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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中国的文官体制是欧洲政治改革的灵感来源。那年头欧洲各国的掌权人物几乎全是贵族，你能不能登上朝廷做那掌玺大臣，得先看你的血缘出身。要是出身贫贱，哪怕你能力再好，也只不过像把从未被人放进过布囊的尖锥，根本连入围竞赛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创制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国，他们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考试这么科学的方法择仕选官。渐渐地，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国家建设，改变固有的权力体制，把权力精英的血缘基础换成了成就基础。尤其是英国，它吸收了中国制度的优点，创造出现代文官体制的雏形。
科举纵有百般不是，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毕竟是个伟大的发明。用考试去决定社会的上升流动，实在要比靠出身和阶级公平得多理性得多。从历史角度来看，说中国人是个考试的民族，并不完全是种贬称。
然而，考试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是一套硬化的标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孩子不大会考试，但他可能具有考试考不出来的惊人才华。所以由古至今，制度总会为少数人开一扇方便之门，比如说“举荐”。如今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吸收考试不行的“特优生”，或者凭学生被公认的惊人成就破格录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担保。
考试本来是公平的，考试之外的多样途径本来也能补考试的不足。但是每一个社会都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钱人的孩子的确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他家有钱请家教，能送他上学费比较贵的名校，所以他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比较大了。就算不看考试，理论上富家子弟的表现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见过世面，面试的时候比较有自信，而且他会得到不少音乐艺术等校外教育的熏陶，容易发展出一般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力。
教育是种社会再分配的体系，怎样不让富者恒富，精英永远是精英，这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拿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来说吧，大家对它们的印象就是“精英贵族名校”，也就是说它们不只精英，而且贵族。如果你中学是在伊顿和哈劳这些地方上的，你进牛剑就有一半的保证了。于是英国的“重点大学”都有扶助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几十年前还开始了中学校长推荐的计划。他们会请一些较贫困地区的中学校长推介少数极有潜力的学生，给他们特殊的面试机会。饶是如此，直到2007年，牛津大学也还是只有1/10的学生来自穷困家庭。
去年8月，备受舆论压力的牛津大学终于公布了一项惊人的计划：它的入学导师会在挑选学生的时候格外注意学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较为差劲的小区，如果是的话就要优先对待了。牛津入学登记处总监麦克·尼克松(MikeNicholson)说：“只看成绩太残忍了。我想确认一个学生是否来自高等教育机会比较稀少的地区，我们应该让他们打破障碍。”这个计划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讽它是“住址博彩”，以学生的住址掩盖了学生的真正的能力。怎么做都不是，可见教育的公平实在不是个容易对付的难题。
然后再一次地，中国走在了世界创意的前列，因为我们的精英大学似乎领先放弃了公平的负担。今年11月，北京大学开始推行“校长实名推荐制”，选出39家中学，让他们的校长各自推荐一位学生，不用笔试即可进入北大的面试阶段。细看这些中学的成绩和所在的位置，大半算得上好学校好地段，既有4家已经出过不少北大生的北京名校，更有10家中学来自“教育强省”江苏，总之全是不愁学生出不了头的学校。我们都晓得北大不是牛津，前者是全国纳税人支持的公立大学，后者则是私人赞助的私立大学；前者一向优待北京本地生，让这个全国首善之城的孩子入学门坎要比别人低一些，后者则开始重视有欠发达的地区，使教育资源不够丰厚的学生得到更大的优势。为什么一家私立名牌大学会比一家公立名牌大学更关注全国教育公平的问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说今天的中国好像完全信服了“马太效应”；“凡是已经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凡是没有的，连他剩下的也要拿掉。”我们唯恐精英阶层得到的还不够，所以就要想办法为他们开放更多机会。培育精英，国家才会更强大，这套优生学式的教育理念也许就是中国下一轮的创见了。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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