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1【充实计划】第987期

昨日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6小时。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999小时

昨日阅读4小时，累积阅读228小时


夏斌：对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

1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

今天，我想讲讲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讲经济政策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当然讲的过程中间会涉及和表露自己对当前一些经济问题的观点。

现在，全国有很多智库，各个高校也有智库，都在从事经济政策的研究。高校的主要任务本来是从事理论知识的教学与研究，现在都在研究经济政策，包括从海外学成回国的一些教授。这是件好事，大家都在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改革开放。但是我感觉也有必要在社会上宣传一下我的观点，也许这个观点很多人也都赞同，就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今天在场有很多是金融在职硕士、企业家、投资者，不纯粹是本科硕士全职学生，所以讲点这个内容，也许是有意义的。

经济理论指什么？指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念，把概念形成知识的体系，进行逻辑的演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等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理论，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演绎，逻辑的自洽。当然有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需问题、市场问题、分工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普适性的。

经济政策指什么？是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秩序作出的制度约束，即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每一项制度约束的制定者，其主观上背后可能都受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学说的支撑，但是它本身不是理论。我们说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体现的是政策措施，有具体制度性要求的内容。但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学的教授，社会上的学者，纷纷对供给侧进改革行各种各样的理论解说，有里根的供给学派，也有我们自己解释的新供给理论等。

所以我说政策制度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尽管政策制度背后往往受制定者脑子中这样和那样理论的影响和支配，政策是结合了一个国家一定市场条件下作出的制度规范，是把抽象理论时舍去的具体情况，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候又放进去进行的思考和选择。政策往往不具有普适性。

政策操作、执行力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政策制度实际执行中的现象、现状。相对于理论而言，谈不上是严格的思维活动，它是实际活动的表现。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制度，很可能由于受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因素影响，同样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对于这点，我想大家是赞同的。基于对上述概念认识的基础，我认为我不是经济学家，起码不是纯理论经济学家。我一辈子一直从事的是经济金融政策制度的研究，可以叫政策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不管你是哪个庙的，来自何方，你想搞政策研究，最后就是要看你在献计献策方面的功力，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好点子。

搞政策研究的，了解上面讲的三者的差异很重要。一是要清楚地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落脚点是什么？一周前我在上海出席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我很清楚我是通过分析，最后重点在讲政策建议，在讲制度、政策应该怎么调整，而不是讲理论，不是在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至于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古典理论，还是凯恩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是如果落脚点在中国经济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么需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与他国有什么不同？实际执行力又是什么情况？譬如，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调控是必然的。对于融资难问题，央行其实是放松了银根。但为什么央行的总量政策效率老不高？过去说央企、大型国企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容易从商业银行得到贷款，民营企业、小企业不易得到，央企把得到的贷款又放给民营企业，放高利贷赚钱。

前一阵子，银保监会主席提出了要“125要求”，其中要求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比例三年后要达到50%。消息一发出，银行股大跌，市场马上给你脸看。当然听说此发言最后没有变成正式的制度。但是大家知道，银保监会主席这么说了，内部对银行体系的要求是很严的。坚决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前两天李克强总理又去银行视察了。上面非常重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的基层银行是怎么做的呢？现在他们也积极给中小企业贷款，但给的往往是好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好企业并不需要贷款，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贷款，怎么办？银行就说你拿着吧，企业还不敢不拿，以后还要不要跟银行打交道？民营企业拿了贷款以后没有用，自己又去放贷给别人了，这是融资难的问题。

就解决融资贵的角度说，银行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4.35%，有的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利率降到3.5%，统计报表汇总到北京一看很漂亮，贷款利率降低了。实际上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后，要求你不能乱用，你必须反过来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告诉你，你拿了我的贷款，必须买某个地方发的理财产品，当然利率肯定是高于3.5%。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无所谓，反正白赚了一点利息，捞到了好处。对银行来说走了一圈账，完成了上级任务，降低了利率。其实一切都没变，但银行企业两相其美，何乐而不为。这样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是政策制定错了？还是说执行中的问题？

