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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高压，上交失业
1949年，33岁的荣毅仁肩负起管理家族在大陆余下产业的责任。这位原本在荣家二代中并不突出的二房四子，成为荣氏家族百年历史上最富传奇的人物。
进城之际，擅长统战的中共政府尤为注意团结工商业界，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倡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给予种种扶持和优遇。
考虑到荣家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对留在大陆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尤为关切，对年轻的荣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然而，不断激化的劳资冲突。最终令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荣德生心绪烦乱离开了这个纷乱的新世界。
1951年3月，一把针对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的熊熊大火烧到黄浦江畔。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运动。荣毅仁一开始是有抵触情绪的。但随着运动升级扩大，从未见识过“革命威力”的工商业界很快陷入巨大的恐慌。到4月2日，荣毅仁已如坐针毡 “坦白罪行”。最初，荣毅仁交待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
随着生产停顿、资本家自杀事件上升，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导运动。在他建议下，把荣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即汇报中央，毛泽东大笔批复：再大方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
经过这场运动，资本家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在压倒一切的人民专政面前，交出企业是惟一的出路。 1956年1月20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
之后，中共中央有步骤地把一批有名望的资本家吸纳进政府，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荣毅仁的上升更是一路绿灯：先全国人大代表，后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在种种力量的助推下，荣毅仁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政治符号。
相比其他资本家，荣毅仁一家是相当幸运的。历次运动中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从“三反五反”、“荣盛小集团”，到后来的“文革”，都被中共高层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或“保护过关”，或“从轻发落”。
八，改革机遇，创建“中信”
1979年1月，在邓小平的鼓励之下，荣毅仁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以“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一个奇特的公司：荣毅仁挑选的核心团队由一批老资本家和新中国的高干子弟组成：王兼士、吴志超、吴光汉、雷平一、杨锡山、经叔平(后创办民生银行)，叶剑英的侄儿叶选基，王震之子王军等。
这多少可以解读出中信的若干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公司遵循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规律和经验，尽管这些经验可能已经过时；此外，它不仅是一家国务院直辖的企业，还拥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这将为之后的各种制度突破提供某种特殊通路。
这是荣毅仁后半生最辉煌的14年，也是他最充实、心情最畅快的14年，他实现了一个企业家的价值和使命——创办了一家巨型企业集团，引进了巨额外资，促成了一桩桩大项目的实施。可以说，荣毅仁成就了中信，中信也成就了荣毅仁的后半生。他之于中信首先具有符号意义。
1993年，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直到他去世，人们才从中央发布的悼词中读到一条隐藏多年的信息——这位红色资本家已于198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家国交织，如何选择
1978年，父亲创办中信的前一个夏天，36岁的荣智健告别妻儿，南下香港。回归父祖两代的战场——自由的商业世界。
1986年，当荣智健投资的香港商业楼宇市场转淡时，他收到了北京方面邀请他以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加盟中信香港。
直到2003年卸任中信董事长职位，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凭借个人持有的股份而四度坐上“中国首富”的宝座，荣智健是全中国绝无仅有的。
在舆论的炙烤下，2009年4月8日，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
种种迹象表明：国资委有意对这家曾被荣智健像家族企业那样经营的公司强控制。
出局中信系后，一个如此显赫的商业家族竟无自己独立之事业，面临着重新创业的首要任务。自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后，荣家子弟再无独立创业，都在中信与中信泰富的大船上享受其成。
所谓“红色资本家”，只是外界或政府处于某些需要授予荣毅仁的，在中国资本和中国金融在上个百年经历的那种“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中的翻天覆地变化中，它并不能代表这位著名实业家与其它实业家的一般命运有什么不同。
在一个资本流动不够流畅，经济运行不够自由，金融发展不够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荣毅仁家族在上个世纪与中国的各个政府之间的的复杂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实业资本在不同制度下发展的艰难与险阻。在这些天才的资本家与政府交往的外表之下，我们更应该看到里面的心酸。
官商不分，或许是荣智健在荣家百年家业中的最大失误。20多年，他和他的儿女享受着身披紫色外衣的特权与好处，却忘了父亲当年“督办”中信的无奈，更忘记了父荣伟仁在上世纪家族另一场重大危机中一番忧心忡忡的话——“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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