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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杭州发布了《2018·径山报告》。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综合报告《强化市场机制 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中，回顾了四十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得与失，并提出“现代金融体系”的“现代性”应该主要反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
作为中国金融体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过去四十年，国有银行经历了一次以产权为核心的、“没有退路”的股份制改革。
整个改革过程是怎样的，将于今年10月出版的《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一书，就收录了CF40学术顾问、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理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世福资本（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一文，作者回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三次重大转折，以及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国有银行股改方案。
未来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造如何进行，姜建清指出，“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今后还需要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战略转型，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强化和创新风险管理的理念、制度、方法与工具等。
《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对40年来我国在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与财政政策、金融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经验总结，是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部力作。本书由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和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编，将由中信出版社于今年10月正式出版。
波澜壮阔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by 姜建清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9年开始，在邓小平“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指引下，中国的金融体系，包括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取得了巨大的变化和成就。
2017年7月，全球银行业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公布了2017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国共有126家银行上榜，较2016年新增7家。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各占四席。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812.62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连续第五年位居榜首，利润、市值和资产也居榜首。将时针拨回20世纪，谁又能想到中国的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通过改革转型发展，成功跻身全球银行业的前列。40年来，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近20年来，国有银行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实现了凤凰涅槃，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
股改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辉煌序章，也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起步于1979年。波澜壮阔的中国经济改革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大背景和大基础。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金融改革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金融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前夕，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发展经济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仿照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放权让利、分灶吃饭使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下滑，由1978年的31.1%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居民分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为33.9%、11.1%和55.0%，1990年，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变为21.5%、9.1%和69.4%。居民储蓄存款随之大幅度上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01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7034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占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0年的51%。财政资金供给能力的减少使原来依赖财政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所留下来的空缺，就需要转向银行融资等途径。动员、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建立有效的银行融资机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项。
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原来由财政负责安排的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拨款，在1982年比1978年减少了64.5%，1979—1982年，工商企业增加了700多亿元流动资金，其中有82%是由银行贷款供应的，只有18%是财政拨款增加的。自1979年银行开办了第一笔技改贷款后，1979年银行正式确立了技改贷款的信贷计划与资金规模，此后逐步介入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从1981年起，国家重新调整了宏观的投融资体制和管理制度，实行了“拨改贷”改革。1983年，又改革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制度，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家管理，改为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管理。银行改革成为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单独成立，承担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十几年间资产和营业网点十倍、百倍地增长，充分发挥了聚集、动员社会资金和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形成了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动员模式和社会资金融通渠道，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融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担负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职责，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金融与财政的分离，使银行的筹融资等功能得以恢复和强化，保证了中国改革转轨时期社会资金链和资本链的延续，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成为中国改革发展奇迹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89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74.36万亿元，增长了204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7亿元，至2016年达到15.96万亿元，增长了139倍。银行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39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150.59万亿元，增长了1302倍；各项贷款从1978年的1890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75万亿元，至2016年达到106.6万亿元，增长了563倍。
可以说，没有金融的快速发展，没有银行信贷的快速发展，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但金融是双刃剑，在中国金融承担着经济发展重任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40年来中国的金融也多次遇到重大风险，所幸通过艰难的改革，涉险过关。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进步。这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国企和银行经营“软约束”、实现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银行业的发展规律是逐步认识和深化的，国家不断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投放和信贷规模，推动经济增长：初期银行业也通过增设机构、放权让利、扩大业务范围和改革资金管理，来搞活金融、搞活经济。但是“微观搞活”和“宏观稳定”是一对矛盾。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1978—1990年），信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38%，经济增长率达到14.6%。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根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在中国还有结构失衡的原因。
1992年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过热现象又一次出现。国家力图通过国有银行控制信贷规模，但各种拆借市场和中心、信托公司、信用社和基金会的账外的违规经营，又成为最早的影子银行。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从1994年开始相继实施了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规范金融行为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相继出台。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软着陆”，且在此之后保持了20多年通货膨胀较低水平的宏观金融环境。
从金融发挥融资主渠道、实施“拨改贷”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后，银行贷款替代财政资金，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通过还本付息强化企业算账意识，抑制投资冲动。但原来期冀的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拨款“软约束”并没有如愿实现，国有银行无力实现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硬约束”，相反成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双重软约束”。财政提供资金的压力最终变成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压力和资产质量压力。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加速转型，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虽然《商业银行法》颁布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性质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确立，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有银行仍然无法摆脱政府行政性配置资金的体制惯性。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入，银行承接了大量转制成本，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上商业银行内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严重缺陷，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日益沉重。据统计，到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0.4%，其中预期贷款占11.4%，呆滞贷款占7.7%，呆账贷款占1.3%。五年间不良贷款增加了近4倍。当时还没有采用严格标准的国际会计准则，实际的不良贷款数额更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更加重视金融风险。三年来治理、整顿金融秩序暴露出来的银行坏账堆积、财务亏损、经营财政化、风险不能自担等问题，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银行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7年底中央召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国家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之后主要采取了四大措施：一是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彻底搞清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底数；三是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仅1.14万亿元），走出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大一步；四是成立金融党工委，建立国有银行系统党委，屏蔽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当干预。这为之后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础准备。
第三次重大转折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使中国大型银行涅槃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1999年第一次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后，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2002年底，按照“一逾两呆”分类为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4%；按照五级分类为2.0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6.12%（工行为26.01%、农行为36.65%、中行为25.56%、建行为15.28%）。资本金缺口巨大，四家国有银行资本金总额7494.38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27%。同时银行内控管理依然不足、信贷结构失衡、风险控制薄弱，基层机构有章不循、违规操作现象依然突出，普遍没有建立和落实对分支机构内控制度的检查和评价制度。
2001年中国“入世”，市场开放后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引起关注。中央在2002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心要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这时中央形成共识，要想让国有银行在剥离不良贷款的同时真正做到自担风险，必须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正是在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确定了国有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体制改革提速。理顺产权关系、推动政企分开、强化管理改革被列为三大目标，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不良资产被作为三大任务。同时决定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将金融监管改革作为金融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这次会议后，大型银行股份制方向确定，改革大幕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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