之下，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时的看法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不好，是因为ZF有太多干预，没有让市场发挥作用，ZF干预造成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导致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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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当时主流发展的经济学思想从全面的结构主义变成后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搞不好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所谓完善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价格全部由市场决定，资源全部由市场配置，ZF扮演最小ZF的角色，有限ZF的角色，主要目的就是维持国防安全，维持稳定。这样财政上就不能够有赤字。

这样好像很有说服力，因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很多ZF干预，进行资源配置，ZF干预导致寻租现象非常普遍，任何人都可以选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只要这样效率肯定是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和帮助下，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推行改革，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财政稳定计划。

消灭贫困是世行等国际机构的使命之一，然而这项使命完成的并不顺利。

这从一定程度上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推行结果怎么样？推行的结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原来建立的工业垮台了，然后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不断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工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在八九十年代这些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平均经济增长率比在结构主义的六七十年代还要低，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比六七十年代还要高。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就把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八九十年代称为“迷失的二十年”，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很清楚，但是推行的结果效果是非常差，非常严重。

成功经济体的秘诀，是推行了“错误政策”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贫穷，两百多个发展经济体当中，只有少数几个，而且是非常少数，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目前在两百多个发展经济体当中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很可能在2025年变成第三个在二战以后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在1960年的时候，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截止2008年，共有13个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当时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因为西欧国家一直都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从历史证据来看，真正能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

我们对这些成功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的政策进行观察，发现了一个非常让人迷惑的现象。这些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不管是从发展还是转型来看，它们政策推行的时候，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比如东亚这几个经济体，它们从五六十年代，当时主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如果你要赶上发达国家，应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但是东亚这些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发展的却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的轻加工业。

当时的看法是，发达国家产业水平那么高，生产率水平那么高，你发展劳动密集型小型加工业怎么能赶得上呢？

当时认为应该发展现代化加工业，要自己生产不要进口，所以当时结构主义的观点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是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现在真正赶上它们的就是那些积极实行“错误政策”的发展中经济体。

然后转型的时候，80年代所有国家经济体都在转型，从ZF主导的发展战略走向市场导向的这种经济体制。

在转型的时候，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看法是，由ZF导向的经济体向市场经济转型，应该推行当时所谓的“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ZF各种干预扭曲取消掉，这样才有办法建立起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效率才能提高，才能赶上发达国家。

当时还有一个看法，如果你在转型当中是“三心二意”，像中国推行的渐进的、双轨的转型方式的话，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这会造成经济社会资源错误配置，腐败横行，导致的效果是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这是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看法。

寻找新的发展思路

但是在转型过程当中，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少数经济体，包括中国、越南、柬埔寨，以及东欧国家当中表现比较好的，像波兰、斯洛文尼亚，或者前苏联国家当中表现比较好的，像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推行的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保留了不少干预扭曲。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根据理论上看起来一清二楚的主流理论来做是不成功的，少数成功的几个经济体，它们的政策，从主流理论分析来看，却是错误的。

我们学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说这个理论能够帮我们认识世界，但是导致的结果是比原来更糟的话，那学这个理论就没有什么目的了。但是那些成功的少数经济体到底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看了一下这些少数成功的经济体，它们倒是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第一个共同特性是它们不是从发达国家有什么我缺什么，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我什么东西做不好，作为它的发展政策和转型政策的出发点，它们一般是从我有什么，根据我有的我什么东西能够做好，然后把做好的做大做强，这是一个共同的特性，不是发达国家做参照系，是你自己做参照系。

