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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章太炎是清末民初名重一时的民主革命家、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与学界泰斗，杜月笙则是上海滩上卖水果出身的流氓头子、黑社会的帮会首领。此二人有天壤之别，在彼此的历史与关系上也毫无渊源与瓜葛。然而他们后来却建立了深厚的“私交”，章太炎甚至还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原来，杜月笙于民国初年在上海发迹后，成了中国著名的“闻人”，社会地位与“名望”日高。但他深知，他的主要影响在黑社会中。社会的上层名流，特别是知识阶层，对他这样的人内心里无不鄙视，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杜月笙认为，要想光大其“事业”，仅仅勾结军阀政客还不行，还必须拉拢、利用乃至控制一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大知识分子。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他将自己与其党徒的服饰作了变换：不准再穿上海流氓传统的短打装扮，而要一年四李穿长衫，盛夏季节也不准赤膊露体。他还规定身边党徒言谈不准有粗话，要给人以文质彬彬的印象，特别要给那些知识分子以文雅可亲、可登大雅之堂的感觉。平时，他暗暗打量那些有身价、有地位，而且有教养的绅士的装束和打扮。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些人没有一个手上戴戒指的，他回家后立即把自己手上的大戒指取下来，藏进了保险箱。
接着，他就用各种手段接近与笼络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请客，或送礼，或拜会，或急人所难，慷慨解囊，或长期供养等等。当时上海滩有一位著名律师秦联奎，有一次他到杜月笙开设的一家赌场参赌，没想到一会儿就输了4000大洋，十分懊丧。杜月笙得知此事后，立即拿出4000大洋托人送给秦，这使秦十分感激，从此为杜效力，成为杜的“义务法律顾问”。
杜月笙用类似方法，笼络了各行各业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十分著名的人物，如章士钊、杨度、上海滩的“才子律师”江一平、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郑毓秀、“江东才子”杨云史和章大炎等。
章大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名声很大。杜月笙自然十分想与其结识，以抬高自己身价，只恨二人素不相识，也无缘来往。
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的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和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大炎帮忙。章大炎虽是名满中华的革命元老与国学大师，但是在只认权势与金钱的上海租界里却是无能为力的。章在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大亨，左右逢源，神通广大，便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给杜月笙亲笔写去一封信，请他帮忙。
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认为结识与笼络章大炎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大炎的侄儿排忧解难，让这场房屋纠纷得到了双方都满意的解决，而且，在问题解决后，还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大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大炎当然是既高兴又感激，热诚接待，相见甚欢。
杜月笙在临告辞时，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却不说破，作为对章大炎的馈赠。在杜月笙走后，章太炎才发现了这笔重礼，又不好推谢不收。杜月笙既给章大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章大炎则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豪侠之风。自此以后，二人开始“订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大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了。
杜月笙原名杜月生，章太炎为其改名为镛，号月笙。并引经据典：“《周礼》上讲，‘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故取名为镛，号月笙。” 后来，杜月笙要修建杜氏祠堂，章太炎不惜以国学大师的身份，亲自为杜月笙修订了杜氏家谱，可见二人交情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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