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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本质的经营哲学
博世的去世，并没有让博世企业停止脚步。通常，优秀企业家留下的遗产绝对不仅仅是一家赚钱的公司，或者巨大财富，他们赋予企业的文化烙印往往长时间的影响继承者的价值判断。而从价值观和管理思想上，博世确实也是如此，他还深深的影响了同时代的德国很多企业。
周掌柜战略咨询欧洲区的两位合伙人，近距离观察博世和博世管理者，概括出下面四个重要的经营哲学：极致品质追求、新型竞合关系、奋斗者文化和实践领导力。下文一一剖析：
■ “极致品质”是事业奠基石
在博世车间里工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所有人都要严格遵守博世定下的基本守则：杜绝浪费、极致品质、准时律己。
这几点原则在1921年被公司定为“博世精神”，其目的就是为了生产出最符合客户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博世生前如此解读他的原则：“一直以来我都严以律已，遵守我定下的这几条准则。我向来都是宁愿少赚钱甚至是赔钱，也不愿意违背我的准则。我所承诺的每一个字、我对于我生产的产品的质量的信念还有我的荣誉是比眼前的利润更加重要的”。这是种典型的德国式价值观宣扬，后来不仅深刻的影响了博世，也影响了后来一批德国企业的经营哲学。
博世在质量问题上是一个绝对不和任何人妥协的人，一旦他发现车间里出现了浪费材料和工作态度敷衍的现象，便会毫不顾忌对方颜面的严加职责，甚至勃然大怒，“整个车间都会感受到老板的震怒”，不过“这震怒往往如狂风暴雨般，并不持久，很快便又会雨过天晴”。
对于品质的极致追求是博世精神的核心。为了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他愿意投资买最好的、最先进的设备。哪怕是在生意最难做的时候的1890年前后，他也愿意拿出薄弱的利润投入其中：为了能够保证与顾客更好的沟通，他不惜每年投入150马克装了一部电话，这在当时而言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投资；为了保证车间员工们能够了解最新的信息，他常年订阅《电气科技专刊》杂志；为了能够保证签单成功率，更多的走访客户，他更是自己掏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
（图：博世购买的自行车和电话，1890年前后）
■ 新型竞合保持公司竞争力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不断间歇式重建，空隙和平期的快速发展，让博世一直处于一种创业饥渴状态。这种压迫式的外部环境，与此刻中国很多企业家大喊的“狼来了”、“冬天来了”有着本质的不同，战争和经济周期不同，对企业无异于地狱降临。博世的生存环境与和平年代相比，更加充满挑战。而其后期业务的急剧扩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竞争的场景和竞合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思维在商业环境中开始酝酿，倒逼企业有所改变。打拼了一辈子的博世深谙商业和科技进步的本质内涵就是——无穷无尽的竞争。竞争是无法避免，也随时随地让企业面临失败的风险。如若想要长久确保自己立于不败，除了不断的自我调整，保证高质量高效率的生产之外，也要构建新型的竞合关系，以保证公司“超越竞争”，基业长青。
和最强的伙伴通力合作，化竞争为共赢的基石，不断巩固在全球市场上的整体领先地位，是他不断思考后沉淀的新型“竞合哲学”。
基于这样的商业哲学，博世于海内外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在欧洲境内，先后于1924年与斯图加特最大的竞争对手艾泽曼合并；1928年博世与法国企业拉瓦莱特合资在巴黎开办了拉瓦莱特-博世工厂；1931年博世与其英国最大的竞争者约瑟夫·卢卡斯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在伦敦开设了C.A.V-博世生产线；1935年与意大利企业共同在意大利开设了MABO工厂。在欧洲以外，博世为了避免交付高额的关税，把许可证发送给他们在日本、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当地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可以直接生产博世的产品。
（图：博世在中国天津的洋行，1938年）
简而言之，博世用利益纽带化解“敌我”竞争，通过合作放大业务边界，降低探索新世界的成本，同时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动态的思考和把握。从长远规划的角度考虑，博世往往又很精妙的在合资企业中设计长期掌握控制权的方法，以保证合作的巨大成功最终融入公司躯体中。
■ 让“奋斗者”领导企业
微观角度，处理公司与员工、管理者关系上，博世同样拥有洞见。他在开车间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车间里没有“老板”和“员工”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都是博世的“合伙人”。这与国内很多企业“奋斗者文化”很类似。
工作上，博世对于产品质量的高要求让这些伙计们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在工作之余，他们也得到了老板的尊重和宽容：哪怕是在车间运营最艰难的时候，博世也绝不拖欠工资，老员工在回忆起这段岁月的时候经常坦言“我们的日子要比博世好过，他总在保障我们，却没有人为他提供任何保障”。在车间里大家喜欢边唱歌边作业，作为老板的博世虽然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高歌振奋，但是为了避免破坏大家的兴致，还是选择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面听大家唱；夏天酷暑难耐的时候，博世也会突然跑到车间里告诉所有人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家休息；在后来公司业绩好的时候，博世也会组织一些团队建设的活动，带领大家一起到斯图加特周边的山里去踏青。
