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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山西吕梁煤老板：从暴发户到慈善乡绅
本报记者 王俊秀
隆冬季节，寒风凛冽，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管头镇石窑村的孩子们坐在明亮而温暖的教室里，书声朗朗。
几年前，孩子们在墙壁断裂的危房里上课，冻得写不成字，如今，崭新的现代化教学楼比县政府修得还好。
这所学校是由焦袁平等3个煤老板共同捐资500万元修建的。在乡宁县农村，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所。当地人们说，乡宁最好的建筑是学校。
从2004年起，吕梁山南端的小县乡宁悄然开始了一场“劝富济贫”的实验。
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一矿一事一业”，一般煤炭每吨捐献30元，利润稍低的电煤每吨捐资15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
据介绍，这个数字约占煤矿利润的三到五分之一。投资的项目由煤老板自选，并与乡政府协商。钱不经过县政府，施工队也由煤老板决定。
寻求破局：暴富的煤老板，炕头冰凉的农民
近年来，山西煤老板作为一个暴富群体被社会关注。和他们的巨额财富同步增长的，是山西省内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农民心理的失衡。
2009年9月，吕梁市纪委课题调研组深入调研发现，有不少煤老板资产达到几十亿甚至数百亿元，而以吕梁为例，最发达的孝义市农民人均年收入6750元。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2009年10月12日，因为矿权纠纷，吕梁市临县白家峁发生血案，100多名手持棍棒、砍刀的暴徒冲向手无寸铁的村民，致4人死亡，14人受伤。案发不久，原白家峁矿矿长、山西三兴煤焦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石金山自杀。
“这是一个血的教训！”一名处理此事善后的吕梁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痛心疾首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如何平衡悬殊的贫富差距，是山西基层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山西省吕梁市常委、纪委书记张效彪在担任乡宁县县长时，有一次下乡，车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突然间尘土飞扬，迎面冲出一辆崭新的奔驰600。乡干部告诉他，这是附近一个煤老板的车。
回来不久，张效彪收到一封当地关王庙小学教师的来信，反映煤价太高，学校买不起，孩子们冻得写不成字。
乡宁是山西省产煤大县，全县年产量达1000多万吨。身处煤乡烧不起煤？张效彪立即赶往关王庙，结果“让人伤心，不光是学校，许多农民的坑头都是冰凉的”。
这两件事让张效彪深受触动。
实际上，随着乡宁县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不搞“一矿一事一业”，张效彪完全能当一个“太平官”。但看着县里的贫富悬殊和由此造成的矛盾愈演愈烈，让他觉得“就像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可能爆发”。
随着2002年煤价飙升，身家上千万、上亿元的煤老板常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一掷千金。与此对比的是，乡宁县农民2004年人均年收入为2578元，甚至还有人住在破旧的窑洞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政府必须要想想办法了。必须要引导煤老板走正路，不能让他们把煤挖光后一走了之，要给乡宁老百姓造福。”张效彪说。
煤老板的“原罪救赎”
让煤老板从口袋里掏出成千上亿元去无偿修公路、建学校或投入收益远低于煤矿的其他产业，会不会激起煤老板的强烈反抗？
张效彪承认“当时谁心里都没底”，但政府经过大规模宣传发动后，100多个煤老板把争买豪车的劲头用到了捐资上。
“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离不开政府推动，”一名当地官员说，“‘一矿一事一业’给煤老板提供了舞台。这是劝富济贫而非‘劫富济贫’，靠的不是强制手段，主要是靠舆论、靠宣传、靠表彰。”
官员介绍，这种方式也会让一些不愿“出血”的煤老板有苦难言。“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乡亲们的口水是强大的武器”，“大家都捐，你不捐不好看”。
煤老板“豪富震江湖”的同时，频发的矿难又为他们的名声添了许多“煤灰”。有人认为，煤老板的捐款其实是对自己暴富的“原罪救赎”。