第二，它们普遍都是比较务实的，都是先我要做好，我自己要做大做强的条件非常少，我先按照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比如在转型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子把各种保护补贴都取消掉，那原来的体系就崩溃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像中国讲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继续给他一些必要的保护补贴，新人部分给你支持，让你准入，这是务实。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相比，拿发达国家做参照系可以看到处是问题。那么问题要解决，总要有时间，要有力量。但是我有的时间和力量有限，我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解决好再来发展经济，而且全世界也没有说把什么东西都解决好再发展经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把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先取得成功，然后再让星星之火去燎原，这是我看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或者经济体成功的共同特性。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是我最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想探讨的。当然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有一天我们希望变成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有一样的收入水平。那么你的收入水平要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也要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要提高，现有技术水平必须不断创新，每个劳动者可以生产的产品更多更好，然后可以涌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我可以把资源不断从低附加值产业配置到高附加值产业，这样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在产业结构这样的转型当中，最早开始的是农业，逐渐进入到制造业，最后到服务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生产规模加大，市场范围拓宽，你要不断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随着现代化产业发展，机器设备需要电力，你必须提供电力的基础设施。然后现在的产业投资越来越多，你必须要有资本，每个人自己的钱不够，那你必须要有金融市场来动员资本投入到新的产业上去。随着发展你的生产价值越来越高，交换范围越来越大，交易的人不认识，所以你要跟他交易必须要写合同，合同不会自己执行，所以必须要有执法机构。这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必须不断相应完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应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点不同，因为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都是最发达，收入水平最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最高，代表它们的技术和产业在世界上都是最好的。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要技术创新，自己必须发明，他们产业要升级，自己必须发明，自己发明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大。

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不好的地方是落后，代表我们劳动生产率真水平低，代表我们技术比较落后，但是我们可以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模仿发达国家技术从而获得经济创新。在产业升级方面也同样，我们的产业附加价值低，可以进入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只要它的附加价值比我们高，那就是产业升级，这就是经济学里说的后发优势。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就应该比发达国家更快，因为模仿学习的成本总比自己发明低，而且风险比自己发明小。照理说，发展中国家可以跟发达国家不断缩小差距，甚至赶上超过发达国家。

但是为什么真正能实现快速发展的非常少，我想主要原因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发达国家现在产业很密集，资本很密集。

现在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都是比较传统的，用的劳动力比较多的或者资源比较多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农业和矿产业。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素禀赋结构不一样，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积累，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比较密集的现代化产业。

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是什么？最短缺的是资本，在这种状况之下，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是你的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那些劳动力比较密集、自然资源比较密集的。只有这个产业符合你的比较优势，它的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如果你也可以有相应的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话，你的交易费用也会比较低，你就会把你的比较优势变成你的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太可能形成同样的竞争优势，在目前这种要素禀赋结构状况下，它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者自然资源比较密集的产业。当然发展目标是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收入水平、一样高的劳动力水平和和一样高的产业水平。但是因为产业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要达到一样高的产业水平，你就要让你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资本相对劳动力的量，跟发达国家处于同样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开始的时候资本非常少，怎么样才能够让资本拥有量快速增加呢？

资本是怎么来的？资本是在生产当中的剩余，你不把它消除掉，沉积下来投入生产就变成资本了。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快速积累资本，用什么方式最好？就是在每个发展阶段，按照你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然后给他相对应的软硬基础设施就可以变得有竞争优势，有竞争优势可以创造更大的剩余，而且按照比较优势投资，他的回报会最高，积累的速度会最快，你的要素禀赋积累的速度也就最快。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人均资本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这个道理如果想清楚了好像也很明白。

为什么要讲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我前面说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这是经济学家才能懂的语言，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追求的是利润，你怎么让他在追求利润的时候，主动按照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采用技术呢？那必须有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就是你必须有完善的灵活价格信号，来反映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资本少的时候资本必须昂贵，劳动力多的时候劳动力必须便宜。反过来，资本多的时候资本比较便宜，劳动力少的时候劳动力必须贵。怎样才能有这样的价格体系呢？就是必须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所以市场非常重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必须清楚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而是必须不断地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积累，进行产业技术升级，而产业技术升级以后，你要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你必须不断完善这些软硬基础设施，而这个不是企业家能做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必须政府来协调，政府来提供。所以一个经济要发展，一方面要按照比较优势，所以你必须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靠竞争来配置资源，靠竞争来给这些企业家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

