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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他是中国人不该忘记的民族英雄
这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之痛史
谨以此文
纪念病毒学家汤飞凡先生（1897-1958）逝世六十周年
他是“衣原体之父”
也是迄今为止发现重要病原体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一、引言：落幕
六十年前的今天，1958年9月30日清晨，61岁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汤飞凡在北京家中自杀身亡。
此前十天，在声势日渐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汤飞凡被戴上四顶帽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美国特务、国际间谍。而最后逼死他的那一根稻草，是无中生有的阴暗污蔑：汤飞凡与下属女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死讯传到国务院，周恩来痛心疾首。
据说就在一年前，周恩来授意起草了一份在运动中应予保护过关的知识分子名单，其中就包括汤飞凡和他大学同窗，中国内科泰斗张孝骞（1897-1987）。一波甫平，一波再起，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能够保住汤飞凡，而他能做，除了一通勃然大怒的电话之外，就只有仰天长叹了。
遗体火化后，汤飞凡夫人何琏默默的把骨灰捧回家，没有葬礼，也不敢有任何纪念。身为何键（就是那个杀害杨开慧烈士的湖南王何键）的女儿，何琏很清楚，在新时代，拥有这样一个父亲，就意味着与生俱来的“原罪”。
她在孤寂、困苦中度过了漫长的23年，直到1980年6月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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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飞凡先生夫妇与孩子
二、回声
这一天上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来自国际沙眼预防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gainst Trachoma，IOAT）的函件，鉴于汤飞凡博士在沙眼病原研究工作中的开创性贡献，IOAT希望向他颁发金奖，并邀请他出席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这是国际眼科领域的至高荣誉。
四分之一个世纪音讯隔绝，国际眼科医学界没有忘记汤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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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AT颁发的金质奖章
早在1957年，《科学》杂志列举当年三项最重要的生物学研究成果：英国科学家John Kendrew（1917-1997）对肌红蛋白的X-射线晶体结构的研究、丹麦科学家Jens Christian Skou（1918— ）对钠钾泵的发现和中国科学家汤飞凡对沙眼衣原体的发现。而前两项研究此后分别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从那以后，中国人在微生物领域再也没有产生过可与汤飞凡等量齐观世界级的研究成果。
但他们不知道，这个被他们视为诺贝尔奖获奖热门的中国学人，墓木已拱。他们更不知道，原本应该授予汤飞凡先生的这一枚金质奖章，却酿成了中国科学史上一桩巨大的丑闻。
又过了20年。又是一个初夏。
从北京城开始，半个中国被一种后来称作“SARS”的病毒肆虐长达半年，这是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
卫生部的一位老人，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私下里感慨：如果汤飞凡先生还活着，何至如此？语罢，老先生言语哽咽。
汤飞凡究竟是谁？
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他就像蒸汽一样，完全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了，为什么这个对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做出奠基性贡献的民族英雄，仿佛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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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汤飞凡先生
三、拓荒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汤飞凡出生在湖南醴陵。
五岁起，他被送到邻乡何氏义塾开蒙——时候回望，这件小事或许是汤飞凡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二十年后，他成为义塾主人何键的女婿。这个身份既成为他成就事业的重要基石，却也埋下他生命悲剧的伏线。
1914年，汤飞凡成为长沙湘雅医学院的首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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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医学院
“北协和，南湘雅”。耶鲁大学雅礼会创办的湘雅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名副其实的开端，甚至比协和还要早三年。
入学时，汤飞凡的英文程度很差，是唯一一个用中文答题被批准录取的学生。七年以后，他已成为仅有的十名毕业生之一，并且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以后，汤飞凡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成为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与导师和同伴一道，成为国际病毒学研究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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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飞凡先生在实验室
四、大义
1928年深秋，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件被放在了麻省剑桥汤飞凡的书桌上。这是一封改变汤飞凡命运的长信。
写信的人是汤飞凡的老师，湘雅医学院奠基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先驱和领袖颜福庆（1882-1970）——他的哥哥就是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代总统颜惠庆（1877-1950）。
出身基督教世家的颜福庆，此时却致力于创办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相比哈佛得天独厚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国内事业则是步履维艰，筚路蓝缕，几经权衡之下，汤飞凡还是选择回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细菌系，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的细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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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先生（右一）等与耶鲁大学代表进行湘雅创校谈判
尽管条件艰苦，但如果能假以时日，一汤飞凡的执著、严谨和敏感，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能实现“东方巴斯德”的人生宿愿。
天不遂人愿。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一切都被迫改变了。
谁也没有想到，从小生活在书斋里的汤飞凡，竟会是这样刚毅果敢——他全面中止各项研究，报名参加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驻扎宝山救护站，对伤员就地进行初步创伤处理，距离火线最近时只有七百米。
此后三个月，医疗队转战宝山、闸北、苏州河，直到上海沦陷。在他那一代科学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直接在一线参战。即便在1937年以后汤飞凡一事无成，仅此一举，他足以被历史铭记。
可惜，我们的“历史”总是很健忘。
五、家国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原本已接受雷士德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的邀请前往英国工作，月薪六百银元。
老师颜福庆先生的又一封信，再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轨迹。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时后方瘟疫猖獗，力嘱汤飞凡飞赴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颜福庆的这封信，使科学界少了一位巴斯德，却令中国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1938年，新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审时度势，雷厉风行的卖掉防疫处原有所有疫苗和抗毒素，筹集2000银元，轻装上阵。没有人会相信，这支小到可怜的队伍，就是中国国家防疫事业的全部身家。
汤飞凡的急脾气挽救了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最后一点火种——就在他们离开长沙后两天，日军逼近，焦土抗战政策下的一把大火，令长沙成为鬼城，防疫处所有仪器只剩下一个锅炉。然而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破旧锅炉，日后被辗转运到昆明，为中国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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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1900-1995）在昆明访问汤飞凡
在昆明，汤飞凡全面整顿了防疫处旧有结构，生产与研究并重，防疫处的生物制品质量一度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水准。他们研制的斑疹伤寒疫苗，为日后盟军的入缅作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
在他“生产国产青霉素”的目标感召下，防疫处所有同仁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寻找霉菌，分离菌种，终于有一天，技正卢锦汉（1921-2011）从自己皮鞋上一团绿毛里分离出高产量的青霉素菌种，进而生产出符合标准的国产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的生命。
1943年，《科学》杂志以无比惊讶的口吻介绍了汤飞凡领导下的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破又旧的老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然后在一只破木船上进行透析，胃蛋白酶用完了，直接从家属饲养的猪胃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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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央防疫处实验楼（昆明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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