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8【充实计划】第9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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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Grokking Deep Learning" and read "Data Science from Scratch" to get more fundamental data science knowledge.
Read "Elements of Programming Interviews in Python" to do more code practices.

1. Reading: 60 minutes - O
2. Side Project(s): 120 minutes - X
3. Code Practices: 60 minutes - O
4. Exercises: 30 minutes - O

1.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81475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已经得出结论称，在5G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是可控。知情人士称，英国的结论对欧洲其他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英国有信心控制对威胁，其他国家也可以向公众保证，以审慎方式继续允许使用中国设备，只要采取英国建议的防范措施。

3. 感想：英国非常理性的分析现实问题，也证明华为的技术和品质是值得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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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9-2-18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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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
一、消极国家观：自由主义的选择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善"，是第一位的，是个人的归宿和目的。进入中世纪后，国家沦为上帝意志的体现，基督徒彼岸追求的弃物，维持世俗秩序的工具。近代自由主义继承了这种工具性取向，并将其纳入对国家性质的解读之中。只不过国家不再臣服于上帝的权威和基督徒的彼岸情结，而要服务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对于近代自由主义而言，社会契约是联结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中介。生活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通过彼此间订立契约，将个人权利部分或全部让渡给公共权力，从而建立起国家。国家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消极工具。霍布斯推崇提供和平和安全的"利维坦"，但他只将其规定为强权的载体、主权的象征，而绝非正义的化身，更不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实体。洛克主张政府"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们的财产，如果没有"本人的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①。潘恩则直接将社会定位为绝对的良善，国家不过是为维护其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权力委托的载体而已。而在洪堡看来，国家的目的只限于保障安全，除此之外的任何国家行为都应禁止，即便是国家对公民正面的、积极的物质和福利的关心也"妨碍着人的个性和特长的发展；它增加国家行政管理本身的困难，增加为此所需要的手段，因而成为种种弊端的渊源"②。

个人权利的目的性与公共权力的工具性，是近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也是近代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近代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架构，不过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论而已。

人性论是近代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逻辑起点。近代自由主义先设定了一种自然状态，在霍布斯那里，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在对利益与占有物的争夺中，彼此视为仇敌，欲先除之而后快，每个人都在死亡的阴影下惶惶不可终日。而在洛克那里，人性没有如霍布斯所说的那样邪恶，自然状态也不像霍布斯描绘的那样凄惨，是一个较为完备的自由状态，只是有诸多不便而已。这样，国家建立只需人们让渡部分权利。由此看来，不仅人性缺陷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人性缺陷或不足的程度还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及其与社会、个人的关系。

自霍布斯始，人性缺陷是国家的逻辑起点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何时，在描述国家的性质、论证约束国家权力和行为的合法性时，自由主义者总是祭起人性恶这一法宝。政府的存在与设计，与其说是人类政治智慧的外显，倒不如说是基于人性缺陷的无奈之举。

既然国家总是觊觎个人权利的领地，是个人权利的潜在威胁，为何不彻底放弃国家呢？关键问题还在于人性的缺陷。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他者的约束，基于人性缺陷引发的人类的劣根性就会无休止的泛滥，甚至导致社会的颠覆。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必须建立公共权力，由国家来管理社会。

基于人性的缺陷，国家是必要的；同样基于人性的缺陷，国家又是邪恶的，一句话，国家是"必要的邪恶"。不抛弃国家，也不盲目崇拜国家，在承认国家必要的同时，不失戒备与防范之心，这是自由主义消极国家观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赋予国家以消极品性，这一品性后来被植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之中，成为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最显著的特征。

个人权利的目的性决定了公共权力的工具性，而这种工具性也注定了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国家将会无所不能，直至侵犯个人权利。因此，近代自由主义提出了"小政府"理论，倡导权力制约。对于后者，人们主要借重"以权力制约"和"以社会制约"两个思路。