（图：博世工厂内的生产线，1926年）
在竞合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博世的生意全方位在全球铺开，企业发展欣欣向荣。博世的经营哲学帮助企业走出了一战的损耗，然而企业发展还是不可避免的又被二战打断。二战爆发前他就清楚一个事实：无论德国此战是输是赢，公司海外市场业务都会不可避免的再次萎缩。彼时的他面对身心巨大的压力，独立难以继续支撑企业的管理工作，这让他决定于1938年淡出企业，由一直看重的商务主管汉斯·瓦尔兹接班。博世的隐退和几年后的离世虽然让企业上下所有人感伤唏嘘，然而却并没有让博世企业产生崩塌式的坍塌，反而不断的进步和超越，这多少和博世信奉和推行的“奋斗者文化”传承相关。
（图：二战后被轰炸过的博世工厂，1945年）
■ 实践领导力特质
最后我们试着概括博世最重要的个人领导力特质，主要就是“实践论”。这种“实践”超越身体力行的初级阶段，还包括激发鼓励、一线奋战、沉淀方法和文化引领等多个维度的立体“实践”。
博世在员工们的心中是像“教父”一样的存在的老板，是一切企业行为的带头人，他个性异常却又鲜活。首先，作为一名工程师出身的老板，博世事必躬亲。“每日未必见其人，但日日必定闻其声”。他的严谨和勤劳也为他吸引来了更多有才之士：1886年，博世刚成立自己的厂房的时候，他可能未曾料想到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楼上四岁的奥拓·菲舍尔看在眼里。小奥拓看到还未到而立之年的博世每日骑着自行车忙进忙出，和厂里为数不多的两个人时常加班熬到下半夜。十九年之后，在奥拓完成了学徒期之后毫不犹豫选择加入了博世。之后当博世了解到了这个故事的时候，便到他工作的试车间与“老邻居”相会。老板的格外关照更加激发了奥拓的积极性，他在古特劳勃·霍诺尔德的手下工作，大幅度提高了火花塞的性能，并且将其成功运用到了赛车和飞机引擎之中。老板带着员工实践，往往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图：博世工厂内部，1940年）
由于经常在第一线战斗，博世也体恤员工。在博世工作的员工明白只要努力工作，便可以得到优厚的待遇。博世将这一点归结为“共赢原则”，并做如下的解读：“并不是因为我钱多所以给大家发高薪，但我富有的原因却是我给大家发高薪”。随着企业不断壮大，为了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博世更是先于时代采取了“8小时”和“两班倒”工作制度。或许因为自己在青年时代的学徒期收获甚微，让他几度对于工程师这个职业失去兴趣，他对于如何激励员工有很多反思。基于此，博世不希望任何青年学徒在他的工厂里有类似的经历：在他还是一个小作坊主的时候便立下规矩：一个师傅不同时带两个学徒，每个学徒必须接受全面的培训；在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之后，他更是于1913年单独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制定对于学徒的培训。即使是在公司进行整改，更注重专业人才之时，博世也从未放弃全方位的培训原则。正是他的这份坚持与执着让更多的青年才俊选择了博世并且留在了博世。
博世很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除了他拉近自己和每一名员工的距离之外，也在内部发行了名为《博世点火器》的刊物。1919年3月15日刊物正式发行，它的创办初衷便是为了“建立每一位为公司日日打拼的人与公司的连接”，让“每一个将自己的力量、智慧与才能贡献给公司的人与这个集体的命运、沉浮还有希望紧密相连”。现如今这份翻译成9门语言的《博世点火器》已经是每个遍布全球的博世人的必读之物。
（图：博世企业内部刊物）
3. “红色博世”的隐形财富
纵观博世的一生。他早年受他父亲的影响，从小便认识到了“公民自由”与“法制”的重要性。他在海外闯荡的几年，特别是在美国的经历让他，更是加深了他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认识。博世的多年经验让他形成了自己的作为企业家的价值观：在博世回到德国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之后，他尽量保持和地方的组织的距离，进而故意没有加入符腾堡冶金工业家协会；与其他资本家相比，博世总显得对于工人“过分”关照——在博世的员工的工资高于一般平均工资。这一切的一切让他获得了一个绰号：红色博世。
（图：博世与“奋斗者”们，博世后左三，1896年）
然而，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博世很难再同时在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中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劳资矛盾同样困扰着他。1913年工厂的工人们集体大罢工，让博世在其中苦不堪言。他在此后坦言：“要想做一个有社会道德的企业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企业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在很多纬度上是不可能兼顾的，“如果选择站在其中，最终只会招致两边对你的忌恨”。博世在此后进行了良久的思索，也为后来对博世的历史性架构设计留下伏笔。那时，他得出结论认为力所能及的便是“工厂高效赚钱，高度回馈社会”，他的社会责任感不应当局限在自己的工厂内，而是应该普及更广泛的大众。应该说博世作为一个企业家，或者是当时的资本家，对奉献社会的认知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基于对于法德关系的思考，让博世之后进而进化成为一个泛欧主义拥护者，他非常认同康登霍韦·卡乐基伯爵关于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联盟”的观点。伯爵认为博世之所以认同这一观点不只是基于他对于市场的考量，更是基于他内心深处对于欧洲和平发展的呼唤。
（图：左一卡乐基伯爵与左二博世共同参与柏林泛欧大会，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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