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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再次，智慧大脑是精英而非智慧大脑代表大众，我们需要分别分析这两大主体的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以构建一个二元行为主体参照系来完成理性选择理论的创新。
第一，关于智慧大脑之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的理论解析。现代理性选择理论质疑传统理论的核心，是批评该理论关于选择者知晓选择结果，以及通过数学模型所推论的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分析结论。智慧大脑能否获取完备信息，一方面受制于对大数据的挖掘、搜集、整合和分类，另一方面取决于运用云平台、云计算、机器学习和其他人工智能手段对大数据的加工和处理。同时，智慧大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选择偏好，会让位于挖掘、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大数据的认知过程。在未来“数据与数据对话”阶段，大数据贯穿于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过程的始终，是支配智慧大脑选择什么和怎样选择的灵魂。关于这一灵魂的作用，可联系智慧大脑的认知过程来展开讨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通过“偏好的内在一致性”论证效用最大化，是一种把“认知”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分析方法。现代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运用实证分析和实验分析，力图将“认知”还原为内生变量，但由于他们在分析选择行为时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给定条件约束，于是“认知”始终没有完全成为内生变量。在互联网应用扩张的时代，智慧大脑针对特定事件所形成的要不要选择以及怎样选择的认知，完全是以大数据分析为依据的，它不夹带任何主观判断的成分; 智慧大脑的认知形成过程是对大数据的分析过程，这种以大数据分析为前提的简捷而科学的认知形成过程，是不需要附加任何给定条件约束的。从偏好、认知和效用之间联系看，认知处于偏好和效用期望的中介位置，当认知形成过程主要由大数据规定，大数据对选择偏好和效用期望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不是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所描述的理论情景。
第二，关于非智慧大脑之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的理论解析。非智慧大脑是不能运用大数据思维的行为主体。在“人与信息对话”时期，或在“人与数据对话”初期，按照大数据思维的要求和标准，人们几乎全是非智慧大脑者。自人类进入“人与数据对话”的中期，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的二元主体结构才得以形成。针对互联网应用扩张背景下的非智慧大脑出现偏好趋同化、认知趋同化和效用期望等待的情形，我们创新理性选择理论至少要完成两项任务: 一是说明“偏好趋同化”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的不同，解说“认知趋同化”与“认知跳越”的区别; 另一是对非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的模型设置路径提出设想。
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数理逻辑分析和论证的“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是指在可供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存在一种选择 X 比选择 Y 更被偏好的理性化能力; 面对全部选择子集，当选择被框定在特定子集中时，效用函数由选择 X 比选择 Y 更被偏好时的最大化元素组成(Ｒichter，1971); 著名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通过对个体理性化能力与不同选择子集系统性对应关系的分析，运用数理模型论证了预先设定“偏好的内在一致性”的合理性(Neumann ＆ Morgenstern，1947; Arrow ＆ Debreu，1954)。但是，偏好的“一致性”问题有内在和外在之别，非智慧大脑的“趋同化偏好”所具有的一致性特征是外在的，它不像“偏好的内在一致性”那样是一种理论预设。
我们描述二元主体的分析参照系可考虑这样一个建构路径: 运用云平台和云计算搜集和整合来自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等的大数据，通过考察行为主体是否进行大数据思维和操作来确认智慧大脑，并据此划分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就相应的模型构建而言，一方面，可根据智慧大脑与非智慧大脑的各自数量及其比率，建立二元主体模型。另一方面，可根据非智慧大脑内部效仿和不效仿智慧大脑的人数及其比率，建立反映非智慧大脑内部结构的(亚)二元主体模型。非智慧大脑内部的亚结构模型既是二元主体分析参照系基础，也是建立趋同化偏好模型和趋同化偏好函数的基础。
趋同化认知是趋同化偏好的自然延伸。非智慧大脑的趋同化认知同样具有“跳跃认知”的特征，但它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预设“知晓选择结果”所产生的“认知跳跃”。从纯理论考察，非智慧大脑有着可以描述的认知函数，该函数的核心解释变量，可以看成是智慧大脑与非智慧大脑之间的行为互动。诚然，智慧大脑对大数据进行挖掘、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的认知过程，并不直接影响非智慧大脑的认知形成，但是，当智慧大脑的效用函数取得极大值时，通常会驱使非智慧大脑将“智慧大脑的认知”作为自己的认知。非智慧大脑效仿智慧大脑实际上是一种行为互动，虽然这种行为互动在现象形态上表现为非智慧大脑的认知跳跃，但作为智慧大脑与非智慧大脑之间的关联，它可以理解为是非智慧大脑认知函数的解释变量。这个抽象的解释变量对于创新理性选择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我们理解非智慧大脑趋同化偏好、趋同化认知和效用期望等待的枢纽。
非智慧大脑的趋同化偏好和趋同化认知，决定其效用函数的“效用等待”属性。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学关于效用期望研究的最新发展，是通过反映相对财富变化的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的分析，对个体选择的效用函数作出描述的(Kahneman ＆ Tversky，1979，1974)。但就构成效用函数永恒主题的最大化而言，这一描述同样适合于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的选择行为; 以创新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而论，与趋同化偏好和趋同化认知的模型化一样，效用期望的模型化也会碰到一系列的困难，经济学家要重点解决智慧大脑效用期望的模型建构。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我们对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的二元主体划分，以及“趋同化偏好→趋同化认知→效用等待”的分析创新，是重塑微观经济学的一条路径。
四、微观经济学基础创新的几点思考