但是经济发展还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升级和完善的过程，所以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因势利导这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政策就变得必要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然是软硬基础设施比较欠缺，也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跟发达国家一样，也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没有。

早期的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要不断爬制度建立的阶梯，进入到现代社会，政府必须根据产业升级需要，去完善他的基础设施，完善他的制度安排。那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都是需要资源和政府支撑能力的，而资源和政府支撑能力又是有限的，既然有限，经济学都知道，要进行资源配置。

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支持能力用在能够最大地支持他的产业升级、形成竞争优势的地方。然后每个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又不完全一样，因此必须选择那些在发展的时候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形成最大的竞争力、创造最多的出口，然后造就最大的财富积累的产业。必须做这些分析，然后配置资源才有效。

也就是说对于有限的资源，政府必须根据他所要发展的产业来进行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过去那些以发达国家有什么、发达国家能做到什么来做参照系的思维是失败的。

比如说结构主义，你要变成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高，那你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好像这个逻辑很难推翻，但是他忘了什么呢？忘了产业结构是内生于他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产业，是因为发达国家资本相对比较丰富，如果他要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那发展中国家就把他竞争过了。

有的老总说我们竞争不过美国，那是什么产业竞争不过美国？在那种很先进的，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密集的先进产业我们确实竞争不过美国，但是你进入到美国的百货市场、超级市场，你不买中国商品都非常难。所以特朗普才要讲制造业要回到美国去，劳动力很密集的中国优势产业，它根本没有办法跟我们竞争。

结构主义它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效果是非常差的，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然后他要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金的成本，资本短缺资金的成本必然高，然后它的要素生产成本又太高，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肯定不如发达国家，教育成本就比较高。

在这种状况下，这种产业即使能够建立起来，也没竞争力，只能不断给保护补贴。那不断给保护补贴，它还是没竞争力，因为它还是成本很高，所以就导致这些国家把现代化产业建立起来以后，普遍经济停滞，危机不断。

新自由主义讲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政府的错误干预和错误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造成寻租行为，所以有效的经济体是应该把政府的干预全部消除掉，好像很有道理，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接受。

但是他忘了一点，原来存在的扭曲、干预，是因为有一批现代化的大产业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把这种干预扭曲取消掉，那些现代化大产业就要垮台。

那垮台的结果是什么？会造成大量社会失业，社会失业以后，你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怎么发展经济呢？而且当中有一部分大的资本密集产业还不敢让它垮台，因为它跟国防安全有关，如果那些产业垮台，就会影响国防安全。

假如今天俄罗斯让它在计划经济下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军事工业垮台的话，那今天普京就不敢跟特朗普叫板，所以你也不敢让它垮台。在这种状况下，即使私有化、市场化，前面把补贴取消掉，后面又把补贴引进来，而且后面引进的补贴比原来还高，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这一点，这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新自由主义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他是看到前面结构主义的时候，政府对市场有太多干预，然后就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就是现在国内有一批学者说，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除了维持法律和秩序之外，政府不应该干涉任何市场行为。

但是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你必须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也必须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安排，而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是市场不能自发完成的，所以需要政府协调很多规则，或者政府直接提供。

在这种状况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原来一批产业垮台了，新的产业一直不出现。我跑到很多非洲国家，跑到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所看到的普遍的是去工业化，旧的工业消失了，新的工业一直不能出现，在这种状况之下，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当然非常慢，不能创造就业，不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中非合作已经进入到了窗口机遇期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发现成功的经济体都有一个特性，因为你在收入低的时候一定是农业经济，收入水平低，包括西欧现代化发达国家，在18世纪之前也是农业经济，收入水平很低。它们从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工业经济，有一个特点，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

我们知道，18世纪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开始，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业发展要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那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到纺织业工厂里面，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工人。然后随着技术创新，不断进行产业升级，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这样的。

后来西欧国家，像法国、比利时、瑞典、德国，它们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也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如果你有一天到欧洲国家问，它们19世纪中叶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的产业是什么，纺织业、轻加工业。到北美也是这样，如果你到英格兰地区，到巴尔的摩，你去问他们在18世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是什么产业，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什么？因为要把大量农村劳动力变成现代化制造业工人，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两个好处。

