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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然而博世作为企业家在政治变迁中的无力感是客观的。企业家群体一般天生热爱和平，和平才有公平交易，才有生意，但还是没有能力阻挡法西斯主义的凶猛浪潮。1933年3月希特勒上台，9月他便邀请博世共商未来大计。很快博世就意识到希特勒在政治上的用心之险恶，在他回到斯图加特后便对身边人说：“希特勒是想站在万人之上，根本不懂得何为公正！”那时起，博世明白德国和欧洲是免不了又要遭受战争的摧残。为了公司的利益，他也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公司主要的负责人汉斯·瓦尔兹与其他两位董事会成员正式加入纳粹党。但即使如此，博世还是在积极走动，不希望纵容险恶的纳粹势力的扩张。
为此他招揽了一批年轻的犹太学徒在工厂内，雇用了被追查的犹太工人，在资金上支持犹太慈善机构，希望他们可以帮助犹太人远逃他国。最后，他还把一些犹太后裔安置在自己的车间中，并且向外宣称他们掌握了武器制造的最核心技术，因此对于工厂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种种方式，博世帮助了大量犹太人避免了被迫害的命运。也因此于1969年，汉斯·瓦尔兹代表博世在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前接受了“国际义人”头衔，以表彰其在纳粹时代为援助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所做出的贡献。在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情景，很多人应该也历历在目，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无数德国企业家通过雇佣的方式保护了大量犹太人，他们极力避免贴近政治影响事业的基业长青，但往往也因为成功的效应无法彻底摆脱。周旋其中的滋味或许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企业本身就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当企业推动的商业秩序被剥夺和侵害，实际上企业家间接的成为了政治受害者。
（图：左汉斯·瓦尔兹代表博世接受了“国际义人”头衔，1942年）
而从博世对政治的态度以及诸多善行可以感受到，实业家群体大部分源自底层的奋斗者，他们对人民苦难往往感同身受，这让他们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某种程度起到了社会稳定剂和粘合剂的角色。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内部生态的小环境，对于博世这种几万十几万规模的企业，也包括当今中国很多十几万几十万的大型企业集团，企业家的胸襟和见识注定会为一方水土、一方人带来福祉。
如果放大到整个的欧洲工业文明发展历程来看，似乎有一个粗线条的结论可以提取：企业家与员工的财富差异和雇佣关系其实并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障碍。因为劳资的关系在优秀的企业中是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只要企业内部生态中呈现出共赢关系，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便无需外部势力介入就可达到平衡，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大环境早已解决了“劳资矛盾”的零和性历史残留，过分干预企业管理背后很可能是一种渗透商业的权力提取。对企业、对社会甚至对于国家，非常有害。
4. “三权分立”的长期治理架构
博世对商业传承的创新贡献也值得一提。
这里面完整的因果逻辑是这样的：在博世年过七旬之后已经日渐感受到了公司继承问题的迫切性，一直考虑企业传承问题。随着一战的爆发与结束、丧子离异之痛、以及希特勒的上台，他更是倍感压力。他意识到，单纯凭他于1917年成立的博世股份公司是无法确保企业“强劲和隽永的持续发展，并且引领与创造未来”的长久计划，他必须要重新改革公司的管理机制。因此博世于1937年进行了公司改制，回购了全部股份，将拥有18万员工的博世企业股份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
改制完成后博世于1938年立下的遗嘱，首先，他明确企业和企业继承者应当秉承的原则，即“保证博世股份有限公司的长久发展”；其次，他强调“博世应当最大限度的确保财务独立、自主自治、有能力采取适当的措施”；再次，他坚持维护家族企业的原则——“博世企业必须和博世家族紧密连接”；最后，他表明要将企业的一部分盈利用于回报社会的慈善与社会事业中去。
博世将企业的管理和未来的发展委任给他最信任的七个心腹手中，他希望这几人在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个更好的方式实现他的遗愿。在这七名博世选定的集体接班人中汉斯·瓦尔兹于后来被选为董事长，汉斯于1912年加入博世并且一直在博世身边，是他的私人秘书，并与1924年成为理事会成员，此后一直是博世的左膀右臂。博世对于汉斯的信任是无条件的，在1940年他更是在给汉斯的一封信中直言道：“在过去的20年中，有什么是关于公司和我的一切事情是你没参与的么！？”
（图：博世去世后的管理层，中右为汉斯·瓦尔兹，1954年）
博世于1942年3月12日凌晨去世，在他身后几位高管一直致力于维护创始人的遗愿，为了确保公司的独立，他们竭尽所能与希特勒政府划清关系，并且在二战后被盟军猛烈轰炸之后全力复兴重建博世集团。1964年，博世领导层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再次进行了改制：首先，让于1921年成立的主要用来管理创始人股权的博世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博世家族掌握的大部分公司股权，持有92%的股份。1969年，博世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成为非盈利机构——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拥有92%股份的分红权，而其92%股份的投票权则转移到了新成立的罗伯特·博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罗伯特·博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又和罗伯特·博世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成为罗伯特·博世工业信托两合公司，掌握93%的投票权，全权负责公司的业务决策。而公司剩余的7%的股份分红权与其相应的投票权则保留在博世家族手中。如图：博世家族拥有一小部分博世的收益分配权，但企业由奋斗者掌控，最大利益回馈基于服务公众的博世基金会。
（图示：有限公司、基金会、博世家族三权分立架构）
博世家族因而维持着和博世架构的所有机构的密切关系：博世的孙子克里斯朵夫·博世一方面是家族的发言人，同时也是罗伯特·博世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委员会成员，还是罗伯特·博世信托的合伙人与博世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博世基金会将股份带来的全部红利运用到慈善与社会事业中去，涉及教育、医疗、文化、科学领域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意在维护欧洲区域以及全球的稳定。与此同时博世基金会还在斯图加特有罗伯特·博世医院。作为全球最大的基金会之一，从创始之日开始就不参与任何企业决策，全力投入公益事业，不但保障股份的安全，并且承载了创始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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