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奇迹岂是“意外结果” ——剖析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三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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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高度赞誉中国奇迹。然而，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成就进行解释，话语权却常常不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里，存在许多错误的解读，甚至从经济理论上唱衰中国。不认清这些，就不利于我们真正找准中国实践的国情特色，也不利于我们真正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更好认识改革面临挑战和指导未来的改革，把中国故事转化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误读，最为典型的并流行的观点有三种

在过去这些年来，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在理论上对中国经验的解说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被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所引用，或多或少还会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第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观点。他指出，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其含义就是尽管你并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结果靠瞎碰无意中达到了那个目标。说得通俗一点，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都还在引用，认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证，中国取得的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结果。

第二是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钱纳里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并进行改革，消除制度弊端，即便不存在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加速发展。这句话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过去实现的高速发展，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如果“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那这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从何而来？这就为下面的观点留下了伏笔。

第三是我概括的“克鲁格曼—扬诅咒”。保罗·克鲁格曼和埃尔文·扬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唱衰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两人都是严肃的学者，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很高，而且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逻辑是，当不知道特定经济体和特定时期的经济源泉是什么的时候，经济学家承认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认为这仅仅是因消除制度弊端导致的，只是经济增长回归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次性效应，很难有持久的高速经济增长。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报告，称东亚经济模式及其导致的高速增长为“东亚奇迹”，引发了“克鲁格曼—扬诅咒”。从20世纪90年代起，克鲁格曼、扬等经济学家就开始批评东亚发展模式，认为东亚所谓四小虎只不过是纸老虎，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持续。1994年，我和林毅夫、李周写了《中国的奇迹》一书。接下来，他们又转向批评中国，认为中国也会像四小虎一样，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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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 中国经济 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在我看来，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过去占主流的经济理论，不管声称自己属于哪个学派，依据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这个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投入必然遭遇报酬递减。即便有资本积累可以给一个国家提供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根据有些人的测算，可能要花一两百年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这个观点其实很悲观，意味着后起国家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回顾中国发展，过去近40年实际GDP总量增长29倍，人均GDP增长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我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个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从数据上看，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的数量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两组人口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期间形成剪刀差状。正好在我们的人口变得越来越有生产性，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低的期间，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这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意味深长。

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贡献因素主要是：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4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达到9.7%，对这个增长做具体的构成分析，可以发现最大的贡献部分是资本积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认为，包括克鲁格曼和扬主要看到的也是资本积累的作用。经济增长需要要素的投入，自然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入。

实际上，资本的积累本身也体现着人口红利的因素。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人口结构特征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撑。为什么？第一，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可以使剩余得到储蓄、积累，进而变成投资。第二，资本投资需要回报率来维持，而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上，刚好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资本的投资也不会因为扩大而出现报酬递减。事实也证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有这两点做支撑，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劳动力供给充足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首先当然是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不仅如此，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即数量上不断有新生劳动力成长且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增量，可以不断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也因人口红利得到了改善。

伴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还有生产率的改善，其中主要表现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这些年中，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明显的提高。1978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共提高16.7倍，其中5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4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率原则发生流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的表现，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这充要条件的完美结合，绝非什么“意外结果”，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递进

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7526.html

温故知新 ——从改革开放经验看东北再振兴

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7525.html

以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

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7527.html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配置效率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上该如何认识，在现实中源泉何在的问题，经济学家众说纷纭，由此导致对于一个经济体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不尽一致。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阿尔文·扬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唱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依据就是看不到这些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们一直以来也否认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并因此执着地否认这一增长的可持续性。亚洲四小龙先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以及中国经济长达40年保持高达9.5%的年均增长率，并跻身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不间断地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事实，不仅打破了他们的诅咒，也证明他们对赶超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源泉具有不尽正确的认识。

摆脱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束缚，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审视发展经济学的成果，汲取发展中经济体赶超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特别是深入分析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从下面概括的几点特征化事实，我们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效率。这里使用经济学家的名字称谓相应的生产率提高来源，是为了标注这些效应的理论渊源。

第一是“库兹涅茨效应”。通过对大量时间序列和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得出结论，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着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转向高生产率产业，就带来整体经济范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中，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2015年整体劳动生产率（劳均GDP）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于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第二是“熊彼特效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突出贡献在于指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他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破坏”，即通过经营者的自由进入与退出，让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和扩大，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和消失，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更多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一个国家越是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则越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例如有研究表明，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三分之一到一半。

第三是“罗默效应”。企业都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干中学”和采用新技术等创新手段提高生产率，从而获得竞争地位，然而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创新成功，一个国家的整体技术进步也不表现为所有企业齐头并进。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内生的过程，认为创新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终究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而不是其他因素。这就意味着说，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是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的。

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

谢谢分享，个人觉得人口红利确实是奇迹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相应的经济体制作用也不容忽视。

现在人口红利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已经摆在面前；光靠炒房价  炒地价 等虚的东西，账面上的GDP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