第一，它符合比较优势，劳动力多，工资成本低，要素生产成本低。而且他提供大量从农业文化变成现代制造业文化、工厂文化的机会，这样来培训工人，老的工业化国家是走这样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工业化经济体，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发展也都是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的，轻加工业、纺织业、成衣业、制鞋业、简单电子加工业。

我们再来看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带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化制造业转移。1979年我们81%的人是住在农村的，78%的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的。现在为什么能够吸纳那么多人进入现代化制造业，也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所以成功的国家有一个特性，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实现它们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制造业的转移。

而且成功追赶的国家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抓住了一个窗口机遇期。那个时候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工业国家，随着它们的经济发展、工资水平提高、资本增加，它们要进入资本更密集的产业，这样就把劳动力密集型、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市场让出来。

成功追赶的经济体都是抓住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当中让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空间，并且赶快进入。

由中国企业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非洲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首都吉布提铁路（亚吉铁路）于去年10月5日正式通车

二战以后日本就是这样，五六十年代，美国工资高，日本的产业就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电子加工业、成衣业、纺织业。到了60年代它的工资也上去了，亚洲“四小龙”当时还在农业经济，就利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候，进入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到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它们工资水平也上去了，必须退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我们正好在改革开放中进入到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所以发展得非常得快。

从这种历史经验来看，今天非洲国家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期。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因为我们1979年人均GDP连非洲国家1/3都不到，现在是8500美元。工资水平，比如蓝领工人是600美元左右，非洲国家在50美元左右，最高100美元。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如果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资本密集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必须逐渐地转移出去，这对非洲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窗口机遇期。

我说千载难逢是因为中国的变化，60年代，日本工资上涨，产业转移的时候，日本制造业雇用的人数是970万，8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失去比较优势，这些产业要转让窗口机遇期的时候，韩国雇用的人数是230万，中国台湾150万，中国香港100万，新加坡50万。

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内地制造业雇用的人数是1.24亿，当中有8500万人是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这些产业必然会给其他收入比较低的国家，包括非洲国家提供一个窗口机遇期。

当然你要抓住窗口机遇期必须给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差，所以这时候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来推动亚欧非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市场的互联互通。

如果把这两个机遇结合起来，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主席提出中非战略合作，里面有十项举措：第一项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第二项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在农村，农村也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也要结构变迁。第三项是基础设施完善。

如果把这个结合在一起的话，非洲国家就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就能够实现他们从农业社会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然后像其他抓住窗口机遇期的国家一样，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改变现在贫穷落后的面貌。

结语：思路决定出路

总的来讲，思路决定出路。这个思路是什么？首先必须看每个国家现在有什么，什么东西能做，然后通过政府跟企业的共同努力，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非常务实，我们知道最终目标是跟发达国家一样收入水平很高，现代化市场体系，各种制度安排非常好。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做，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必须像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像毛主席所讲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这种状况下，把有限的资源能够给很快变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创造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的条件。

现在的非洲，有两个资源最丰富，不是自然资源就是劳动力多，所以他应该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也应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必须有好的基础设施，必须有比较好的营商环境，还必须有国际买家的信心。那这些都是他欠缺的，这种状况下怎么解决呢？

关于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全国普遍差，那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可以做一个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在里面实现一站式服务，那它的基础设施就好了，营商环境就好了，交易成本就低了。

开始的时候商品要卖到国际上，国际买家没信心，那就像中国一样招商引资，把中国在生产，为国际加工的老板们招到非洲生产，他们就会带来技术，带来资本，带来国际渠道，带来国际买家的信心。这样很快的就会在非洲国家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然后产生星火可以燎原的效果。

