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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证券化的理论研究基本是按照市场的实践进行发展和延伸的，早期的证券化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相对来说，理论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对证券化所提供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论述，如金融脱媒（Bhattacharya&Thakor,1993；Freixas and Rochet,1997；LowelIL.Bryan，2001；Schwarcz，2002等）、低成本的融资创新（Hess&Smith，1988； Greenbaum and Thakor，1987； StevenL.Schwarez，1999等）、降低信息非对称性（Benveniste and Berger，1987； ClaireA.Hill，2002等）、优化企业资产结构（Pavel and Phillis，1987；JureSkarabot，1995；Fan，2003等）、信息传递效应（Oldfield,1997；Hi11,1997等）、预防性功能（James，1988；Alles,1998等）、财富创造效应（Rosenthal and Ocampo，1992；Hugh Thomas，1999等）、破产风险隔离效应（Zweig，1988；stopher W.Frost，1994；Ketker and Ratha，2001等）等。当然对于资产证券化优势的研究不仅仅从以上列示的单方面进行考虑，更多的学者是综合性地考证证券化的诸多积极效应（Kopff and Lent,1990；Stanton，1998；Iacobucci and Winter，2003等）。这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包括：
Greenbaum and Thakor（1987）构建了包含信息非对称的理论模型；LoPucki（1996）和Schwarcze（1999）分别就资产证券化对企业自身风险的自我证明效应进行了辨析；ClaireA.Hill（1996）关于信息非对称的“lemon困境”的论述；Frost1997年分析了资产证券化在处理风险分散上的积极效应，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重整和破产隔离理论；资产证券化为股东提供了正向的效应（Hugh Thomas，1999）；Schwarcz(2002)提出了著名的“金融脱媒”理论，同时也表达了对证券化是一种融资工具创新观点的支持。
另外也有大量的学者基于数量化分析方法，如期权定价、差分求解、偏微方程、多元树图、蒙特卡洛分析等，对证券化过程中的风险和收益进行数值分析，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理论。
这些理论一方面推动了对资产证券化理论的深入和细致研究，另一方面同实际应用相辅相成，在解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过程中又推进了金融创新。
我国引入资产证券化的理论最早可上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应用实践也只是针对于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通过后续的试点才逐步推向了整个市场，证券化的应用也不再局限于金融机构，更多的融入了非金融机构的参与。在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企业在实践上确实少走了不少弯路，同时也取得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解决、中远集团和中国网通资产支持证券的成功发行、中集集团的海外资产证券化等等。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一方面推介欧美的相关证券化理论，有效探讨和丰腴这一融资制度，另一方面立足本国国情对中国具体实施中的发起人相关责任、特殊目的载体SPV效能和后续运行机制以及整个过程中的保障等相关制度问题进行了分析，也为中国实行有效的证券化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相比国外专注于数量化的资产定价和风险定量分析，国内理论研究和实践显得相对落后。虽然我国对这一方向的研究也只能算作是引入和试点阶段，但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果是不能抹杀的。
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有：张超英（1998）的《资产证券化一原理、实务、案例》、何小锋等（1999）的《资产证券化:中国的模式》以及于凤坤（2000）的《资产证券化理论与实务》等，这些成果都极大地推进了资产证券化理论中国的引入和普及。后续的研究也多是基于此展开来的。
对应于应用实践，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国有企业以及大中型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解决，引入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来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成为早期的研究重点。张超英 ( 1998) 系统介绍了国外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和实务,并就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融资困境进行了分析。黄明(1999)针对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大量存在的未偿债务，指出有效的证券化操作大有裨益。刘云( 2001)在其文章中指出合理利用资产证券化的融资优势为国有企业解决财务包袱应该得到重视。涂永红等(2000)中的研究提出可以对银行业不良资产、项目贷款等进行证券化操作。这些都填补了国人对证券化操作的无知。
国内关于证券化风险的研究集中对实施过程中的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违约风险、再投资风险以及管理风险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由于量化上的困难，数量化的分析范式还不是很普及，但是对风险评定和防范已经取得了辉煌的理论成果。对基础设施风险研究的文章可参见王来祥、林晓言2001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识别与规避》，这篇文章对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相关环节中的风险识别和风险规避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篇文章虽较早地关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因素，但归纳不够系统。系统研究可参考何小锋（1998）、郑明川 (2003)、王新峰、(2004)等的相关论述。另外我国台湾学者对此也做过细致研究，这包括何宗坤（1992）就资产证券化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得探讨等。
对于国内基础设施的资产证券化研究相关研究有： 李耀（2001）对国内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环节和配套机制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并就典型的案例给与了论述。沈沛（2002）对市政基础设施证券化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构想。黄育华（2003）对比分析欧美，系统分析了国内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除却以上研究外，还有大量的学者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如于凤坤，2002；肖林，2003；陈克禄，2003，习刑鼎、任戈和沈丽，2004等。这些研究为在我国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但相对还是缺乏系统性。
同经济视角并行考察的还有法律制度方面的论述，这一方面主要从事对资产证券化相关法律、制度、税收、监管体系等系统的操作机理，在结合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系统剖析相关参与人在其中的责任义务和实际权益，可参见洪艳蓉，1998；吕妹静，1998；吴弘等，1999；王志诚，2001；高保中2001；谢永江，2003等的相关研究。
以上只是介绍了部分资产证券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方向，由于本人能力和文章篇幅的限制，这里将不对其他理论进行详细的论述，这些理论包括资产证券化的优先次序问题（吴英花、杨志远，1998；陈钊，2001等）、抵押支持债券的相关理论（贺力行、林少斌，2000等）、证券化动因理论（尹伯成等，2000；尹龙，1999；张超英，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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