由此启发我们，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中国这么大，如果落脚点是研究中国的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中国长得什么样，是什么状况。

三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方向是市场化、全球化，集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当然不乏也有不少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渐进改革的策略，是兼顾了稳定、发展、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落实到政策研究层面，背后又没有动态演化的现成理论可作参考。流行的多是各种均衡理论及其衍生的周期理论、危机理论。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复杂的渐进改革策略都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解释。当然经济学界有动态演化理论，但这个又不被主流所承认。那么我们做政策研究的，应该怎么做？

我曾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年轻，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出谋划策搞改革，一心想把西方市场机制的东西搬过来。但是经过一段实践，发现很多问题后提出，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我们知道彼岸是什么，但是从此岸到彼岸不是简单的事，并不是彼岸的事今天都能做。彼岸的方向是明确的，是必须坚持的。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

譬如有人经常说，某某国家在某某问题上怎么怎么，我们应该怎么怎么。问题是你怎么走过去？比方有人说，美国间接融资比例多少，直接融资比例多少，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那你怎么干？怎么样在短期内把直接融资譬如干到60%或70%？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干不过去？什么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场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

2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关于这样的文章太多了。14亿人口，连续40年，年均9.5%的GDP增长，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在说的判断，这个奇迹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的成绩确实是历史性的，但是同时正如习总书记在最近报告中讲的，同时中国又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危和机同生并存”的时期。那么对政策研究者来说，必须对该时期的经济事实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准确的把握。危和机并生，“机”往往好理解，说的也很多，“危”到底怎么理解？这涉及到对这几年经济基本走势的正确把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2018年到2020年三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重大任务时指出，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三大攻坚战我简单讲，一是防污染，二是脱贫，三是防风险。十九大报告之后其实很多媒体没有清楚解读。

我一直在宣传，三大问题，第一是污染，污染是讲什么问题，是讲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经济领域的工作，当然治污染要花钱，又涉及GDP的增速，但就本身而言，不是经济工作本身。第二是脱贫，3000万人贫困问题要解决，也会涉及到资金，但严格讲，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第三个，眼前中国经济领域的事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国企改革问题、民企问题、乡村振兴问题、一带一路问题等等。这么多问题，党中央没说任何一件事是攻坚战，唯独说要防控重大风险是攻坚战，这是2017年10月讲的。但是当时社会上不敏感，媒体也没有突出报道。到年底的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中央又一次明确地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是高度的重视，提法是史无前例的。三大任务如果没有完成好，涉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得不到人民的认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进入2019年，经济形势不会因日历翻过了一页，翻过了一个月，马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不会。矛盾还是这些矛盾。我认为，2018年的经济工作，第一个维度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化，稳定经济增长，第二个维度就是慢慢释放风险，同时守住风险底线，简单讲全部经济工作就是要抓好稳增长和防风险这一主要矛盾。进入2019今年，形势发展会怎么样？内在趋势性的发展逻辑仍然没变。大家的判断无非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形势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更大。有人预测6%-6.5%，有更悲观的预测是6%以下。

所谓“更加复杂”指什么？中国经济原来本身就有短期的、长期的问题，周期的、结构的问题，错综复杂在一起，现在加上中美摩擦，加上2019年全球经济减速因素，以及再加上国际地缘政治矛盾，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何时又要爆发局部战争等等，使得形势更加难判断。