微观经济学包含极其宽泛的内容，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是最基础和最核心，至于厂商理论、价格理论、投资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激励理论等，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都与这两大理论交叉或是其派生形式。这两大理论以主体、行为和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始终围绕人的理性选择来研究效率问题。现有的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都是诞生在“人与信息对话”的工业化时代，在 “数据与数据对话”的未来，人们加工和处理数据的手段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完全改变，“数据与数据对话”场景代替“人与信息对话”场景的事实，要求微观经济学创新。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有很强的关联，我们需要考虑这两大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在互联网应用扩张背景下的理论衔接。
首先，微观经济学要符合实际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需要有“数据与数据对话”的分析框架。微观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自马歇尔(1890)的边际分析框架问世以来，经济学家对各种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均衡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这些理论依据价格机制、市场供求、信息传输和处理等设置模型，试图在“人与信息对话” 下对实现市场一般均衡的条件和途径做出基础理论解释。但是，经济学家的理论建构所依据的信息，是在“人与信息对话”版本下获取的，是对已发生事件信息做出的搜集、整理和分类，并且搜集、整理和分类信息的手段，不能得到具有能够挖掘潜在信息和挖掘未来发生信息的技术手段支持，并且经济学家对隐性信息或尚有待于确认信息的甄别，通常是靠与之关联信息的因果分析和推论获得的。因此，微观经济学对买卖双方所有子集实现生产和交易的有关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分析，是对“人与信息对话”版本下的生产和交易均衡的理论考量，尽管这种分析框架非常精美，但从后期经济学家运用大量数理模型对之进行完善的理论研究成果看，迄今的微观经济学始终难以符合实际地解释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问题。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具备了挖掘潜在信息和未来极可能发生信息的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互联网出现以前，计算机只是计算工具，只是在离线的物理世界中发挥高效的计算作用。互联网应用扩张不能改变物理世界，但它让物理世界处于实时在线状态，使计算机获得云平台支撑从而能对在线物理世界发挥云计算功能。一方面，互联网应用扩张的网络化决定互联网产业化，互联网产业化的发展决定大数据及其运用，而大数据及其运用决定人类能否实现资源配置均衡。物理世界实时在线和所有行业全面网络化会导致全面数据化，而全面数据化将会使“数据与数据对话”成为人类解构物理世界的主导方式。资源配置的实质是供给和需求均衡的计算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的深度融合为解决这种计算提供了可能性。以上分析可看成是从资源配置角度来创新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框架思路。
其次，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需纳入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第一，互联网应用扩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表现为互通互联使供求双方在信息沟通渠道上实现了“时空错开，同步并联”。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正在消除供求的中间环节，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再需要中间商。这种互通互联在提高产品和服务供需合同的签约率以及减少产品库存的同时，充分展现了互联网应用扩张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过程。我们可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这是网络协同实现全局动态优化的配置机制。该机制起步于“人与数据对话”版本，它会在未来的“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中发展到极致。价格配置资源机制主要是解说产品和服务供求的调节，它不可能像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那样能够去中间商。因此，我们创新资源配置理论需要研究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需要在模型设置和参数选取上确立该机制及其功能。
第二，在未来“数据与数据对话”时期，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等可以提供超出人类想象的大数据，由于大数据蕴含着预判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结构变动的信息，智慧大脑可以利用云平台、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手段，用许多简单模型取代单一复杂模型的“数据驱动法”来确定参数和模型，并运用大量计算机服务器对数据进行机器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来预判供求总量及其结构; 当总供给和总需求能够得到预判，互联网配置资源机制将会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互联网配置资源机制并不排斥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因此，将互联网配置资源机制容纳到分析框架，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创新将会有一定空间。
第三，基于互联网应用扩张会导致智慧大脑引领非智慧大脑，基于总供给和总需求主要由非智慧大脑的选择行为决定，微观经济学在资源配置理论上的创新，要重视这种二元行为主体结构的研究，尤其要重视对非智慧大脑选择行为的研究。国内有学者从资源聚合角度对厂商通过互联网争夺关注力，通过互联网企业平台聚合市场资源，通过互联网产业链聚合生产资源以及通过互联网共享经济聚合碎片资源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亟需创新(江小涓 2017)。这一分析实际上暗含着以下观点: 互联网时代的资源配置已不像以前那样完全用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决定，还存在互联网配置资源机制。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会引发产业组织的变化。目前，一批经营商品和服务的以去中介化为特征的巨型企业发展势头强劲，这些企业正在打破原有的产业组织运行格局，论始求源，这些变化是由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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