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供应量M2比GDP增长的更快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
易刚认为,该比值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这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而形成的。
即央行行长认为,M2是一个累积的数字,它是居民储蓄的产物,并非货币超发。
而中国经济泰斗吴敬琏则认为:房价高的根本原本就是货币超发,最近十年来我国M2增长率(广义货币增长率)太快。
如果快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M2属于货币超发,那么,它的确会导致物价上涨,比如上面吴老先生讲的房价,但是,房价只是物价的一部分,汽车、家电、电脑、手机、衣服、食品等主要商品销售疲软,CPI萎靡不振,PPI连续54个月下跌,可见,以房价来论证物价以偏概全。
一方面是货币供应量居高不下,一方面是物价低迷,甚至通缩,那么,货币到哪里去了?主流经济学家陷入了迷茫,这就是所谓货币迷失。
周小川在新著《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对货币超发进行了反驳,由于多数研究和实证检验证明,调控货币供应量与中央银行保持物价稳定的目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货币供应量这个指标,在西方学术界基本上已被弃用。
前行长明确否定了货币超发论,并且指出了问题出在货币供应量这一概念上。
但是,一家知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小川行长的论述,无法解释央行是如何制定货币供应量的,因为央行在制定来年M2指标的时候,物价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参考。”
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却指出,央行在确定来年货币供应量时主要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公式:M2=GDP+CPI(居民消费价格)+X,即名义经济增长加上一个“变量”X,而“变量”的存在主要是因为物品(土地)货币化的需求。
可见,周行长的解释并不到位,没有从理论上厘清货币供应量的问题,以至于其直接下属都未能影响到。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陈炳才在《2019宏观经济政策怎么走?》一文中认为: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经验参数未必能够说明市场的流动性状态,如果控制总量而缺乏灵活性,可能不现实。如果不到你家调节总量,总闸门说法的约束意义不大。尤其是,现在要逆周期调节,设置货币供应量的总闸门,可能会自我束缚、自我食言。其意为既然说不清货币供应量,而现实又是流动性匮乏,那么,干脆放弃它。
这反映了货币供应量概念的混乱,表现在货币政策上就是以货币供应量足够大为由,将全面降准定义为大水漫灌,只能定向滴灌,结果造成流动性危机,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需要尽快厘清。
新宏观认为:传统经济学将M2视为货币供应量是显然错误的:
首先,从资产负债表看,M2的大部为银行存款,属于银行债务,并非资产,它对应的资产为贷款,而贷款为应收账款,抵押品要变现后才可成为支付资产,因此,可支付的资产只有银行库存现金与超准。
其次,在储蓄率为正的条件下,储蓄余额在递增。因此,个别储蓄一旦取款,那么,必然有后来的储户将其补上,即前者的流出来自后者的流入。这一点可以从银行拼命揽储,以及工行行长易会满担忧储蓄率下降得以验证。因此,存款可以自由流动只是个体储户的感觉,并非全部储蓄在自由流动。
还有,要分清消费存款与储蓄存款这两个概念。
消费存款,即该存款是完全消费的,典型如月光族,在纸币时代,即领了工资,就花光;而在移动支付时代,工资不再用纸币,而是电子货币,即月初公司对其银行账户充值,月末自己花光清零。这种存款,货币流量保持恒定,也不会创造债务,没有挤兑风险,因此,不必提准。不少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存款接近于消费存款,所以准备金率也很低。可见,因为只有央行的货币才是社会公认的,所以,货币流量为基础货币,而基础货币=纸币+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由于法准被央行锁定,在无纸币时代,真正流通的是超额准备金。