中央也提出形势“更加严峻”。我理解，面对上面所说的“更加复杂”的形势，调整转型本来就很痛苦、很严峻。因为多年积累的风险要慢慢释放，比如说P2P，大资管问题的风险要解决，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压力要加大。现在又加上了松货币政策的意图传递到松信用、松信贷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内在的信贷需求在减弱，即宏观的调控能力在减弱。以及由于改革的迟缓、产权保护的不足，民营资本没有安全感，即微观的活力明显不足。宏观与微观的变化，使得2019年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面对这个背景，对我们的政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1、在宏观上首先毫无疑问必须稳住，必须在容忍经济增速有所下行时也要稳住，稳住就是要防止断崖式的下跌。为此必须采取鲜明的逆周期调控，必须松货币、松财政。但是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在下降，怎么松？松多少？松不到位意味着什么？松过头了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分寸怎么掌握？具体如何看M2、信贷、社会融资总量这三项指标？又如何处理好这些指标与汇率、外储的关系？

2、面对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动力不足，房地产投资又不敢轻易放松，那么补公共产品的投资短板，是当前稳经济的重要良策。但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效率在下降，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又很突出，媒体每天在讨论，地方债务风险怎么防？未来输钱谁买单？这一切基层地方政府可以不考虑，搞宏观政策研究的，这种狗抓耗子的事该管还必须要管。

3、当前稳经济是必须的，稳经济必然是松货币政策。但是，面临已经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进一步松货币对守住底线意味着什么？现在P2P、大资管理在整顿，怎么整法，既不能让出事又要坚决搞干净，谈何容易。15000亿的资产、4000多万人群，已爆雷的不算，还有1500个机构怎么整治？货币总量的松政策怎么和释放部分风险，守住底线的要求相结合，要做到“对得起人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应该出台怎么样的具体政策？

4、中央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这是党中央去年年中提出，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提出。这是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

六稳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在上海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言时说，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预期看，不成问题，这是从纯经济逻辑分析。因为讲增长理论，需要讲增长的供与需因素。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我们仅次于卡塔尔、阿联酋等小国家，但与这些产油小国比意义不大，应和日本、德国、美国等大国比。我们是高储蓄率国家，说明我们经济增长有资金。4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我们又积累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包括庞大的这支民工队伍的技能，再加上潜在的制度改革红利，这三项因素构成了中国长期增长的供给潜力。有供给没有需求不行。

从需求因素看，中国已经是一个第二大世界消费大国，中产阶层有3亿人口，并还在扩展，说明有大量的消费需求。而且消费在升级，到日本“买马桶盖”、体检消费等等，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又很大。中国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从长三角、珠三角往中国西部走，发展需求很大。另外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需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决定了中国还有很大的内需市场。供给和需求因素相加，中国经济长期不成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短期有问题，但长期是由短期连接起来的。短期问题不解决，泡沫没有破，风险又在慢慢释放，与此同时外部压力在加大，经济进一步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六稳，非常重要。问题是，六稳之间的逻辑是什么？我曾说，稳就业、稳金融，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外贸、外资、投资不稳，自然就业就稳不住。外贸、外资，投资减少，曾经签的这么多的合同契约不能履约，不能继续维持，一大批企业的资金链将中断，从而金融体系就稳不住。

但是要稳住外贸、外资和投资，必须针对我刚才说的形成2019年新的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原因，对症下猛药，即针对宏观调控效应边际下降，微观活力明显不足的情况，立刻采取短期内能立竿见影的调整政策。否则，老声常谈书本知识，就不足以稳市场、稳民心，进而不足以稳大局，守底线。为此，上周的发言我提出了9条短期稳预期的措施。提的是否全面，是否抓住了要害，大家可以讨论。当前民营企业和市场预期为什么不稳？到底真正在想什么？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是否对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疑虑等等，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同样需要认真关注。

3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

马云最近在浙商上海论坛上讲，“90%的人在埋怨宏观经济，但是90%倒下去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无关”。马云还讲，“我们公司做的最好的时候，是我关心世界的时候，当我关心我们自己，公司的形势就好起来”。我还记得马云还曾讲过很多很精彩的话，譬如：企业家不能完全听信经济学家的。假如企业家去听经济学家的话，一半就死掉了。这些话具体在哪里讲，我没查到，但我总的感觉，马云的讲话很生动、很实在，也很智慧、很哲理。我以前每次对企业家讲课或发言，讲到最后我也常说此类的话，即我以上讲的很多，你们不一定完全听我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宏观是宏观，微观是微观，微观是你要做自己的事。为什么这么说，下面讲两点意见。