在近代自由主义者看来，"以权力制约权力"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个是通过分权实现，另一个是通过权力制衡实现。洛克考虑到权力的不同属性，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希望能借分权来实现权力制约。孟德斯鸠则系统阐发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间相互分化、相互制衡。联邦党人受孟德斯鸠影响，将三权分立思想付诸政治实践。托克维尔主张"以社会制约权力"③。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政时，他注意到：一个由各种独立、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具有"一只独立的眼，监督着国家，使之不沦为专制"④。这一理念经过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实践已形成了包括公民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多元政党和"压力集团"等在内的一整套外部制约机制，它能够从体制外通过选民的选举、政党的竞争、利益集团的压力、传媒的介入等形式对当权者施压从而防止权力的专断和滥用。



二、"国家"与"社会"：两条路线的并立

众所周知，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中，围绕着在个人权利的实现中国家与社会孰主孰次、孰轻孰重这一问题，产生了重大的分野：一派主张以国家为中心，强调国家的作用与价值；另一派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突出社会的能力与意义。近代以后，沿着这一理论分野逐渐形成了两条思维路径，即"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与社会路线相比，国家路线更关注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角色和作用，社会的作用被认为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自马基雅维利始，经布丹、霍布斯，再到黑格尔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现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即把国家视为一种抽象的公共权力的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萌芽⑤。马基雅维利将国家利益看作是政府行为合法性的源泉；君主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惜任何手段；手段要为目的服务，目的可以说明手段正当，国家可以依据"国家理由"(reasonofstate)行事。布丹则赋予国家以现代意义。他发现主权才是国家的本质，国家就是由"许多家庭及其共同财产所组成的、具有最高主权的合法政府"。正由于此，主权便具有绝对性、永久性和至高无上性。

对国家路线给予系统阐释的是霍布斯。霍布斯认为，人们在订立契约时让渡了全部权利，而主权者却没有参加契约，因而后者不受契约的约束，其权力是绝对的、至高的、无限的。不过，主权者的权力也有底限--为权利让渡者保留保卫自己生命而抵抗他人侵害的权利。霍布斯坚持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但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他却倾向于国家权力。

显然，霍布斯追求的是"安全国家"⑥，然而，当人们透过这一国家权力运作的黑幕，就会发现一个"无限国家"的阴影，以及被这一阴影牢牢笼罩着的脆弱的社会。按霍布斯的理论，社会确实能够受到国家的保护，但事实上除了那些国家承诺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消极自由"外，社会更多受到的是国家权力的支配、侵扰和渗透。霍布斯使国家拥有了保护与支配社会的角色与使命，同时也拥有了相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从而开创了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一个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了后世。

黑格尔的视野较霍布斯开阔。他将社会看作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的第二种道德组织形式。由于以私利为根基，社会中充满了无休无止的冲突与斗争。这种不足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得以克服，国家不仅代表公共利益，同时还能保证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殊利益。因此，不仅不应该将国家置于社会的对立面，还要使国家控制社会。黑格尔的国家观以更理论化的言语表达了对国家的崇拜：国家本身是目的，个人和社会是为国家而存在的；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只有符合实现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时才有意义。此时国家已不仅是中心，而且是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本质与意义之所在。无疑，黑格尔将国家路线发挥到了极致。

社会路线对国家持消极态度，通过社会契约论倡导社会的先在性，又通过论述经济领域存在的合法性证明社会的外在性。洛克、亚当·斯密、潘恩、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坚持的是这条路线。同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思考，同是以社会契约为逻辑起点，洛克与霍布斯的结论却截然不同。斯科特·戈登曾将两个人比作连体儿，虽然"总是一起出现，但他们的面孔却朝着相反的方向"⑦。洛克不大信任国家权力，对其与个人权利的冲突表示担忧，更强调社会的非政治性。尽管他未完全区分国家与社会，但他主张，国家基于契约委托所产生的立法权与司法权要对社会负责；社会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只有工具身份。洛克所设定的这种关系范式--正如一些学者所注意到的--引出了两种"思想导向"，一是对限制国家权力、维护个人权利的倡导，二是对社会摆脱国家干预而自治的自信⑧。

