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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如果你对宏观经济有一些兴趣，应该就能接触到“增加值”这个概念/指标，因为每季度国家统计局都会公布工业增加值数据，以及各行业增加值加总起来的GDP数据，作为经济增长动态指标。但是，即使如此，不等于一般公众真正了解增加值的含义，更不等于充分发掘了增加值作为一个经济指标的用途。十年前，我曾经以“闲话增加值”为题作文对增加值做解读（载于《中国统计》2009年第2期，此后还结集于2011年出版的《宏观算大账》一书），现在看来，还需要更全面地理解增加值，充分发掘其应用价值，故而今天重拾旧题再做阐发。
1.追溯增加值的含义
在很多场合，一些对宏观经济缺少应有关注的人（甚至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常常会将增加值等同于本期相比上期增加了多少，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增加值确实是一个“增加”的价值，但却不是一个相比上期的动态概念，而是在产品在不同环节加工转换过程中附加的价值，是在原有价值之上“增加”的价值。对此当年文中曾经有如下释义：
增加值（value added）是一个从宏观角度定义的微观概念。说它是一个微观概念，是因为只有在企业层面才能定义：增加值是一个企业运用所掌握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由此所创造的价值；说它具有宏观视角，是因为“增加”的价值只能在宏观意义上才能凸现出来：在一个连续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后一个环节在前一个环节基础上继续加工由此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所谓“增加”是相对于此前生产过程已经形成的产品价值而言的，是在以前形成的产品价值之上进一步附加、追加的价值。比如，一个纺纱企业购进棉花进行纺纱作业进而形成棉纱，使价值100元的棉花变成了价值120元的棉纱，假定纺纱过程不消耗任何其他产品，那么就可以认为纺纱企业的增加值为20元。
这些解释仍然有效，但却失之过于简化，其中只强调了产品价值创造的垂直分工：后一个加工环节创造的价值会附加到此前生产已形成的产品价值之上。实际发生的过程要更加复杂，除了上述垂直分工之外，还有各种横向水平分工，其间关系也要体现在增加值的含义之中。比如，纺纱不仅要消耗上游生产的棉花，还会消耗电力、燃油、水以及其他辅助材料，还要使用其他单位提供的广告服务、运输服务、通讯服务、技术服务、专业咨询服务等等。因此，要想得到一个纺织企业的增加值，显示纺纱生产环节新创造的价值，不仅要从棉纱价值中扣除其中包含的外购棉花价值（这个是上游棉花生产环节的价值，体现垂直分工关系），还要扣除所有由其他生产单位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价值（这些是相关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体现横向分工关系）。
将上述原理再做推广：一个企业会同时为不同的最终产品提供相似的中间产品，比如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会用于很多产品的生产，一个广告商会为不同产品做广告。这样，各种产品与各类生产者交织起来，结果就是一幅复杂的经济生产生态网络。在此前提下，显然已经无法像前面那样简单地就一个产品、一个环节讨论其增加的价值，但其背后的原理仍然在发挥作用：正是不同生产者在生产中创造的增加值，合起来才组成了整个经济体中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可以说，在此复杂背景下更需要增加值这个概念，有了增加值，才能体现分工的结果，从供给侧显示一个经济体的结构，才能衡量不同生产者通过不同产品为整个国民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将上述关系推广到国际，结果就是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最终产品的价值是由不同国家的企业共同创造的，他们不仅分布在不同国家，同时还处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上。为此需要测算“贸易增加值”，即各国生产为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在国家分工和产业分工双重约束下，国际贸易与各国内部生产深度融合，要准确显示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受益多少、对全球价值链贡献多大，不能仅计算其出口总值占比，还要进一步测算其“出口增加值”，要从其出口总值中扣除其中包含的进口品价值，余下来的才是由本国生产创造的价值。
2.增加值：行业层面的应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增加值这个概念的产生本身就是分工的结果，所有行业增加值加总，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最终产出价值（即国内生产总值GDP）；特别要提及的是，伴随行业分工的细化，GDP会通过增加值在行业间被“稀释”，却不会影响GDP本身（除非经济生产本身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正因如此，增加值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各个企业/行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进而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当年文中曾经有一大段话举例说明之：
延续上面的例子，棉纱（120元）进一步顺次变成棉布（160元）和服装（200元），这样在纺、织、服装加工各个环节的增加值就分别是20元、40元、40元。假定整个经济就是以服装作为最终产品的——整个经济的GDP是200元，那就可以认为，纺纱、织染、服装加工各自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依次为10%、20%、20%，另外50%的贡献则来自棉花生产（假定棉花生产不消耗任何其他产品，其增加值是100元）；换句话说，这个经济的基本构成就是农业50%、纺织印染业30%、服装加工业20%。我们从各种宏观分析、行业分析中常常见到这样的应用，正体现了设计开发增加值这个概念的初衷。
这当然也是一个经过简化的例子。正如上一节所说，实际上除了这三个行业之外，还会牵涉到许多为这一上下游垂直产业链提供服务的水平分工行业。但是，其中包含的原理仍然适用，都可以用本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显示本行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所有行业增加值占比合起来就是整个宏观经济的产业结构。
以上是从算法角度所做讨论，推广到实际应用层面，我们还可以（还必须）再推进一步：如何看待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说，增加值代表了一个行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了该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这就要牵涉到相关行业之间的相对价格问题。当年文中也曾经举例对此加以说明。