中阳钢铁集团董事长袁玉珠对此并不否认：“百姓对煤老板有看法，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挖了这么多年煤，没给家乡父老留下什么。挣下的钱怎么用，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作为现代企业家，必须要有道德的血液，这血液要流到最需要我们的老百姓身上。”
山西金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立农坦承，每一个煤矿都不同程度给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了破坏，有的非常严重。“这些年来，我一直想着如何弥补。”
兴办教育是山西煤炭企业家们最先想到的事。马立农告诉记者，他每年拿出30万元，专门资助孝义的大学生。“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每年过年和资助的学生聊聊天，了解他们的学习状况。看到孩子们很努力，我真的很开心。他们都是将来致富家乡的人才。”
马立农的儿子在北京上学，他想让家乡孩子们也上好学校，于是参照儿子学校的标准，投资3.5亿元先后修建了3所学校。不仅硬件赶得上，还出重金聘请名师教学。在工作之余，马立农总喜欢到他捐建的学校走走。“去学校的次数比我去煤矿的次数多、心情好。”
袁玉珠则看到，高中教育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关键时期，很多贫困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从2005年起，袁玉珠宣布要连续30年资助贫困生读完高中。“30年后的孩子变成父母，体会到教育带给他们的好处，更加愿意也更有能力让他们的孩子上高中，这样就从整体上提高了全县人民文化素质。”
中阳钢铁集团还投资一亿多元兴建水库，开通生活专用管道，让中阳百姓都用上了自来水。
金达集团近年来投入2.6亿元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棚户区改造，使2800多人从农村搬进了移民新村；还给当地百姓入了干股，每年给百姓分红。但马立农也有个原则，对一些无理取闹的村民绝不给钱。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年底分到3000多元，回家后直掉泪：“儿子都没给我这么多钱，马二宝(马立农的小名——记者注)比儿子还孝顺啊！如果有人想到他的矿上无理取闹，我第一个反对。”
据了解，近年来金达集团煤矿所在的村里，没有出现村民闹事。
学界争议：“劝富济贫”实验合理不合法？
“劝富济贫”不止在乡宁县，也在临汾市的浮山县、古县、蒲县等地开展，均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
而其中乡宁县的捐款规模最大，达到6.5亿元。这批巨额资金中的3.5亿元投向了“一事”，包括211个工程项目，主要是修农村公路、建学校和解决吃水难问题。另外3亿元资金则投向“一业”，出现了高天牧业、惠民养殖厂和翅果生物制品等不少知名的非煤企业。
在2005年1月，张效彪当选山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在升任吕梁市纪委书记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始实行“一矿一事一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乡宁模式”放大来讲，实际是政府主导、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模式，它存在产权上的问题。“政府只能进行有限干预。宪法要保护个人财产，但乡宁这种行为在劝富和劫富之间找不到一个点。”他认为，解决贫富分化，可以完全用税收解决。
张效彪承认，也有一些煤老板在背后骂他。但他强调，当地历史欠账太多，大规模动员民间资金进入公益事业，事实上也是财政困难逼出的无奈之举。根据目前财税体制，县级财政的三分之二需上缴，可用财力极少。在资源利润超常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调控”。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劝富济贫”于法无据，但符合现实。“政府部门发个文件就收钱，企业受不了”，但政府把煤矿交纳的这些钱确实用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是比较合理的，但“注意要把合理的事情向合法方面调整，而且必须符合市场原则”。
另外周天勇认为，既然一吨煤已经收了30元，政府部门就要减少收费，收费过多会影响企业发展。
而山西本地的专家更倾向于认可这一实践。
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薄生荣认为，“劝富济贫”政策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符合资源型省份的现实。在分税制的现实情况下，只能让民间资本在公益事业上担当主角。