1、讲宏观经济是讲总体、讲趋势、讲原则，讲的比较抽象，而且讲的内容是单一的经济领域。但是微观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小宏观”，微观不能讲的太抽象，必须要具体。什么叫“小宏观”？就是要讲内部的组织架构，讲人的激励与管理，讲财务与投资，讲产品与技术，讲市场与营销，有时候还要讲与政治的关系，讲与主管部门和官员的关系。企业和宏观不一样，哪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影响赚钱。

2、宏观即使有时讲产业结构调整，讲产品升级换代，我经常讲，这与微观企业有关系，有时候关系也不大，不要太在乎。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么大，全国的GDP到2018年要达88万亿，快90万亿了。你想想，一般一个普通的微观企业产值是多少？几千万？一个亿？就算你十个亿，也仅仅占全国GDP的9万分之一，很小、很少。这么大的国家，由14亿人口的吃穿住行构成的，各行各业近三千万家企业，不要说朝阳产业，就算是夕阳产业，你只要在是同行中做好“小宏观”，有明显的竞争力，照样可以赚钱，不用太在乎我们讲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企业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要了解形势、看清趋势。但是最好是“三步一抬头”，“五步一抬头”，不要老抬头，不必老参加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论坛，做企业的要有做企业的定力，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宏观”内容上。像马云讲的，“大道理要懂，做企业家的还要回到本身，多想想自己的小道理。”我认为说得对，要各有分工，大道理让经济学家去研究，小道理你自己要管好。谢谢大家。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208小时。

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9-2-21 05:51
【加入充实计划】【了解充实计划】
|新充实挑战|    |每日计划清单|
| 【充实积累】| |【充实挑战项目】| ...

昨天阅读2小时，累计阅读495小时。《宽客人生》When trying to discover something new in any field, one has to spend many years thinking, making false starts, wandering down blind alleys and stumbling into ditches, only to emerge again and keep going. <br>
写论文并没有给作者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回报，但并非一无所获。尤其是体会到，在任何领域如果想有什么新的发现，都离不开常年的思考，总免不了开头遇挫、走进死胡同、掉坑里，但最终总要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进。<br>
Since a PhD is by definition a research degree, the main achievement of which is the completion of a piece of original research described in a dissertation,I looked at A.B.D.
<br>
as a kind of “Wayne’s World” PhD (not!)<br>
作者认为博士学位的定义立足于研究，其成就应该是一份原创的论文。因此对于A.B.D（博士肄业者）这种说法表示不满。<br>
干啥都不容易，尤想有一些成绩。

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9-2-21 05:51
【加入充实计划】【了解充实计划】
|新充实挑战|    |每日计划清单|
| 【充实积累】| |【充实挑战项目】| ...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170小时。

昨天阅读3小时，累计阅读35小时

昨天阅读2小时，累计阅读328小时



大江大河40年：改变命运的七次机遇

2018年，电视剧《大江大河》在全国热映，口碑爆棚。这部片子以三个贫穷青年的奋斗历程为主线，观众们透过步步推进的剧情，看着他们考大学、办窑厂、卖馒头、做生意等，一路从底层拾级而上。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迎合了时代的宏伟叙事，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追捧。

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腾飞的四十年，而中国的阶层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革命导师说过：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在铸造伟大时代的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有7次较大的改变阶层的机遇，应该说中国几千年以来，这样高密度的跃迁时机屈指可数。

四十年过去了，昔日的扁平结构如同被篦子犁过一般，早已层级复杂。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宣泄着固化的焦虑，而那跃迁的秘密却逐渐从大众视野里褪去，隐藏在偷摸开工的乡镇作坊、亟待填补的干部断层、双轨套利的薄纸批文、昼夜不停的印钞水闸等看似不相关的历史细节里。