这个思路我在世界银行的时候就开始提倡，大家开始觉得很对，说这是产业政策的思路。但是非洲国家没有实行产业政策，没有政府的因势利导，三十年我所看到的就是日趋工业化。

首先我开始推出这个想法，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当时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马上付诸实践，真的立竿见影。我2011年3月份带着我的研究报告和思路去见梅莱斯，说你的国家有皮革，而且你有廉价劳动力，你发展制鞋业应该是能成功的。

当时是2010年，我们中国制鞋业雇用的人数是1900万，我们工资是他们的十倍，但是埃塞俄比亚在皮革业雇用的人数只有8000人，而且只卖国内市场。而且他们的国内市场还被中国皮鞋挤压得快不行了。我说你们的成本比中国低，应该有竞争优势。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基础设施差，营商环境差，国际买家没信心。

我就跟他讲，你基础设施差可以设立工业园，营商环境不好，全国改变不容易，总可以在工业园里一站式服务。国际买家没信心，那就把中国企业招来，实行中国一把手工程。他很聪明，一听了马上做，我3月份见到他，8月份他就来中国招商引资。

过去招商引资也是一样的，这种传统的夕阳产业我们不欢迎，我们发展高科技产业，那招了好多年也没有人来，我说你现在应该招符合比较优势的，马上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他果然这次就定向招商，而且只针对皮革业。东莞当时生产女鞋最大的企业是华坚，当时他在我们国内雇用2.5万人，他们的产品卖给欧洲、美国市场。

他听到总理亲自招商，跟他拍肩膀，所以很感动，于是10月份就到埃塞俄比亚考察，考察了以后觉得可以，工资成本这么低，当时马上招到80个工人，送到国内培训三个月，2012年1月份开始两条生产线生产，雇用600个人。3月份产品出口，5月份就变成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产业，到年底就雇用到2000人，让埃塞俄比亚皮革出口翻了一番还要多。

但是重要的不是一家企业的成功，是所谓的星火燎原。因为这家企业成功以后，现在埃塞俄比亚变成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它本来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很差，又是内陆国家，从来没有认为它可以变成现代制造业加工基地，现在成为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

而且埃塞成功以后，同样成功的故事在卢旺达也立竿见影。如同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没有人看好亚洲，当时大家认为亚洲是最没希望的地方，现在亚洲变成少数从低收入变成现代化的高收入经济体的地方。为什么过去大家认为亚洲最没希望呢？因为从主流来看，亚洲没有成为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必要条件真的是必要条件吗？

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从经济实力来讲，一直维持快速发展，但是为什么人家老讲中国崩溃论，原因是中国好像也没有大家认为一个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所需要的这些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必须反思，真正我们现在读的书里面讲的必要条件，真的是必要条件吗，也许不是。

我想如果按照我前面的讨论，不是从发达国家来看，因为所谓必要条件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根据我们自己有的能做好什么，然后在政府跟市场，政府跟企业的努力下，把这些能做好的做大做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的话，就能够从一点成功带来星火燎原，带来全面成功。

沿着中国产业转型的机会和“一带一路”所创造的契机，我想非洲国家在同样的思路之下，也能够克服目前来讲大家认为很欠缺的条件，取得跟我们同样的成功，我们真的有一天能够实现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全人类都可以共同进入到繁荣富裕的社会。谢谢！

圆桌论坛讨论内容：

讨论人：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塞勒斯汀·孟加（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申晓方（前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高级投资政策官员，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王燕（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主持人：

接着孟加先生刚才所提到的关于非洲的情况，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下一站非洲，刚才孟加博士提到在非洲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像埃塞俄比亚，我们在PPT上看到，坦桑尼亚过去十几年也是年均7%的GDP增长率；但是非洲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像人们当初希望的那样发展得好，比如加纳。

两位教授都提到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过程中，政府介入是很重要的，但是政府也可能做出一些错误决策，所以我想问孟加博士，像非洲国家做出错误的决策是为什么，为什么持续那么长，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走上正确的路径？