山西省委党校公共关系学教研部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刘树信说，随着现代社会贫富差距造成的冲突越来越多，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一矿一事一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秘书长杨鹏建议，在政府支持下成立一个煤炭企业公益基金会，把钱投入基金会进行规范管理，既实现了政府要求工业反哺农业的需求，又不和现行基本的法律相冲突。
煤区未来的发展之路
在山西，采煤、炼焦带来的环境破坏日趋严重。资料显示，山西省每年挖5亿吨煤，使12亿立方米水资源受到破坏，这相当于山西整个引黄工程的总引水量。
而这些隐形的损失并未计入煤炭成本。据官员介绍，乡宁县每年1000万吨的煤炭产量带来的隐形代价是7亿多元，“把乡宁的财政收入全贴进去都不够”。
据统计，近20年来，山西全省因采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86多亿元，约占同期GDP总和的3.1%。所以，山西被称为“燃烧自己的煤，照亮别人发展的路”。
被称为“煤海”的山西，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当地官员认为，应该趁着煤炭利润丰厚时发展接替产业，乡宁的“一矿一事一业”、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探索。
2003年初，乡宁县煤焦实业公司投资1.3亿元，开发野生翅果产业。如今，这一项目已带动周边200多个村的2000多个农户，发展种植基地3万多亩。农民们原来种粮食一亩地年收入100多元，现已近千元。
“项目既绿化了家乡，又带领农民致富，同时也使公司自身实现了战略性调整。”乡宁县煤焦实业公司董事长张连水自豪地说。
随着煤炭不断开采，金达集团煤矿所在的孝义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地表塌陷使得农业空间、收益都连年递减。马立农的思路是把土地集约化、规模化，以新产业带动村民致富。
“家庭财产承包解决了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富裕问题。富裕就是盛西新村将来的发展目标。”马立农说。2009年，他组织团队学习了全国9个先进村的经验，准备在移民新村里建设现代农业，打造“山西第一村，要赶上华西村”。
目前，中阳钢铁集团董事长袁玉珠也正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他打算利用10至20年时间，每年投资5亿元，打造一个“全新的农村”。
被称为“山西第三大富豪”的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刑利斌，也在忙着建设核桃产业带动下的农村工业园。目前第一期包括12个自然村、种植8万亩核桃树，将建起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链。
这需要持久的投入，而且预计10年后才开始收益。但邢利斌很有自信，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种30棵核桃树，一棵树产40斤核桃，一斤核桃卖10元，1亩地收入有1.2万元，深加工后产值更多。
“怎么能让土地里长出金子来？这需要现代企业营销和管理。现在农民种地一亩地产值只有1000块钱，我要让它产到1万块、10万块。10年以后进入稳产期，农民就致富了。”邢利斌描绘着企业和乡亲的发展蓝图。
对话煤老板：带领乡亲们致富让我们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王俊秀
中国青年报：对于政府倡导的“一企一事一业”活动，你们是发自内心愿意参加，还是有些迫于无奈？
袁玉珠(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干企业20多年了，财富积累也够了，现在做的一些事，都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致富起来以后，我常常问自己，能为家乡做什么。人常说“助人为乐”，帮助别人实际上是很快乐的，尤其是当你有能力助人的时候。看到孩子们在你建的新学校上学，是乐趣；看到百姓们跟着你富起来，更是乐趣，让我们感到强烈的成就感。
中国青年报：自己辛苦赚的钱，要无偿拿出来给别人，会舍得吗？
马立农(山西金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些年来，我们挖煤开矿，赚钱是不容易，但主要靠的是政策的支持。地下的资源并不是我们的，只不过我们比别人捷足先登，抓住了机会。所以致富以后，拿出点钱来回报社会也是完全应该的。
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花钱，这些年来我们赚的钱，自己能用多少？你问袁总他能吃点啥，除了应酬吃点好的，平常喝点稀饭、吃碗面嘛，穿的也就是这些衣服，和一般老百姓有啥区别？外面说我们煤老板一掷千金，实际上那只是个别人。我们也是穷人出身的，花钱也不习惯大手大脚。
