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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忽视各企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忽视先进技术扩散所需的时间和成本，甚至否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价值创造的贡献，以此维护“只有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这一错误观点。美国禁售中兴各种计算机芯片，沉重打击了中兴公司，打击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用惨痛的现实证明了他们的错误。
以下摘自《资本异论》有关章节，供大家参考。
《资本异论》第八章，一个企业创造的总价值量与它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8-1，“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一个必须慎重使用的结论
8-2，“劳动生产力提高”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
8-3，在纵向比较时，如果整个行业各个企业情况一样，“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是成立的
8-4，在横向比较时，“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不能成立
8-5，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较大的企业创造的总价值比较多
8-6，错误的根源在于忘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和具体劳动时间无关
……
8-9，错误理解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后果严重
8-10，新技术的扩散需要时间和成本
8-11，经济学不能仅仅研究“可能性”，还要研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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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错误理解劳动生产率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后果严重
“不用说，采用了先进的机器设备以后，在同一时间内，同一产品的数量是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增加了，这是由于关系到具体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从而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就增加了，但是，它并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因为价值量是由凝固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我们不能看到生产出来的产品增多了，就认为多创造了价值，更不能由此得出：‘机器创造价值’的结论。……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而生产同一物品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产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它的价值也越小；反之，劳动生产率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就越多，该产品的价值倒是越大了。”（陶大镛：《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0页）
上述论述不仅难以和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相吻合，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如果真的是“劳动生产率越低，产品的价值越大”，那么大家就没有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了。
我们知道，在宏观上，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讨论与否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但是在微观上，有些企业、有些国家领先于其它企业或者国家首先使用先进技术，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中国这种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更有实际意义的、更加应该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横向比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家对本国人民奢谈宏观上的纵向比较，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掩盖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上的横向比较，并且会产生一种误导：“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创造的价值是相同的”，或者：“科学技术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已经证明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价值创造。因此，横向比较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比纵向比较更有现实意义。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多讲横向比较的情况，即：“劳动生产率越高、创造的价值总量就越大，我们应该积极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
8-10，新技术的扩散需要时间和成本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忽略横向比较，是因为它在讨论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时，有一个它认为是不言而喻、因此不必说明的假设：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是相同的。
这一假设的基础是另外一个假设：先进技术的扩散没有时间差，也不需要成本，即先进技术诞生后会很快地、无条件地被所有生产者采用；也可以这么说：政治经济学完全忽略了新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时间和获得新技术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马克思说：“……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资本论》，第354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到这个问题时口气也十分轻松：“……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商品的社会价值也就会随之降低。”（袁夏良，赵锦绣：《通俗政治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170页）“当先进技术得到普及后，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此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商品价值相应下降。”（卫兴华，林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78页）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获得先进技术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在原有技术普及的同时，更新的技术又被开发出来，并在部分企业被率先采用。因此，不同生产者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会动态地长期存在。那些积极发展新技术的企业或者国家，在价值生产方面总是优于那些不重视、不善于发展新技术的企业或国家，其差距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且越来越大，直至后者被彻底淘汰。
落后企业或者国家渴望获得先进技术，而先进企业和国家千方百计阻止最新技术被潜在的竞争对手掌握，同时又要把对自己来说已经落后的技术用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去。因此，技术扩散并非一个纯粹技术领域的问题，更非“水往低处流”式的自然过程，在很多场合，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斗争，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国家的指导性经济理论忽略新技术扩散的时间差和获得新技术所需的巨大成本，不仅理论本身会产生偏差，还会使人们不重视本国、本企业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开发工作，而总是把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中国的科技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待遇普遍很低，科研和教育经费严重匮乏，但是购买国外技术、即使不太先进的技术时，却总是大把花钱。尽管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但是不能否认经济理论的偏差对指导思想和实际行动潜移默化的影响。
8-11，经济学不能仅仅研究“可能性”，还要研究“可行性”
桌上有一杯水，由于地球引力，“水往低处流”，杯里的水完全有可能流到地板上。这是“可能性”；
但是，由于受到杯沿的阻挡，水实际上无法流出杯子，因此没有“可行性”。
先进技术从先进企业、先进国家扩散到落后企业和落后国家，存在“可能性”，因为后者迫切需要先进技术；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扩散缺乏“可行性”，过高的价格、政治上的障碍等因素可以象杯沿阻止水往低处流一样，阻止新技术的扩散。更何况很多技术根本不出售，或者说价格等于无限高。所以，在研究中不能过于抽象、过于理想化，不仅要研究经济过程的“可能性”，还必须考虑“可行性”。
摘自《资本异论 —— 关于商品交换和利润来源的思考》（黄佶 著）
1999年12月31日完稿
2000年1月3日全文上网，网址：www.nows.com/z
2003年6月在台北出版纸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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