塞勒斯汀·孟加：

我一直认为包括林教授之前也听到过，大部分的政治领袖，他们其实主要有两个目标，首先是保障权力，他们掌权的时间越长越好；第二，在保障权力的前提下，能够青史留名。

如果要保障权力，他们就需要考虑他们的观念以及领导力的质量。比如说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需要哪些建议采取合理的措施。

但是如果这个措施的结果并不奏效，他应该谦卑地承认说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并没有很好地研究现实情况。

但是现在的现实是许多非洲国家，它们自独立以后，他们的领导人都没有这样自律和谦卑的态度。

林毅夫：

我同意孟加博士谈的，目前来看确实有很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做得不好，国家发展状况也很糟。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从政目标出发，会发现，现在的非洲，和过去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是一样的。

我想从政的人有两个目标：第一，希望能够长期执政。第二，如果长期执政没有问题，希望青史留名。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两个目标呢？最好的方式是给国家带来繁荣，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老百姓就能够支持他长期执政，他也能够青史留名。

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从亚当·斯密到现在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做研究，但是他们给的建议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就像我前面讲的结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这种结果给国家带来的各种经济发展停滞，跟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危机不断。

在这种状况下，他当然不能青史留名了，那他要长期执政，因此就形成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就是为了长期执政，建立他自己的小圈子，利益集团，给他们各种寻租的机会，然后来支持领导人个人。长此以往，后果就越来越严重。

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呢？通行做法是要改善透明度，改善治理。这样一来，这个领导人就要下台，而他下台以后，他推行的政策就已经无法改变。

另外要发展要提高教育，提高健康，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知道要做教育、要做健康，但如果光做教育和健康，出现很多大学生，但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就业没有机会，那么这些受教育的年轻人就开始不满，就引起社会动荡等等。

我觉得非洲国家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内因问题是什么，确实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好，他们的领导人非常想留在职位上。但是这种状况怎么改变？我觉得要非常务实的，找出一些很快能够给国家带来成功的案例，这些成功的案例能够创造就业，能够创造出口，能够增加大家对未来的信心。

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一个点的成功带向面的成功，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思路和政策建议，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也可以青史留名。

我讲两个故事。

2011年，我在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带了一个报告给埃塞俄比亚原来的总理梅莱斯，向他建议学习中国的筑巢引凤，把工业园做好，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把你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皮革产业发展起来。他听了马上做了，马上出现了效果，立竿见影。

这个成功的故事不只局限在埃塞俄比亚，旁边还有一个内陆小国叫卢旺达。卢旺达总统看到埃塞俄比亚成功了，也坐不住了，他说你既然可以帮助埃塞俄比亚成功，也要帮助卢旺达成功。

所以他2013年9月份到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来之前托使馆和我联系，希望谈谈怎么帮助卢旺达。我在过去世行的时候就认识他，是老朋友，见到老朋友到中国愿意来北大看我，很高兴。

但是很不幸，他在中国的时候，我正好在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是总统要见我，我不能说老朋友来了就不见新朋友，我就说很遗憾这次见不了，结果他为了见我，在中国等了两天。

你想想看一个现任总统，为了见一个学者，会在外国等两天，足以见得他想要发展经济的愿望非常强烈。我们中国有刘备三顾茅庐见诸葛亮，这是作为佳话和美谈的，当时刘备还是逃亡分子，他要见诸葛亮，现任总统见一个学者愿意等两天，这说明，非洲国家领导人也是非常愿意学习的。

而且我前面讲了，实际上你要看我的书，卢旺达也是同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学，而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不是谈那些高大上，发达国家怎么发展的，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你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不行。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通过很简单的因势利导，能够马上把这个国家发展起来，如果有这样的学问，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是愿意学的。

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一点成功，星火燎原，带到一面成功，一个国家成功，带来整个非洲国家的成功。

王燕：

我和林教授写了一本书，在非洲有很多国家接受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援助，还有周边发展银行的援助，这些援助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无效。但中国对于南南发展的援助，老实讲我们能够达到双赢的目的。

为什么能够达到双赢？是因为中国有三个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一，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二，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第三，中国还有耐心资本，非常长期的愿意投资于实业的资本，包括中国2016年有183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入。我想问的是非洲国家能够做什么工作，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