如果棉花价格提高了10%，服装价格受制于供求关系保持不变，夹在其中的棉布价格只能提高5%，那么，农业、纺织业和服装加工业的增加值会分别变为110（100×110%）元、58（160×105%-110）元、32（200-168）元，各自对GDP（200元）的贡献率会随之变化为55%、29%、16%，但实际上各个环节的生产活动规模并没有发生变化。
显然，价格在上下游产品之间发挥着价值分配作用。这就是说，我们观察到的行业贡献和行业结构具有相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相对价格体系。你的贡献大小，固然与自身生产活动的质与量有关，同时还与你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有关，代表你贡献的，与其说是生产创造的价值，不如说是通过市场所实现的价值。宏观来看，如果产业链条上的价格结构不合理，就有可能高估或低估某一个行业的实际贡献；如果其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原本形成的行业结构发生变化。
这个例子仍然只是垂直分工体系下的观察结果，如果我们将水平分工引入，还会带来新的问题和进一步的认识。比如，最近两年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得到管理层上下高度关注，不仅因为该占比提高很快，从2005年的4%到2017年达到7.9%，增长速度显著超过整个服务业的平均水平，还因为该占比水平从国际比较看也已经较高，甚至超过美英日等金融发展比较充分的发达国家。于是有以下之问：应该如何看待该占比所达到的水平？于是有人开始将其作为中国金融存在泡沫的主要依据。依我管见，仅凭这一个指标，说其代表中国金融发展达到较高水平这固然是荒唐，但以此证明中国金融存在泡沫似乎也有点武断。之所以有较高占比，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受金融发展市场化程度影响，金融业服务仍然保持了一个较高的价格（比如对应银行服务的存贷利差），使金融业能够借助于对于实体经济的广泛覆盖（服务量）而形成了较高的服务产出，进而因为自身较低水平的中间消耗（行业性质），最后实现了一个较大数额的增加值。
金融业是资金融通的中介，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承担商品流通中介的批零贸易业、物流中介的交通运输业。由此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怎么看待这些带有中介性的服务行业的增加值占比？一方面固然可以用该占比衡量其自身发展业绩，希望它越大越好，但换一个角度，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其占比较大可能就意味着交易成本水平较高，意味着对实体经济价值创造的利益侵蚀，未必是一件好事。当下与互联网嫁接形成的平台经济之所以被寄予厚望，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可能通过减少流通环节、引入竞争而从总体上降低这个交易费用——果真如此的话，对应的这些中介行业的增加值占比就会发生相应变化。
3.增加值：企业层面的应用
增加值在行业层面的应用已经是普遍的共识，但如何在企业管理层面引入增加值，却还非常不为人所知。几个月前我曾经受邀在某集团公司（央企）针对增加值核算讲课，给我的任务是帮助下属企业正确理解增加值含义、正确计算这个增加值，但给我的材料都是统计局系统基于GDP核算的指标解释，至于如何从企业管理角度看待增加值，从集团领导到下属企业都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也难怪企业不知道增加值的用处，因为，一说到企业业绩，各方第一反应肯定是利润。没错，利润确实是衡量企业业绩的第一指标。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扩展一下视野，你会发现，利润作为业绩指标也是有局限性的，如果引入增加值，则可以有助于你提高对企业业绩的认识，帮助你更好地处理企业内外的利益关系。
第一，利润核算是有立场的，是站在企业所有者（业主或股东）角度，看企业经营为其赚取了多少收益。为了核算这个收益，除了股权资本之外，其他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以及债权资本）都是外在的，由此产生的费用（人工费用和财务费用）都是计算利润的扣除项。从宏观经济来看，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同等的，企业经营就是要将各种生产要素联合起来共同创造价值，也就是增加值。在此意义上，增加值可以作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业绩指标。当下特别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加值就是一个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好指标。
第二，利润代表业主/股东所得，所以它集中体现了劳资关系的对立：劳动所得在利润计算过程中是需要扣除的人工费用，二者是你大我就小的“零和”关系。相比之下，增加值的优势在于，它先帮助你认识大家共同创造了多少价值：企业产出中包含多少增加值；然后再考虑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增加值为基数，劳动所得与营业盈余（以及政府介入企业分配的生产税）各自占比。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劳资对立的程度。上世纪70、80年代，欧美许多大公司曾经引入增值会计，其用心就是要借助于企业增加值作为调节劳资关系的工具。结合当下来说，如果企业经营不景气，首先体现为利润为负，但此时增加值未必是负的；在那些令人称羡的高薪行业，其利润水平可能更高，其背后必然是种种原因造就的一个很大的增加值、很高的增值率。
实际上，增加值在企业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只是没有作为一个衡量业绩的显性指标使用而已。比如这两年政府着力推进的增值税，其税基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增加值。为什么要选择增加值作为税基？因为增加值体现了企业当期创造的价值，体现了在产业分工链条上通过市场所实现的价值，较之营业额作为税基，其税负更加公平。
除此之外，如果将利润做更细致的观察，还会有更多发现。比如营业利润是依据销售计算的，是企业当期通过销售实现的收益，由此可能会忽略“价值终究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这一事实。比如利润总额是企业资金总体运作的结果，由此可能会掩盖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职能。如果引入增加值核算，可能对企业内部管理提供助益，也可以帮助企业相关各方更好地认识企业整个生产经营过程，对企业经营业绩形成更公允的判断。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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