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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于右任先生在《民立报》发表全文仅百余字的《亡国三恶因》，至今已近百年，研判社会重读此文，深感当年于右任之远见卓识。
“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于所说三点，清晰概括了满清覆灭的原因。任何一个政权，无论他多么貌似强大，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点，就逃不出灭亡的命运。套用《过秦论》里的话：“亡秦者，秦也！”
第一说的是老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象。老百姓为什么贫穷？是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家与民众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日夜不停地盗卖国家资源。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
第二讲的是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
善恶本人兼而有之，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社会制度却把好人变坏。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实都是制度造成的。
第三说的是政权只能用卖国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才会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外人”指列强，“窥探”中华；“霄小”指内奸，挑弄是非，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和金钱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结成利益集团的方式来维持其高压独载的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曾是清朝举人出身的于老夫子看到了一个政权灭亡的趋势，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满清“盛世”就轰然倒台了。
前清倒了，而实质也是以结成利益集团的方式来维持其高压独载统治的后清呢？放弃一已（党）私利和进步一点就那么难么？民族和国家的进步谁先谁后孰轻孰重？
对先生的印象来自于小学时看到被大陆人称为“于大胡子”的书法和照片，后来看到他著名的《国殇》诗，但感触至深还是在80年代初的中学时代，那时才读得懂个中真味，那时才发现台湾那边怎么传统文化比我们还正宗？
于右任临终诗《国殇》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海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国殇》（又名《望大陆》)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先生在台北谢世后。
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据学界考证，之后不久的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写下了感情真挚的这篇诗作。
1964年11月10日晚8点08分，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因他没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他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但先生临终前，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
于右任苦于喉疾无法讲话，只好伸出三个指头代表自己想说的，三个手指的心愿一直没有被人猜破，今有人悟或是想将来迁葬家乡陕西三原，而且是想埋在老家那三棵几百年老槐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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