穿越阶层的秘密和方法，是治愈固化焦虑的良药，看得清昨日是如何发生，才能辨得明未来该怎样前行。

第一次： 高考归来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1978年，北岛

1977年10月夜色蒙昧，四川达县钢铁厂，一个名叫罗中立的年轻人在锅炉房劳作了一天后匆忙背起画架，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抹黑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报名参加全国高考。他每次进城都要走河边，大雾聚集。母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剃阴阳头，渴望儿子能够借此改变命运[1]。

这一年，跟罗中立一同参加高考的还有570万考生，比如在黑龙江插队、日后成了国务委员的王毅，和在内蒙插队、后来官至银保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同样参加了这届高考，后来成为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字字铿锵：我们这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媒体更是这样讴歌：1977年，没有冬天。

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在中国历史悠久，这是朝堂和民间之间长达千年的默契。

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就是中国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通道给了天下读书人以希望，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稳定。清末，运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普通人再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路变成了：考大学。

建国之前，大学在中国是个货真价实的精英事物，各大高校招生都是自己考录。新中国成立后，各校的招生权被逐步收回，先是同一地区联合招生（1950年），再是大行政区统一招生（1951年），最后是全国统一的高考（1952年），一直到1966年被废除，此间15年共招生合计231万人。

时代亏欠这代人的东西，会用另一种方式进行补偿。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补偿会是无比的丰厚。

十年动乱，国家的人才供应出现了严重断层，干部年轻化成为一个必然趋势。1982年，陈云提出要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2]：“现在，中央、省、地三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大多数在六七十岁左右。到这些干部成批离去的时候，就将构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现在就要下决心挑选一批四五十岁的人上来。”

这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留下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这几年的大学生，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或投身文艺，名扬海内。77届、78届等几批早期上大学的毕业生，逐渐占据了社会最顶尖的资源，政界、学界、商界、文艺界········都有他们的影子。

1977年到79年，三年高考录取人数大约有100万，被称为“百万雄师”，绝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在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考上大学依然是贫寒子弟阶层跃迁的最简捷的方式。当然，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普通高校已经很难承担阶层跃迁的职能，需要211、985甚至更高的学校，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

昔日挑战制度的韩寒，也在成年后这样写道：“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改变命运和阶层这个窗口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可能也就几代人……几代人后，社会的阶级基本固化，改变命运就会变得更难了……趁现在，大家都尼玛自然吸气，你赶紧多吸几口，让自己排量大一些吧。”

有一个故事很说明问题：昔日带领一群北京四中高干子弟呼吁废除高考的孔丹（父亲是中央调查部部长），虽然没读大学，但动乱结束后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后来做了中信集团董事长；而当年瞎起哄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毫无背景的农民子弟），则足足坐了15年的牢。

这正如韩寒所总结的：成熟的向上流动通道，寒门子弟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学别人那样潇洒地弃如敝屣，最终倒霉的都是自己。

第二次： 乡镇企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邓小平，1987年

1980年冬天，一场汽配展销会正在山东胶南县城里的一个破旧体育馆里举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体育馆内冷冷清清，馆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摊儿前却挤满了人，35岁的鲁冠球正在热情地接待着顾客，正当他扯着嗓子推销着自家产品时，有人从突然楼上泼下一盆冷水，把他们浇了个透心凉。

到了1979年，脑子灵活的鲁冠球将修配厂转向汽车零配件-万向节，厂子也更名为萧山万向节厂。这时候，计划经济的威严还笼罩在这个国家的上空，社会的主流声音对乡镇企业噤若寒蝉。想要参加汽车展销会却拿不到资质的鲁冠球，想到了开头摆地摊的办法，这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事情在1984年迎来转机。这年，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乡镇企业的含义和地位。文件中，将农名户办、联户办的企业与原有社队集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并且提出鼓励三者共同发展，要求各级政府对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同等对待，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

