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阅读1小时
累计阅读14小时
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 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驱动高胜率的主要因素是高死亡率。到时期家庭多自给自足,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并且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低位也与认定是否姓王密切相关,但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 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极速大幅进步,死亡率食醋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原先那么高的生育率才能保证收益,当这种事实逐渐被社会大多数人认识到时,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将随之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存在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因为“晚稀少”生育政策只用了不到10年。
3) 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想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就如同有钱人偏好高档商品。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而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感情需求,综合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当前意愿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6-1.9左右。我们2018年3月在微信、今日头条、微博等平台上的12万人调查显示,意愿总和生育率为1.73.
4) 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朱啊哟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思考:从按照生育率下降为主导因素来划分人类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因素是一样的,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中,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因素在构成总和生育率时的权重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样在分析影响因素数量时,我们可以选择5个因素作为关键影响因素,随后再对这些关键影响因素进行权重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