中国青年报：现在社会上对煤老板印象确实很差。
邢利斌(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我现在出去根本不敢说我是煤老板，名片上也不敢印。(笑)我们富起来也是我们胆子大，抓住了机遇，而发展企业我们也面临很多压力。
马立农：社会上对我们的评价咱都知道。这些年来我们是赚钱了，可环境也破坏了。百姓把我们煤炭业称作“挖的是老祖宗的骨头，踹的子孙后代的饭碗”。咱们越来越富，百姓越来越穷，能不恨咱们吗？实际上，看到矿区老百姓生产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们内心也很心痛。我们拿一部分钱出来作一点弥补，太应该了。
中国青年报：你们做到这个程度，对财富和金钱是怎么看的？
马立农：赚钱不容易，花钱更不容易。人有了钱，不能成为钱的奴隶。有些人思想境界高，把自己的财富分给社会，他是非常快乐的。我个人认为，财富太多并不是什么好事。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挣一辈子钱，留给子孙后代，实际上这反而会害了他们。有的煤老板，自己挣的钱，儿子拿去吸毒了，你说这不是悔死吗？
所以，我们要向人家比尔·盖茨、洛克菲勒等人学习，企业家应该把挣的钱用到百姓身上。企业的发展需要老百姓的支持，像白家峁那样，企业和老百姓形同水火，最后不是两败俱伤吗？而如果得到百姓和政府的支持，更利于企业做大做强。这样就觉得钱掏得容易了。
中国青年报：每吨煤拿出30块钱，这个比例高吗？
马立农：在我们几个人看来，每吨煤拿出30块钱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平时捐出来的钱早就超过这个标准了。
袁玉珠：其实这个不好量化。出多少，主要在于企业家的思想境界，这比你拿多少更有意义。
中国青年报：有人觉得，修路、办学是政府的职责，企业依法缴税，政府应该用税收做公益事业。你们怎么看待？
马立农：税费是我们应该交的，而做公益是自觉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青年报：刚才你们提到挖煤给当地带来的环境破坏，有人建议将此成本核算征税，然后用于当地发展。你们觉得这样好，还是当前的办法更好？
马立农：实际上，我国17%的增值税在世界上来说也算高的，欧洲国家税收高，但社会保障也高，医疗、教育、住房都没有我们这么困难。所以，单靠税收做不了所有的事。
中国青年报：那谁想做谁做就是了，为什么还要由政府来牵头？
袁玉珠：今天的会不是强迫，是号召、带动。强迫就是行政违法了。这些年来，许多企业家在自觉为老百姓做事，但总是我们这几个人在做，不做的人一直不做。实际上我倒是很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让那些从来不做公益事业的企业自觉参与，尤其是那些国企，大家都来做就好了。如果全社会都做，就不至于把我们这些“快牛”整垮。
中国青年报：但这是要靠个人自觉的，不出钱也不能说错。
马立农：是这样，所以需要政府正确引导。有些人就是不出钱，不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政府心里是有数的。你做的事多了，当你遇到危机和困难时，政府也会扶你一把。如果把老百姓当做自己身体，把党和政府当成后盾，这个企业家就坐在椅子上了。
邢立斌：这些年来，为老百姓做事的主要是我们民营企业，但是许多国企投入的并不多。这也有体制上的原因，我们比较灵活，弹性比较大，能自己支配。他们不好走账，得有正当名义。所以，如果政府出台文件，这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国企也就更好参与进来了。
中国青年报：煤炭资源整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邢立斌：这是山西一个整体策略，我们支持。我们其实也愿意和大型国企合作，引进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企业做大做强是有帮助的。从安全生产、集约化开采角度，对我们都是一种提高。
中国青年报：那大股东变成国企，对你们参加这项活动有没有影响？
邢立斌：民企退出大股东，不等于不参与管理。我从我的利润里拿出30块钱，他们无法干涉。
中国青年报：帮助百姓解决一些民生问题，能使他们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吗？
邢利斌：煤老板帮助老百姓，不能限于扶贫。修几条路、建几栋房、一年发几袋面，不能从根本上使农民走出贫困。更重要的是，我们发展教育，以工业带动农业，带领乡亲们致富。我们要比农民们看得高，想得远。建农业生态园和新农村，既绿化了村庄，又带来了收益，我们要发展生态旅游，带动吕梁整体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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