在整个乡镇企业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飞跃期：第一次是1984~88年，第二次是1992~95年。到1995年时，乡镇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附加值的的1/3左右，不仅如此，乡镇企业的崛起还解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问题，“到88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1700万到1800万”。

除了鲁冠球，今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一穷二白，面朝黄土背朝天、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案例。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徐文荣、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温氏集团的温北英······80年代的乡镇企业，给了农民第一次翻身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体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由农入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完成了阶层跃迁。而随着城镇化接近尾声，这种机遇恐怕也将成为绝响。

第三次： 双轨生意

这一场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骆一禾，1989年

如前文所述，家庭三大资本中的知识资本和政治资本，在1978年之前缺乏套现的土壤，但在80年代，政治资本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兑现高潮：价格双轨制套利。

价格双轨制是80年代的一种特殊经济制度。79年后，国家对原材料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允许企业生产自销产品，这就形成了“计划”和“市场”的两个价格。从1984年提出到1989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双规变单轨”，价格双轨制只存在了短短数年时间，却催生了一个一夜暴富的阶层：倒爷。

倒爷们利用关系，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供应的批条儿，用计划内的低价买来，再用计划外的市场价卖出，赚取官方价格和市场价格价差利润，“空手套白狼”。这对于有政治资本积累的部分中国人来说，无疑给了他们一种合法的套现通道，他们疯狂地复制这种倒卖，赚取暴利。

新华社一名记者曾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2]：在天津的一个旅馆里，一个倒腾钢材的“倒爷”将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的另一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名“倒爷”再顺手把提货单卖给第三名“倒爷”，然后第三名又找到第四名……最后提货单还没出旅馆，价格就由每吨700元涨到1600元。

1989年，《党的建设》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时下有句顺口溜：辛苦一辈子，不如倒爷一阵子。”

倒爷阶层赚取的暴利，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国家和老百姓。曾经有学者做出估计：因为价格双轨制而流出的财富高达几百亿。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转移，让一整批人完成了原始积累和阶层跃迁。但这场财富狂欢，是80年代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最终成为诸多事件的导火索。

利用制度的缺陷和窗口进行套利，在90年代还会发生很多次，甚至直到现在，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第四次： 九二下海

40年代全民扛枪，50年代全民炼钢，60年代全民备荒，70年代全民下乡，80年代全民经商，90年代都想把大款当当。
——民谣，1990年代

1992年5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早晨5点起床，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牙具、一台收音机和几瓶蜂王浆，在贸易市场的街边摆起了地摊。没过一会儿，电视台、工商局、派出所的人就先后赶来，拍摄的拍摄，吆喝的吆喝，一起为“市长摆摊”的这场作秀添油加火。

这场真人秀后来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这位摆摊市长是总设计师的外甥女婿[13]，而后者刚刚在3个月多前，完成了那场影响中国历史的的南巡。

春江水暖鸭先知，看清方向的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1992年南巡讲话结束后，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到了10月份，中共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

资源丰富、嗅觉灵敏的官员们，成为下海的主力，长长的名单包括：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华泰保险创始人王梓木、中诚信创始人毛振华、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董事长田源、北京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在农民群体于80年代出现大规模“由农入商”之后，知识分子（官员也属于知识分子）也终于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这意味着，1978年前中国的“两阶级一阶层”中，已经有两个群体中率先向“私营企业主”这个新兴阶层转移。在这种大转移中，相当一部分人改变了自身的阶层。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将建国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分成三类[5]：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这三条路径翻译成白话就是：考大学、学技术、做生意。其中“做生意”是最直接的途径，无论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书生，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赚取改变阶层的财富。

而“两阶级一阶层”中剩下的工人阶级，需要经历1998年国企阵痛和2001年世贸开门，才会成规模地向私营领域转移。在工商鼎盛的年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

