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02【充实计划】第8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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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政治秩序的起源》至23%

政治复杂性的进化不是直线的。任何指定的历史阶段，往往包含前阶段的特征。将社会推至下一阶段，又凭借多重的动态机制。事实上，我们可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前阶段并不被后阶段完全替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便由基于亲戚关系的组织过渡至国家层次。但时至今日，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一部分中国社会的特征。

卢梭指出，政治不平等起源于农业的兴起，他在这点上是基本正确的。出现农业之前的族团层次社会，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的私人财产。就像黑猩猩的族团，狩猎采集者居住于他们守卫的领土，偶尔为之争斗。但他们不像农人，犯不上在一块土地上设立标志，说“这是我的”。如有其他族团前来侵犯，或有危险猎食者渗入，由于人疏地广，族团层次的社会有移居他方的选择。他们较少拥有像已开垦的耕地、房子等投资

异族通婚也在减轻冲突中发挥作用。群体之间有关资源或领土的争议，可通过女人的交换而获得谅解，就像欧洲君主为政治目标而安排的战略性联姻。

农业的发展，使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层次变得可行。九千到一万年前，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农业，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大洋洲、中美洲，常常位于肥沃的冲积流域。野草和种子的驯化逐一发生，伴以人口的大增。新兴的产粮技术促使人口繁密，似乎是符合逻辑的。

“部落、氏族、家族、宗族”，被用来描绘高于族团的新层次社会组织，但用得不够精确，甚至靠此吃饭的人类学家也是如此。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支式（ segmentary ）的，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为原则。

实际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组成部落。因此，很多人倾向于相信，这是自然的情形，或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但弄不清，为什么你想与四圈之外的表亲合作，而不愿与非亲的熟人合作。难道，这只是因为你与表亲分享了六十四分之一的基因。动物不这样做，族团层次的人也不这样做。人类社会到处建立部落组织，其原因是宗教信仰，即对死去祖先的崇拜。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名的亲戚。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不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很不幸，我们只能推测思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无人目睹从族团层次到部落社会的过渡。考虑到宗教观念在后来历史中的重要性，假如因果关系不是双向交流的，人们反而会感到惊讶。宗教创意影响社会组织，物质利益也影响宗教观念。但要记住，部落社会不是“自然”的，不是其他更高社会崩溃时回归的首选。它出现于家庭和族团层次社会之后，只在特殊环境中繁荣昌盛。它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靠某种宗教信仰获得维持。如若新宗教引入，原有信仰发生变化，部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第一，现代产权出现之前，曾存在各种各样的共有财产，虽未能像现代产权那样鼓励高效地使用，但也没导致类似的公地悲剧。第二，找不到很多案例来证明，现代产权始于和平自发的讨价还价。共有财产让位于现代产权，其过程是狂暴的，武力和欺骗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方人没能理解共有财产的性质，以及它与亲戚团体的难解难分，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

随着部落社会的出现，我们看到武士阶层的兴起，还看到人类最基本最持久的政治组织，即领袖和他的武装侍从。后续的历史中，这种组织实际上无孔不入，至今依然安在，如军阀和手下、民兵队、贩毒卡特尔、社区帮派。他们掌握了武器和战争的专门技术，开始行使以前族团层次中所没有的强制权力。

没人可与蒙古帝国媲美，他们来自亚洲内陆的大本营，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设法攻克了中亚、中东大部、俄罗斯、部分东欧、印度北部、整个中国。但其永久领导的缺席、分支式联盟的松散、继位规则的缺乏，注定了部落社会最终衰弱的命运。他们没有永久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能力，无法治理征服的领土，只好依赖当地定居社会提供的例行管理。几乎所有征战的部落社会——至少是没能迅速演进为国家层次的——都会在一代或两代以内四分五裂，因为兄弟、表亲、孙子都要争夺创始领袖的遗产。

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从未能成功压抑亲戚关系的弄权。因此，其两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一直围绕在如何阻止亲戚关系重新渗透国家行政机构。在印度，亲戚关系与宗教互动，演变成种姓制度（ caste ），迄今仍是定位印度社会的最好特征。

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国家有足够权力，防止分支、部落、地区的自行退出。（这也是国家与酋邦的分别。）

随着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亲戚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下面几章将密切关注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以及欧洲如何自亲戚关系和部落过渡到非人格化的国家机构。一旦国家出现，亲戚关系便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时时威胁要返回部落社会的私人关系。所以，光发展国家是不够的，还要避免重新部落化（ tribalization ），或我所谓的家族化。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

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把国家形成的来源指向暴力。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了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象，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么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比较可信。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约，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

中国的国家是集权官僚制的，非常霸道。马克思和魏特夫认识到中国政治这一特点，所以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词语。我将要在后续章节论证，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国，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之前，后者可以是拥有领土的世袭贵族，组织起来的农民，以商人、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为基础的城市。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现在：其他建制化的力量，无法抵消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误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其建制化的社会抵抗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亲戚关系演变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作用。所以，过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内战、入侵、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治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9-2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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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第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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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摘录：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于晓、陈维纲等译 三联书店1987）
犹太教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也普遍复兴于清教徒中，它在他们的基本精神倾向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因上帝的恩宠而尽善尽美，这种感恩戴德之情深深慎入清教中产阶级的人生态度中，它对资本主义英雄时代那种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格之形成起了相当的作用。
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清教徒反专制主义的禁欲倾向……封建势力与君主势力保护寻欢作乐者，压制新兴的中产阶级道德和反专制统治的禁欲主义宗教社团，这种情况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保护乐意工作者而压制无产阶级的阶级道德与反集权主义的工会完全是一回事。……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无论它表现为贵族的体育活动还是平民百姓在舞场或酒店里的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背离宗教，因此理应成为理性禁欲主义的仇敌。……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因而也就不符合禁欲主义的要求，尤其是它们并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人服务的。……清教传统的发展可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效地导致了人格的精神化，仅此而论它对文学的确有着显而易见的益处。然而这种益处绝大部分只是在后代人身上才显露出来。
自我思考：
阶级立场角度每个阶级也有自己的“阶级格”、阶级道德。体育活动如果是服从于理性目的，于清教徒可以接受，但若是成为享乐手段、满足虚荣心发泄粗野本能或非理性的赌博本能的工具就遭到严厉谴责。从主观意愿去推断很容易导致“上帝面前抽烟”的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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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以前曾经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愚者往往比智者更忙。”当时还不太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生阅历的丰富，我才彻然感悟于国人创造汉字的精深，其实所谓的“忙”往往不就是“心”“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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