储蓄存款,即该存款是不消费的,而是为了保值增值。存入银行,即为间接投资,银行将其放贷,同时提取法定准备金,而在宏观上该贷款又流回了储户,于是接着存、贷,存款与贷款不断地累积。有人说,这不就成了坏账了吗?而银行的坏账率不是很低吗?问的有道理,如非坏账,那样贷款会被还上,而事实却是贷款余额不断增加。在零准备金下,该值趋于无限大。清华大学的谢德仁教授在《论商业银行现金流量表的重构》文中指出商业银行经营具有庞氏特征。之所以表现为坏账率低,在于借新还旧。
从本质上看,真正的货币存入银行后被贷款者控制,而存款者只是拿到一张银行收据,也就是存折。可见,储蓄存款即为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上货币乘数创造,但货币创造概念并不准确,因为货币并未增加,增加的是债务记录,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该数值远大于初始值,故储蓄存款无法兑现,这就是银行挤兑的根源。
传统的存款分类为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实际上,在某种诱发条件下,定期存款可以一夜之间变成活期存款。比如,余额宝推出高收益理财,10万亿的储蓄存款瞬间要从银行涌出,银行顷刻面临支付压力,这就是系统性风险。因此,防范M2的活期化与整体流动就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而将M2视为货币供应量显然是无中生有。
因为M2=M0+定期存款+活期存款=M0+消费存款+储蓄存款,所以它并非货币流量,而是债务存量,真正的货币流量为纸币与超准。货币供应量概念具有误导性,准确地讲,应该加上“准”字,属于提款权,它对应的是存款市场。
在新宏观看来,股市、楼市、存款市场本质相同,都可以用月度GDP=M*(1-S*D)^N公式描述,其中,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法定准备金率,N为月度序数。以股市为例,如个人将储蓄买成股票,其中一部分IPO,流回企业,一部分囤积二级市场,那么,IPO部分相当于贷款,二级市场部分相当于法准。在高频交易与正反馈机制下,极少的货币流量即可吹起庞大的市值,股市与楼市的二级市场,存款市场均如此。
最后,定量推理论证如下:
由于现在以月薪制为主,即创造GDP的货币循环每月一次。目前的纸币与超准之和约为8万亿,即月度货币流量7-8万亿,那么,一年的GDP即为90万亿,与2018年的数据非常吻合。反之,如果以180万亿的M2为货币供应量,那么,GDP将是现在的24倍,即2160万亿,显然荒谬。
传统经济学之所以犯上述错误,根源在于缺乏完整的货币循环思维,从而无法将GDP与货币建立联系,即货币与实体经济相互分裂,也就是两分法与货币面纱论。
究其原因,是传统经济学的交换模型所致。
即甲生产粮食,乙生产衣服,两商品交换模型,该模型下的过剩属于行业比例失调,也就是萨伊定律,它不会有全面过剩,因为卖不了可以存下,适用于地主经济,崩溃于大萧条。
而新宏观的产业树模型则是顶端生产者、中间加工商与工人三部门模型,即不但有实体生产,也就是实物循环,而且有货币循环,即顶端生产者借贷货币进行初始投入,然后货币流入中间加工商与工人手中,形成消费与储蓄,这就造成了顶端生产者的货币亏损,它为了维持再生产,并在利润表前期赢利的误导下进行借贷,并形成债务累积,根据月度GDP公式,在提取法定准备金作用下,货币流量逐步衰减至零,GDP为零,储蓄存款增量为零,但储蓄存款存量却达到最大值M/D,而消费存款被挤压至零,根据M2=M0+消费存款+储蓄存款,由于储蓄存款以M*(1-S*D)^N*S递增,而消费存款以M*(1-S*D)^N*(1-S)*S*D递减,M*(1-S*D)^N*S>M*(1-S*D)^N*(1-S)*S*D,因此,M2是递增的,且累积速度为间接储蓄率,高于逐步衰减的GDP,结果必然是M2比GDP增长的更快。新宏观推出,M2增量/年度GDP=M2存量/周期GDP=间接储蓄率,其中,M2增量与社会融资增量正相关。递增的债权与递减的货币流量形成流动性危机,递增的债务与递减的货币流量形成债务危机。
因此,传统经济学将问题指向生产者之间,即供给侧,而新宏观将其引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尤其是消费与储蓄的矛盾,也即需求侧。
传统宏观主义者言必称总量与货币,但对货币流量、货币流速不求甚解,如此又怎能解释物价决定?影响物价不外乎需求与供给,也就是物价=总需求/总供给,而总需求即为货币流量月度GDP,总供给为商品总量,由于提准,月度GDP递减,而商品供给充分,故通缩,由此解释了货币消失之谜,也就抛弃了所谓M2=GDP+CPI经验公式,补充了周行长的语焉不详,为调控货币政策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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