第五次： 资源巨潮

我很怀念煤老板做投资人的日子，他们特别好，除了要求找女演员以外，没有别的任何要求。
——汪海林，著名编剧

2005年9月，北京建外SOHO开盘，来自山西的煤老板豪掷5个亿，买了接近一半的楼盘；2006年，煤老板杨三俊联合亲友团，一口气买下了北京二环外的100套房源；2007年，煤老板耿建平娶亲，12辆悍马车队亮瞎全国；2012年，柳林首富邢利斌7000万豪门嫁女，陪嫁了6辆法拉利。

曾在历史上聒噪一时的晋商在2000年后再度崛起，主人公从乔家大院换成了煤老板，暴富是他们身上第一个标签。

黑金狂潮下，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城市强势进入大众视野，并贡献了无数关于权谋、香艳、暴力和挥霍的故事。

笔者曾认识这样一位煤老板：90年代承包国营煤矿的坑口，一吨煤只能赚几块钱，遇到市场谷底，堆成小山一样的煤即使白送也没人愿意来拉。2002年后煤价坐上火箭，开始日进斗金，2006年拒绝了同行3.6亿的收购，2009年被矿难困扰，最后以13亿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国有煤炭公司。

煤老板的财富故事，曲终人散于2008年。这一年，山西襄汾发生尾矿库溃坝事故，277人在灾难中死亡，这场事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山西用强力的行政手段进行煤炭整合，大量煤老板的矿被国进民退，整个山西的办矿主体从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血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的讽刺还在于：煤老板被国营煤矿整合时，通常都拿到了丰厚的补偿款或者转让款，多数人转手就去买了大量北京上海的房子，避开了2012年之后煤价的暴跌。而当年背景够硬可以不被整合那些煤老板，反倒是在煤价暴跌中负债累累，甚至没能熬到供给侧改革的那一天。

如果把视野放到全球，这波大宗商品超级牛市里的煤老板以及同样逻辑的钢老板、铜老板、铝老板等，是每一个超级经济体崛起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群体，可以与之类比的是美国19世纪诞生的石油富豪阶层。但由于中国的制度因素，他们的财富额、影响力和活跃度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可类比群体。

所以，随着中国基建周期的临近尾声，以及资源领域持续的“大鱼吃小鱼”，矿产老板们的野蛮故事，未来已经没有重现的可能。

第六次： 楼市疯狂

我不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房价大幅下降的情况。——任志强，2016年10月


一个开放商曾不无幽默地总结：在旺季，你要打出“欢迎温州看房团”的横幅，神经紧张的本地人肯定来抢；在淡季，你花钱找一帮人凌晨1点在售楼处排队，还在观望的客户就会上钩；在熊市，你要敢于雇人砸售楼处，让媒体惊呼“降价巨大引发老业主不满”，尾盘便会被迅速清光。

在各种因素的环绕下，楼市具备了门槛低（大部分普通人都能参与），时间长（上涨时间长达二十年），涨幅大（多数城市房价涨幅超过10倍），带杠杆（可以方便的按揭）等众多特点。这是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价格牛市，也是一场全民都能参与的资产游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房价的上涨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了财富增值，但要到改变阶层的程度，条件还需要进一步压缩：一二线城市+3套以上住房+无负债或者少量负债 ≈ 从小康跨入了富裕。尽管条件严苛，但在北上广深人口接近1亿的背景下，中国达到这个标准的家庭至少是百万的量级。

如果按照代际的观点看，出生在1970-1985年之前的人充分享受了房地产大牛市的红利。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属于他们的同级别机会，可能还要等很多很多年。

第七次：  网络红利

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90年代嫁富翁，2000年代嫁码农。
——民谣，2015年

