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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续）
将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放在本文中进行考察，这基本上是对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回归。但不同的一点是，那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使之达到完全就业水平所需的时间，则无法加以具体的预测；而美联储这只看得见的手，则是致力于在两三年内，实现在无通胀条件下的特定失业率目标。美联储的计划以利率的升降作为手段，让储蓄和投资在失业率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实现相等。正因为如此，所谓“节约悖论”、“聚宝盆”理论这些例子，都变得不相干了。一旦储蓄率上升，由于有美联储的功能作为保证，最终的投资也将会上升。
在我看来，正常情况下的需求变化，都会被美联储的政策所抵消。因此，平均而言，它们对就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在经济学的学术领域之外，很少有人持有这种看法。举例来说，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会议，参会者总是围绕着工作岗位的增减展开激烈的辩论。我认为，以下观点是非常明显的：下一个十年间的平均失业率，取决于美联储的意愿，而与美国、墨西哥的双边贸易差额无关。然而，这一观点还远未进入到公众意识的层面（事实上，当我在1993年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当时参会的一位成员，同时也是NAFTA的支持者，突然愤怒地说：“这种说法恰恰是经济学家让人讨厌的地方！”）。
那些已经进入公共意识的理念，包括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们所熟悉的，只是一种刻意曲解的凯恩斯主义。不加批判地接受“降低消费支出，就是坏事”的观点，正是这个门派徒孙们的印记。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都呈现出缓和的态势，而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正准备展开一场绝地大反击。“节约悖论”和“聚宝盆”理论，是威廉•格莱德近来的两个主要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第一章）。不过，格莱德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思想根源，正如凯恩斯所说的那样，“那些自信可以免受任何知识阶层影响的实干家，其实往往受到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支配”。当类似的论调①出现在《新共和》（New Republic）这样的杂志上时，也许用不着太过惊讶。然而，当我们看到《商业周刊》也在一本正经地宣称“更高的储蓄将降低经济增长”时，就必须注意了，这其实是一种正在扩展的文化现象。
为了证实储蓄有损于增长这一论断（更加合理的立场是并非储蓄有利于增长，而是它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你必须让人们相信美联储的无能，也就是说，它无法通过利率的升降，来确保储蓄欲望上涨之后会转化为更高的投资。
即使你能够说明利率只是影响投资的因素之一，理由也是不够充分的。这就像是在说，我踩油门仅仅是影响汽车速度的因素之一。毕竟，我可以调整油门的大小，所以在超速行驶被警察逮到的时候，我就不能以正在下坡为借口来逃避惩罚。同样的道理，格林斯潘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整利率（要是美联储愿意，它可以在一天之内让货币供给量成倍增加）。因此，一般来说，就业水平取决于格林斯潘对安全上限的看法。本文的故事内容到此就基本结束了。
另外，还可以多说一点！要让储蓄有害的论断成立，你就必须证明：要么利率对支出不会产生影响（可以试着和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谈谈），要么潜在的储蓄与投资机会相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即使美联储采取零利率政策，也无法使两者相等。后一种论证颇有点像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当时的国库券利率还不到0.1%，同时也适用于今天日本的情形。目前，日本的国内利率为1%左右（我认为，日本央行完全可以使本国经济走出困境，它目前的消极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渎职。不过，对于这一问题，我会用专文来讨论，可参阅本书第十六章《日本究竟怎么了》一文）。然而，国内的银行每个月都会给我寄一张小单子，内容是需缴纳房贷的数额，这使得我可以确信美国目前的利率仍处于某一较高的水平。真的应该感谢银行！因此，无论如何，关于储蓄是否有害的争论仍然悬而未决，即使是那些持有害论观点的人，也不会认为美联储真的没有能力。恰恰相反，几乎就是这一班人马，坚持说美国经济在过去30年间（整整一代）的差劲表现，完全是美联储的过错，并且还说只有在格林斯潘的带领下，我们才能走出困境。
现在，所有的故事似乎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总结。以下就是庸俗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储蓄的增加将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其原因大概是美联储无法通过降息来引导投资的增加；然而，美联储又应该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低利率将导致投资的增加。
如此总结，应该没遗漏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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