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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可能会对贸易标的、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数字技术的广泛采用改变了不同类别的服务和货物贸易的结构，并重新定义贸易中的知识产权。
新技术可能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新技术可能减少距离影响，不管是地理上、语言上还是监管上的。技术方便了产品的搜索，便于验证其质量和声誉，帮助消费者的偏好与产品相匹配。
某些人工智能应用可以令货物贸易受益，比如优化航线规划、进行自动驾驶、通过货物追踪降低物流成本、使用智能机器人优化存储和库存、加入3D打印以减少运输和物流服务需求。新技术不仅通过降低运输和存贮成本从而降低了贸易成本，还减少了运输时间，并通过物流的改善降低了货物配送时间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成本占了总交易成本的一大块，其下降会对贸易流量有很大的潜在影响。
与通关手续相关的贸易成本依然是贸易的阻碍因素，特别是在制造业产品上。基础的电子系统减少了通关手续合规上花费的时间，而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有望进一步简化流程。它们在时间敏感型货物流通中应用潜力最大，比如全球价值链（GVC）相关贸易或易腐产品贸易。
信息和交易成本对制造业而言至关重要，占其总贸易成本约7％。线上平台有助于克服跨境贸易中缺少信息和信任这样的障碍。此外，物联网和区块链还能简化核查和核证的流程，实时翻译和线上平台能帮助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
跨境支付和金融服务的创新进一步促进了贸易。比如，电商平台借助区块链技术绕开传统支付体系，可能会令跨境贸易成本下降。
贸易成本的下降可能令微、小和中型企业（MSMEs）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格外受益。物流和交易成本，或繁琐的通关手续对MSMEs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特别突出。跨境支付系统的创新对发展中国家和MSMEs的作用最大。因此，新技术应用给MSMEs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带来的便利特别大。
新技术可能会对我们的贸易标的、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数字技术的广泛采用改变了不同类别的服务和货物的贸易结构，并重新定义贸易中的知识产权。
服务业位于这场技术革命的漩涡中心最近，因为技术进步令越来越多的服务能通过线上购买并通过数字方式跨境供给。除了方便传统的服务贸易，一些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的新服务还取代了一些货物贸易。比如，远程控制机器人（如远程遥控外科手术）开辟了服务贸易的新方式，并激发了国际贸易的广泛变革。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令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在过去几十年稳步增长。数字技术带来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令某些商品贸易增加，最显著的是一些时间敏感型、验证密集型和契约密集型产品。技术让大规模定制化、创造无穷的品种以满足个体消费者需求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数字化令某些可数字化的商品贸易下降，比如CD和报纸。另外一些消费品的贸易可能受到了“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影响。
数字技术的演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因为随着数字技术的使用，大幅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制作、复制和分发创意性产品的成本。数字环境下的书籍、音乐和软件等产品的交易不再是指某个物理介质从卖家到买家的所有权转移，使用其中的内容所需要的一系列知识产权，也不再需要拥有或控制一个物理拷贝才能获得。随着知识产权授权贸易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所有权国际交易的多样性增加。越来越多的公司收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战略性IP资产组合的转移。
新技术可能改变既有的贸易模式，因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发生改变，而新的优势在涌现。
作为资本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的数字经济可能强化拥有技能和资本的重要性。人工智能、3D打印和高级机器人可能降低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的作用。
相反，物质性基础设施（不包括电讯和能源基础设施）、通关手续和地理因素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产品以数字形式供给，令贸易对公路、港口、机场或铁路的依赖性降低，这对偏僻和内陆型经济体以及物质性基础设施和通关手续不完善的经济体有利。
能源基础设施仍是界定数字密集型行业比较优势的重要条件，因为支撑数字技术的服务器要依靠消耗大量能源的存储设备、电力供给和制冷系统。
对数字时代的贸易模式可能变得更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市场规模。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得益于海量信息的获取。
因此，那些国内市场比较大的公司在进入出口市场时，就比小市场出来的公司更有竞争力。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在数字密集型领域的中美公司能主导市场，这也是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军数字密集型行业的优势所在。
至于制度，一方面贸易的数字化会放大制度对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因为对数据隐私和知识产权监管都有赖于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获取资金，对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设备进行投资离不开金融制度。
另一方面，新技术也会降低制度对比较优势的作用。比如区块链能绕过贸易中的中介方，降低对合约执行制度的需求。这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可数字化产品尤为有利。
数字时代也会创造新的贸易模式决定要素。对知识产权、数据流和隐私的监管政策可能变得格外重要。从经济角度看，限制公司收集数据的能力可能缩减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范围，损害在数字密集型领域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不过，一个国家以削弱隐私和个人数据保护来获得数字领域竞争力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效仿。知识产权监管的重要性在于，数字时代很多产品可以零成本地进行复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加强一个国家对数字型公司的吸引力很重要。
但严格的政策也可能因为限制了准入、提高了版税成本，而抑制了数字产品的创造和质量。所以知识产权规则是提高还是削弱了数字领域的竞争力，归根结底还是个实证问题。
数字技术可能影响生产的国际分工，但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影响难以预测。
数字技术可能推动未来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有两个理由：其一，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受制于通讯、交通、物流、匹配与验证成本，而数字技术能降低这些成本；其二，数字技术提高了一系列中间服务的质量和易得性。服务推动全球价值链增值，比如计算、研发、广告、电讯、金融和专业服务；或者服务本身就被计入货物生产的投入之中。最近的研究估计，制造业出口商品的一半增值来自外部或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
但另一方面，智能自动化和3D打印可能鼓励企业回流，也就是把生产或其他业务从低劳动成本的国家搬回更有消费力和更广阔市场的国家——尽管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证据证明，公司采用数字技术与它们的回流决定之间的联系。
从3D打印应用的速度和范围看，它未来可能会对全球价值链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目前3D打印主要用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活动，比如原型制作，作为传统的“减材制造”流程的补充。从长远看，3D打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传统制造方式，减少外包生产和组装需求、生产步骤以及存货、仓储、配送、零售中心和包装的需求。
在3D打印普及的世界里，价值链可能不仅会变短——每个大的客户群或创新中心附近都会出现生产中心——而且会改头换面，主要是基于以设计、图纸和软件为形式的跨境数据交换，而不是实体货物和服务的跨境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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