紧随洛克其后的是亚当·斯密，他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并通过"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论述了独立的、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经济领域存在的合理性，为"社会外在于国家"的思路注入了实质性的内容。正是这一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思想，为后来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潘恩则走得更远，他不仅赞同洛克限制国家干预以抵御专制主义的主张，还把这一倾向发挥到了新的高度。他坚信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为不可容忍的祸害"⑨。没有国家的干预，社会可以自行克服冲突与动荡，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有争议的是孟德斯鸠的理论。虽然他假设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君主制政府，但他思考得更多的则是如何使政府受制于法律，如何受制于社会。在他看来，社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构成一个非政治的领域，而在于它构成了权力分立与多样化的社会基础。在考虑如何实现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时，他注意到了别人所没有看到的社会"中间权力"即高等法院、教会及贵族的存在和力量⑩。

对这一路线进行系统阐述的是托克维尔。他认为，由选举产生的国家专制主义对现代社会构成了威胁和冲击；在民主的名义下，社会沦为国家权力的支配之物。虽然，积极而强大的政治机构是民主的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但必须防止权力垄断。他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路，主张将政治权力分配给多元的社会部门，突出公民行动的民主意义，充分发挥"社会的独立之眼"抵抗国家专制的屏障作用。在他看来，拥有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社会制约的国家权力总是危险的(11)。

显而易见，国家路线与社会路线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关注国家或社会一极的同时，也忽略了另一极的地位与作用。正如皮尔逊所注意到的：要么单纯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安全保障、利益整合和福利供给，成为"国家中心型社会"(society-centredstate)；要么片面强调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与对立，倡导社会的自主和自治，忽略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成为"社会中心型国家"(state-centredsociety)(12)。

这一倾向在20世纪得到了较好的校正。进入20世纪后，国家路线与社会路线趋向交融与整合。当代各种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的"大政府"理论、保守自由主义的"弱政府"理论，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强政府"理论、"第三条道路"的"中政府"理论等，开始关注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性。但透过各个流派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风格迥异的定位与诠释，国家路线与社会路线的两条暗线尤在。这也是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一大特色。

三、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个极点之争

如果将国家路线和社会路线推向极致，就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取向："国家强位"和"社会强位"。前者主张国家高居于社会之上，社会依附于国家，或完全淹没于国家之中；后者认为社会可以吸纳国家，国家从属于社会，社会甚至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实现自足。对于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来说，"国家强位论"最典型代表是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则是"社会强位论"的标准蓝本。

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是政治学理论的核心主题，更是国家主义的根本内容。从最初的兴起，经早期的国家主义，到绝对主义的国家主义，再到绝对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当代变种，国家的角色定位、与社会的关系虽略有差异，但国家主义的基本观点却丝毫未变：国家是权力的拥有者，社会与个人永远是权力行使的对象。

在国家主义者看来，国家是有机整体，个人只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用黑格尔的话说，国家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国家是本原、是第一位的，而个人是第二位的。在国家主义框架下，国家与社会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或形式。国家主义希望在国家与个人、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内在的统一和高度的和谐。为达此目的，国家主义努力使国家包涵所有的社会生活，甚至把所有的社会关系、文化观念都纳入国家权力的光环之下(13)。无疑，这是一种理想主义。

无政府主义主张建立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坚信社会的种种弊病皆源自于国家的存在，因为国家是一种强制力量，它造成了人们的屈从，屈从又是产生一切邪恶的根源。因此，必须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联合为基础的、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不设立国家政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提出了"自由即至善"的口号，认为个人自由高于组织纪律，个人意志高于集体意志，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是个人自由产生了社会秩序而不是社会秩序给人们以自由(14)。

无政府主义对社会自身的力量充满信心。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对如何通过社会合作与团结来实现社会自治看法不一，但他们相信，社会可以而且应当在没有国家强制性权威的条件下组织自愿而有序的社会生活(15)，可以排斥一切外在的强制形式。当然，无政府主义并不否决一切形式的权威，只不过这些权威应该处于一种多元的分散状态，个人也只需自愿遵从。显然，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只不过它仅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却没有对应的历史形态。

无论是国家主义的政治理想，还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假设，它们都内含共同的理论缺陷：第一，人性的乐观。它们相信人是至善的、全知的、理性的。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承负这种人性乐观的载体的不同--一个是国家及掌权的君主，另一个是社会及其成员。第二，二元化的思维。两者普遍认为国家与社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第三，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观。国家与社会被分置于两极，既无视两者共有部分的存在，也漠视两者的合作与相互参与。也正因为如此，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代表着两种极端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架构，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是不可取的。