水木论坛上曾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北京南城房价远低于北城？一个网友神回复：因为南城是一个程序员到不了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四波创业浪潮：84派、92派、99派和11派。以BATJ为代表的99派和以TMD为代表的11派是典型的“互联网创业家”，这两波创业者都是依托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五次经济周期——信息技术革命的红利发展而来。这波技术创新肇始于上世纪90年的美国，千年后逐步转移到中国。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社会阶层的明显变化，就是IT精英的崛起。例如美团上市，近五万员工中，造就了4614名百万富翁。小米上市，据说工号1000以内的都能一把付得起北京的首付了，其中一位没有上海户口的老码农松了口气：2000万的财富，小孩上学毫无问题，国际学校一年也就才多交30万。

尽管距离中国人合法拥有财富只有短短四十年，但企业家群体已经有了old money和new money之分。应该说，崛起过程原罪较少（但不是没有）、创始人履历透明阳光、基础员工收入高企、企业社会形象健康（当然也有很烂的）的互联网行业，就是中国new money的代表。

站在当前时间点上，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期接近结束，估值泡沫尚待消化，但互联网行业的新模式、新技术、新生态仍然层出不穷。因此，只要中国工程师红利没到殆尽的那一天，通过这个行业实现阶层逆袭的大门，就仍然没有关上。

08. 尾声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七次的阶层跃迁的机遇，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把这其中的方法论总结为：合法通道、制度套利、行业风口和资产红利。

合法通道：目前在中国，通过读书和考试改变命运，仍然是可以走通的模式，高考、考研和考公务员都是成熟的向上通道。这些通道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还是比较依赖个人的智力和勤奋，而且受制于社会舆论，它们的大门会变窄，但很难被完全关闭。

对于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合法通道是他们改变阶层的第一次机遇，应该坚决地抓住。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这样的觉悟，很多人在参加工作后才追悔莫及。

制度红利：过去四十年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制度改革史。这意味着在改革的进程中，总会有短暂的制度红利释放出来。双轨套利是利用了定价机制的漏洞，而乡镇企业和九二下海则是抓住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空白期，实现了企业和个人的原始积累。

中国的制度改革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制度红利的机会还会不断出现，如农村土地流转、国企改革、垄断行业准入等，当然，它们给普通人参与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行业风口：无论是财大气粗的煤老板，还是待遇优厚的程序员，都受益于自身行业的快速发展。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于两个同样能力的年轻人，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赋予的职业回报往往相差十倍。

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依靠行业红利来穿越阶层，主动寻找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跟在一个衰落的行业里摸索折腾，前者的难度会更小，成功率也更高。

资产红利：周金涛说过：十年前你在中信建投找了一份工作不重要，十年前在朝阳门的中信建投证券旁边买了一套房子真的很重要。资产红利是人们在勤奋劳动之外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阶级跃迁通道，至少在过去十几年里，如果不去主动参与，不但无法完成阶层跃迁，甚至还有跌落阶层的风险。

在地产牛市已经临近尾声的时点，普通中国人希望通过资产红利来翻身和跃迁，可能只能寄希望于证券市场的长牛和长红，而像匹凸匹和比特币这种“机会”，普通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

综合来说，在不同阶段，各个要素对人发财致富的作用不同。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平均化，考大学填补干部空缺，办乡镇企业填补市场空缺，均能获取最大回报；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下海经商成为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而到了新世纪，选择开始大于努力，资产升值和行业风口变得比个人勤奋重要。

这些改变命运的机遇，大约5~7年会出现一次，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都离其中的2~3次非常之近。如果一次都没能抓住，大概率四十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抓住一次就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抛下；抓住两次，便能大幅提升家庭在社会上的阶层；抓住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基本上就是国民级的励志故事了。
趟过阶层的河流，需要善于向时代借力的智慧，需要勇于做关键选择的睿智，也需要敢于告别舒适的魄力，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来说，永远都不该有放弃努力的那一刻。

昨天阅读1小时，累计阅读120小时

昨日阅读1小时，累积阅读65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