申晓方：

我可以从个人的经历向孟加和林老师提一个问题，刚才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十年、二十年一直坚持在一个错误理念，一直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以至于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跟国际经济发展距离拉开。

因为我在中国长大，我下过乡，当过工人，我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中国头十年引进外资的研究。我在世行国际金融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到过十五六个非洲国家从事投资政策方面的工作。

我经常会听到一个理念，而且我自己确实也一而再、再而三碰到这样的问题。很多非洲国家政府说得多，但是做起来慢。

有的时候，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愿意干这件事，但是到了操作执行的时候，有很多的部门，层层的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让很多本来是很好的想法，很好的项目耽误时间太长。

这个问题我在非洲感受有点深，但是我后来在卢旺达工作的时候，让我大开眼界。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了这个国家以后，发现卢旺达这个国家本来是特别落后的，起点很低，但是这个国家好像管理得井井有条，参加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会议，没有一次是对方迟到的，有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迟到了。

还有他们整个城市搞得特别干净，整个街道管理次序特别好。孩子们上学人手一个电脑，我当时真是惊讶得不得了。

那是2008年，我去之前做好了思想准备，这个国家一定会看到最糟糕的情况，即使在非洲可能也是最糟糕的。但是我到了那儿以后大吃一惊。后来我就问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告诉我，这些发展和转变完全是由他们的领导人一手促成的。

当时，这位总统上任的时候，第一次开内阁会议，只有两个部长是按时到的，其他部长统统迟到。到开会的时间了，这个总统就说，其他人没来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开会。后面的部长陆陆续续来了，他就不理后到的部长，他只是跟准时到的部长交谈，从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敢迟到。

后来这个项目我们进行得非常开心，非常好。这个项目结束的时候，这个政府非常感谢我们团队，他就跟我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东西，我就跟他说，我要感谢你们，因为在你们这儿工作，让我改变了对非洲的看法。

我想问问特别是孟加博士，非洲政府的很多政府结构里，为什么卢旺达能够这么做？再加上我们现在看的几个亮点，埃塞俄比亚的总理也是这样的，埃塞俄比亚总理曾经说过我要做埃塞俄比亚的李光耀，他说干就干。

主持人：

您刚才说了埃塞俄比亚的例子，卢旺达的例子，还有十几个您看到比较失望的例子，他们的政治体制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区别？

申晓方：

因为我不是研究政治体制的专业人员，但是我就觉得这一点我在进行投资政策还有投资项目的时候，我的感触特别深，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听孟加博士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是不是这个里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可以深思的问题呢？

塞勒斯汀·孟加：

在林教授面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很难的，首先跟大家谈一谈卢旺达，我认为卢旺达现在的发展其实只是一个序曲。

我记得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多年，那时候有人跟我说过一个故事，有人问邓小平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邓小平回答是为时过早，我认为确实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评价卢旺达的成功，或者应该借鉴什么做法，还是为时过早。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领导力真的非常重要。

在199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卢旺达发生了一起惨剧，在1994年之前，卢旺达和邻国布隆迪、乌干达这些情况都差不多，政府体制也非常类似。

但是1994年出现了一起种族灭绝事件，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有一百万人被杀害，这就为卢旺达敲响了警钟，同时也为非洲大陆留下了心里上的创伤，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惨剧。

当时卢旺达领导人卡加梅，他发起一场革命果断停止了这场大屠杀，但是因为对于那次悲剧事件的看法给非洲大陆留下了心里上的伤疤或者说后遗症，其实许多非洲国家和非洲人民对此并没有采取很好的措施。

但是卢旺达总统是非常有远见的人，他对人民非常务实，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非常务实，非常勇敢，他不惧阻力，也不担心和恐惧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对自己的指责，他只要对自己的人民和历史负责。