相比而言，自由主义国家观显得更为温和。自由主义剥掉国家的道德外衣，使其还原为世俗工具、社会的外在之物或活生生的权力载体。同时，它将国家的起源与人性之恶有机整合，国家既非自然而生，也非神授之物，而是人性缺陷的补丁。它将国家置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对立面，对国家充满了戒备与防范之心，更欲将其约束至最低限度而后快。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自由主义认可且部分认可国家的作用。即便这"部分认可"也要受到限定：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或出于此目的而对外部力量实施的防范。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合法性之所在。

当然，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非界限分明。如果将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社会自主与自治无限扩大，就可以得出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来。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权威的拒绝，只需将近代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推至极致即可。两者恐怕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同样，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也并非水火不容。自由主义并未弃绝国家，它只是关注国家与社会，倡导有限的政府。自由主义从近代向当代演进的历程，实质就是自由主义对国家不断妥协的过程(16)。

综上所述，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分别沿着国家或社会两条路线，坚持"国家强位"或"社会强位"，便形成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自由主义走在两者中间，既承认政府作用，又相信社会力量，建构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这就是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特点。20世纪各种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烙印。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从近代到当代的嬗变历程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终极模式，只有适应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架构才是最好的模式。认识到这一点，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对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9-2-18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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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蔡昉认为，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都是把它作为民生、理念，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央行易行长手边不是随时用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决定他的政策实施，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

2007年以后，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在蔡昉看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然的失业”。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宋晓梧谈稳就业：可适当调整最低工资和社保缴费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

在谈到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时，宋晓梧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

在谈到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时，部分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问题，宋晓梧表示，稳就业和创新不要受上述言论的影响，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的方面。

在谈到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时，他认为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不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缓提最低工资标准，适当降低社保、养老企业缴费率。

他强调，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

他还强调，在稳就业当中，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都阳：稳就业的最低目标应是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

都阳表示，从当前的劳动供给主导情况来看，维持低失业率的目标下难度不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稳就业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权衡。

他提到，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稍高一点的目标是，维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保持劳动参与率的稳定甚至提升以及就业总量的增加。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好地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保持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他表示，根据测算，守住底线目标的难度不大。实现第二个目标难度相对大一点。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则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赡养需要正在劳动的人的生产率不断提升。

谈到如何稳就业，他认为，通过深入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

稳金融

黄益平：我国当前金融体系对小微企业存在歧视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黄益平表示，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部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如果它们要融资，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张晓晶谈杠杆率风险：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

张晓晶表示，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国提出去杠杆政策以来，虽然有些负面情绪，但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在2008-2016年，每年的杠杆率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杠杆率首次下降出现在2018年，但是中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去年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是恐慌。

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在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从整个结构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多，有的会高一点，说250%多，但总体来讲相差不会太多。这个数据是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中国目前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说明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治理上还是有很大问题。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非常高，当然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他表示，问题在意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中国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没有纳入的原因是中国有了新的《预算法》。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门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方星海：新股发行制度使投资者盲目追涨，放大价格扭曲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方星海介绍，自2009年7月至2014年6月间，新股上市首日基本不设涨跌幅限制。而自2014年7月至今，新股发行采用一级市场价格调控（不超过23倍市盈率）叠加的二级市场首日涨停限价（发行首日涨幅不超过44%）的联合机制安排。

此外，证监会还通过引入“极大市盈率”度量新股二级市场短期价格表现。 据其介绍，“极大市盈率”指的是自新股上市起股价连续上涨至最后一个上涨日达到的收盘静态市盈率。

通过对比当前制度安排和非限价阶段新股在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现和长期回报率，并评估当前制度安排的实际效果。方星海分析称得出了三点。第一，当前制度安排下，新股发行后连续上涨时间更长，新股二级市场极大市盈率更高（不论行业调整与否）。
第二，当前制度安排下，新股上市后短期价格超涨，导致长期回报率低下。
第三，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二级市场短期价格扭曲大于主板。而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对于市值较小，发展前景不确定性大的股票，投资者更容易盲目追涨，从而在短期内产生更大的价格扭曲。

基于上述分析，方星海表示，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第二，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

此外，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李扬：应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服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进行公共投资。“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地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现跳跃性增长。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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