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世界反击中国：此伏彼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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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世界反击中国：此伏彼起（一）[size=1.2em]丁学良：外部世界反击中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势力影响”，这并不只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我们应理解其深层脉络。
[size=1.2em][size=0.8em]更新于2018年3月30日 06:41 [size=0.8em]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为FT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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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来，任何关注国际关系的人士，不论在哪儿做研究，也不论在为哪一方工作，都不可能不被一个波及面广泛的势头所吸引：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ZF机构和非官方部门，正在采取措施或准备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势力影响”，或曰中国在外部世界“咄咄逼人的、具有触犯他方性质的（assertive/aggressive）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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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Aggressive assert 香港科技大学 中国威胁论 FT中文网

并非早先的“中国威胁论”余火冒烟
估计有些读者马上就会说：这个趋势咋看起来好像并没什么特别新奇之处，大不了就是嚷嚷好多年的“中国威胁论”再来一波嘛！然而，笔者可不是这么看待的，因为以前是为数不少的外国机构大声或小声地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而目前却是为数日增的外国机构以实际行动或计划中的行动来对付他们视野里中国迫近的威胁。
外部世界最近期间对中国的多种反击，具体实例层出不穷：既有聚焦在中国官方赞助的海外宣传、教育和文化项目或所谓“软实力”投射领域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产权结构不甚清晰的公司从事的高科技（尤其是双用技术即民用和军用皆可）转让操作的，也有阻止中方资本收购兼并所在国制造业厂家和金融机构的，也有检讨亲中的华裔人士金援所在国政界选举和影响外交政策走向游说活动的，还有追究中国留学生正规社团在留学地区接受中国驻外使馆财源、组织“干涉和操控性”活动的，甚至还有质疑中国新移民社群政治忠诚程度的。至于对来自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有重点地进行反倾销惩罚、以单一国家军队或协调多国武力进行针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抗衡性巡逻和演习，更是被国际媒体高调张扬。

本文标题刻意用“外部世界”，就是因为这些针对中国在海外的项目和活动所发起的反击虽然还处于实施的起步阶段，但发起地点却不是集中在一两个国家。美国当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发起国之一，但是，就连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通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得相当“本分、平和、谦虚”的中小规模国家，也陡然提升了对中国海外势力和影响的防范及抗衡。这类事例近来发生得过于频繁，因篇幅所限，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
理解外部世界反击的深层思路

对于外部世界以上的反击势头，中国官方发言人及媒体的公开解释和应对，多半是大家熟悉的那些铿锵短语：冷战思维、反华阴谋、相由心生、草木皆兵、贼喊捉贼、恶人告状、螳臂当车、不值一驳，等等。我们必须越过这些套话和成语，冷静客观地透视外部世界反击中国的深层思路，即便我们不同意众多反击方的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式，也应该心平气和地梳理清楚它们背后的脉络，这对于未来15年的中段时期北京高层如何考量及安排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国际关系观察界分析圈里，对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摩擦冲突诸多事态的解读，最基本的参照框架是三个。第一个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最近，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关切，那就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贸易纠纷。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含义中文译名不够明晰）为分析基准的：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像体育比赛而是像战场。行为国增强本民族国家的实力是其不变的目标；尽可能出口产品以赚取他国的硬通货是其手段的“阳面”，尽可能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是其手段的“阴面”。阴阳两面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行为国难以和他国合作共赢。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实行的就是这个大战略。在战败之前，日本决策层同时抱有以军事手段在国际上谋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战败后再也不愿意重操此道，于是以经济贸易手段来谋取最大利益就成为唯一的富强之道。用当年这个领域最震撼公众的畅销书之一的作者的话说，“现在，无论本土厂商多么有竞争力，在美国没有一个行业是安全的”，因为日本的做法太厉害（帕特•乔特：《银弹攻势》，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译版第1页）

第二个框架是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冷战。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分析基准的：挑战方对抗西方是认定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实践这套价值观的政治社会制度，既是邪恶的，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挑战方不惜以一切手段来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灭亡，包括宣传战、情报战、经济技术竞争战、代理人战、直至必要时全面热战。灭掉西方制度后，挑战方将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成套制度推广至全世界，也即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George Kennan, “From Containment to Self-Containment”, pp. 348-423 in G.R. Urban ed., 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三个框架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是最远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格局。名著《极端的年代》作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此勾勒得简明扼要：“对英德两大竞争国而言，天际才是它们的界限。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的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地位，如果德国意愿得逞，国势已经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法国同样攸关生死：它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资格也受到严重挑战。……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于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总体战爆发了。”（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译版，上册第44页。）
三个参照框架的解释力和误差
上述三大参照框架，对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都有局部的启迪意义，也都有重要的误差。第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参阅“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译版，第3卷第477-481页）。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村上薰：《通产省的挑战》，台北：创意文化公司1986年译版）。可是，有些敏锐的分析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继续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