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eryhust 发表于 2017-11-18 19:45
好东西
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
从时间上看,资本主义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同时,在国别或地域上也具有了多样性。如前所述,马克思已经注意到英国在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采用了多条路径,但由于彼时确立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只有英国,因此他几乎没有提及资本主义各种模式之间的国际性比较。
与之相对,列宁详细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将它们分别区分为:英国金融殖民帝国主义,法国高利贷帝国主义,以银行主导的卡特尔垄断为基础的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以股份公司制托拉斯为基础的美帝国主义,以及俄国、日本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致力于揭露日本资本主义的军事性、半封建性特征的山田盛太郎则将它们分别区分为日本型、英国型、法国型、德国型、沙俄型、美国型等各种模式,但其区分的基准主要是“产业资本确立时期农业的形态”,并且他认为,只要不发生革命性变革,那么一经确立的形态就不会再有变化,因此不能否认他的观点比较僵化。[16]
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为了封锁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各资本主义国家集结于握有压倒性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美国周围,人们也就无暇顾及资本主义模式的划分了。尤其是自战后到70年代为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欧洲、日本都以追赶美国为目标,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不过就是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谓的“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的差别罢了,而且认为所有的资本主义只要到达“高度的大众消费社会”这阶段自然就会同化为同一模式的想法已经成为主流。随后,从80年代开始,全球化资本主义来袭;90年代前后,苏联式社会主义崩溃,中国也宣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全球化资本主义变得实至名归。正是这个时候,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争论再度复苏。冷战结束时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翘楚,正是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1991)一书,书中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以市场和金融为主导的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英国和美国)和社会共同体式的莱茵式资本主义(德国和日本)两种。
调节理论最为关注资本主义组织、运转的多样性,这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山田锐夫主要依据布鲁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的《五种资本主义》(2003),划分出了下列五种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及其代表国家,即市场原教旨型(英国和美国)、亚细亚型(日本和韩国)、欧洲大陆型(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型(瑞典和芬兰)和地中海型(意大利和西班牙)。[17]
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并不具有可以同化的统一答案。虽然当代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期待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都同化为“市场原教旨型”,但即便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国民性、地域性特征仍旧顽强地残存下来,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各种模式的多样性也是存在的。当然,历史的发展变化与地域性的多样化是相互交错的,而构成多样性的各种模式自身也会相互渗透融合,继续发展变化下去。
《资本论》与现代资本主义论 -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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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再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的稳定性问题。如前文所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资本主义下,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停滞,资本/收入比率上升,恐怕利润率也将持续走低。这些现象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虽然我们可以以各种标准或视角来探讨经济体制的稳定性,但这种经济体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资本论》所示的所有经济原则是一项重要标准。
第一,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说,危及劳动力再生产的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当今世界,有调查称,在全球72亿人口中,约8亿人为饥饿人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的差距虽然缩小了,但是在国家和地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反而不断扩大。目前,据称世界GDP约75万亿美元,如果将其平均分配给72亿人口,则人均应达到1万多美元,从而可以消灭饥饿。因此,贫困与贫富差距的原因不在生产层面,而在分配层面。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最富有的10%的人,其收入份额的增加主要依靠最富有的1%的人所带来。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提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是有依据的。罗伯特?莱奇(Robert Bernard Reich)认为,这种极端的贫富分化将危及在政治层面支撑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他指出:“在看上去根本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幸福地生活,在充满愤怒和不信任的国家,也不会有丰饶的生活。”[18]已经扩大了的收入差距随着新自由主义下的减税政策被世袭化,正在带来更大的资产差距。
地球环境作为保护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一环,也因为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等)排放所造成的全球变暖而濒临危境。现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增长和新兴国家的工业化,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959年的316ppm增大到1998年的367ppm。《联合国ZF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预计,到2100年,地球的平均温度将上升1.8-4度,海平面将上升38.5厘米。一度被宣传为清洁能源转换设施的核电,由于在铀的精炼和发电站建设的过程中也免不了使用化石燃料,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具备对用完的燃料进行最终处理的技术,因此一旦发生诸如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那样的事故,整个社会就不得不承担天文数字般的费用。资本历来就不受管制,有着将利润内部私有化、费用外部社会化的倾向,因此资本不可能通过控制生产去应对全球变暖和核电问题,这就足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原则了。
第二,从资源的适当分配角度说,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的分配采取了种逐利运动的形式,因此无论从社会的和人类的视角来看是多么有必要的领域,只要无法盈利,资本就不会流向那里。比如,教育、医疗、保育、护理等公共资源都是如此。
公共资源本来就与资本主义互不投缘,因此才会由国家通过财政提供公共资源。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下,方面,财政支出会因为需求管理政策和经济危机时对大银行、大企业的救济政策而增大;另方面,税收收人会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竞相降低法人税以及全球化企业利用避税天堂逃避纳税而裹足不前,最终只能扩大财政赤字、削减公共支出或对公共事业进行民营化改革。罗伯特·莱奇称这些现象为 “公共资源的恶化”,他指出:“靠税金支撑的、任何人都有权使用的公共资源正在逐渐丧失。本应是公共资源,现在却变成了私有财产,而且主要是富裕阶层来享有同时,他们也变得越来越不愿意维护公共资源”[19]逐渐放弃承担公共事业的现代资本主义,正在背离经济原则。
最后,我想探讨下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与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相关联。自由时间是相对劳动时间而言的,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1990年至2011年,美国的人均劳动时间从1831小事缩短至1787小事,日本从2031小时缩短到1728小时,分别缩短了2.4%和14.9%。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恐怕也反映了兼职等非正式员工的增多。虽然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综合数据十分稀少,但若考虑到实际GDP增长率是劳动生产率上升比率和就业者增加比率之和,就可以看出,美国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从1990年到2011年至少分别上升了30%和20%。相较而言,劳动时间的缩短幅度实在是太小了。
马克思构想的以人类自身各种能力的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王国”,是建立在人类为满足各种需求而付出最小代价的“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的,为此马克思指出:“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0]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与工作分担制(Job Sharing)相衔接,从而缩短劳动时间,才符合经济原则,并且是构建未来社会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