主持人：

非洲也有已有一些领导人认为非常具有领导力的，比如加纳的总统，但是他执政不到十年就发生了政变，所以一个国家碰到一个优秀的领导人，而且还能够稳定地长期争执，这个得靠运气吗？

塞勒斯汀·孟加：

加纳可以说是二战以后撒哈拉以南第一个取得独立的，同时它有一个非常有卓见的领导人，他吸纳很多人才给他出谋划策，甚至邀请到刘易斯为他提供建议。

但是在政治领域，就像林毅夫教授提到的，如果你不能采取短平快的措施，迅速让人们看到积极的变化和效果，那在政治上你的脆弱性就会大大加强，尤其你采取一些非常大胆，甚至反传统或者反已有传统做法的政策的时候，你的政治脆弱性会大大加强。

当然恩克鲁玛总统是非常有远见的领袖，但是他的政策见效需要的时间非常长，他就不能给人民提供机会。

他非常喜欢写书，他写过一本书叫《历史哲学主义》。这本书非常好，他的个人兴趣也非常好，但是这并不能带来就业机会。所以他就没有以最快的时间为这个国家和地区带来经济效益和进步，这使得他的政治地位变得非常脆弱。

于是在他一次出访期间，国外势力联合国内力量发起一场政变，主要是对于他的民族主义看法。所以作为一个好的领袖，你能够采取一些见效最快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塞勒斯汀·孟加（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林毅夫：

我倒不完全认为政治体制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前面提到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他们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谈到的卢旺达的总统卡加梅，还有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他们都是比较强权的。

但是今天非洲最成功的国家是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民主体制，而且还是法国殖民地。现在有很多民主国家，他成功的原因和中国完全一样，他在60年代的时候，也受到当时的思潮影响，做一些进口替代战略，用各种政府的干预和扭曲，去保持住国内的产业。

当然这里面就有刚才孟加博士讲的问题，你要保护那些进口替代产业，资本比较密集，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又是比较优势，没有竞争力，只能靠补贴，效率非常低。

他们从1971年开始改革，他的改革成功跟中国一样，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来的保护扭曲，政府干预一点都没有消除；但也跟中国一样，设立了一个加工出口区，加工出口区里面是一切都放开。

同样是积极招商引资，当时它的工资水平比较低，然后就到我国香港、台湾去把当时的劳动密集型纺织和成衣业招商引资到毛里求斯去。

毛里求斯因为工资便宜，所以招商引资来的产业发展非常快，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原来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现在变成比较优势了，保护补贴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这种务实的、渐进双轨的，当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最早成功的，其实最开始成功的是毛里求斯。而且我曾经谈到，我们一般经济学界都认为你要成功必须有这个前提条件。

1960年的时候，世界银行请了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爱德华·米德，后来得了诺贝尔奖，去做毛里求斯研究，做他们国家的报告。他做了研究以后得出一个报告，说毛里求斯是一个一点希望都没有的国家。

为什么？因为当时它的经济规模非常小，因为它是小岛国，1960年的时候只有50万人，而且孤悬在印度洋，距离欧洲市场很远，距离美国市场也很远。

当时主要产业只有一种，是单一经济，再加上有那么多政府干预和扭曲，所以成功的要素它一个都没有，但是今天毛里求斯人均GDP比中国还高，超过1万美元。

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还是中国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只要思路对，如果说你有比较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推动会比较快一点。

那即使思路对，即使民主体制，不管谁上台，谁都要就业，谁都要出口，谁都要外汇，谁都要财政收入，只要你的思路是对的，即使是在一个多党制民主制国家，它同样是成功的。

所以有些认为必须制度作为前提条件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思路和政策。只要思路形成对的政策，不管在什么体制下都能够成功，而且都能够不断被执行下去。

nice生活圈 发表于 2017-7-10 16:07
但是卢旺达总统是非常有远见的人，他对人民非常务实，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 ...

好东西

以为ZF干预——所谓“有效ZF、有为ZF”才是推导经济增长的关键的人们，好好读读巴斯夏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林毅夫的经济学水平超不过200年前的巴斯夏的水平。

确实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