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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刚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学会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拿来推行，就能够取得发展和转型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发展中国家尚无依靠“西天取经”实现现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国家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以我的专业领域发展经济学为例，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应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主追求现代化之需，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子学科。第一波思潮是盛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主张以ZF主导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强调ZF失灵，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二战结束至今已70余年，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至今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水平。少数几个赶上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所推行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恰恰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以渐进双轨方式转型，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如果从新自由主义视角来看却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西方主流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而且经常还是以在发达国家也尚未完全达到的理想条件为前提，拿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必然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局限性。在现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闭关锁国不行，照搬发达国家的道路、理论、文化亦不可行，学习参考他人要建立在对自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具有高度自信的基础上。
文化复兴是一种文化自信，它意味着文化的绵延不断。中国文化何以几千年绵延不绝？首先，需清楚何为文化。我倾向于使用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即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伦理、价值取向，等等。五千年来，器物层次和组织层次的中国文化都在发生变化，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始终绵延不断。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都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延续的体现。
面向未来，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不断释放，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传统之一的中华文化，能否与经济基础发展相适应并不断演进，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精神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答案是肯定的。当西方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而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也颇为活跃。可以说，中华文化以及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从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既能适应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不断变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实质，并以相应形式与变化相呼应。以儒家为例，孔子所以被称为“圣之时者”，是因为他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他把过去的经典按照时代需要给予了创新性整理和诠释，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后儒家文化吸纳了佛家文化的内涵，发展为宋明“理学”和“心学”，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传承内容的中华文化有能力随着时代而调整、创新。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文化包含多个层面，当一个文化体跟另外一个文化体碰撞时，就会有强势弱势的差别，其决定因素在于经济基础。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的经济基础，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完全有可能不断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识地实践、倡导，中国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伦理价值取向，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上层建筑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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