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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来源：澎湃新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方钦
理论与现实的距离
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经济思想史在记录这场发生于1930年代的大争论时，通常结论是凯恩斯大获全胜。然而这类布劳格（Mark Blaug）式的、带有偏见的观点其实很有问题。
确实，1930年代之后凯恩斯的观点，更确切地说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原因其实很简单，在经历了数年大萧条所带来的痛苦之后，ZF救市论不仅占据了公共舆论的道德制高点，也占据了民主投票的制高点：ZF应当采取行动。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感冒药没什么好处还有副作用，但绝大多数人感冒了都会吃点药，否则鼻塞、咳嗽、发烧实在难受，更何况当时的民众已经难受了好多年。
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是凯恩斯主义最佳的试验田，二战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胜利。
这时不仅是哈耶克，整个奥地利学派都淡出了主流理论的视野。因为纳粹侵占奥地利，米塞斯不得不远走美国。哈耶克更是由于写了另外一本批评国家干预政策的名著而境况惨淡，且由于家庭因素，战后亦到了美国。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学术圈，两人甚至连找一份体面的教职都相当困难。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哈耶克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不无嘲讽地说：凯恩斯死了，但是他活在人们的心中；我还活着，但是在许多人心里我已经死了。
不过凯恩斯主义者的胜利并没有风光太久。就像米塞斯曾预言的，这类打鸡血式的ZF干预方案只能在短期内有效，不可持续，它会使得原本已经扭曲的生产结构加倍扭曲，让经济周期性波动变得更加频繁，之后为了加强“药效”，ZF只能采取更为普遍、力度更强的干预，效果反而越来越差。更何况凯恩斯主义者不是凯恩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更像是一群工程师而非学者，他们用一种粗糙的机械论观点看待人类社会，期望社会能够像他们的数理模型那样精确运转。结果便是随着战争结束，战后秩序的重建，国家干预政策的弊端逐步显现。到了1970年代，像希克斯爵士（Sir John Richard Hicks）这些思想深刻的学者，开始重提奥地利学派当年的观点。而哈耶克也终于“王者归来”，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塞斯在哈耶克获奖的前一年离世）。
现在我们得以站在较远的位置重新审视当年那场争论，便会发现，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内核相似，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需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致。
米塞斯身处一战之后的奥地利。奥地利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农业国，金融市场不发达，且非常依赖于对外贸易。《凡尔赛和约》之后，面对巨额战争赔款以及战后经济萧条的压力，ZF采取的措施是货币贬值，结果是奥地利经历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整体经济结构处于崩溃的边缘。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对这段经历印象极为深刻，他们的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一现实基础上的。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实体经济，特别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传导机制对社会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并且因为奥地利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国际金融体系的平衡——在当时主要是金本位制——至关重要，因此米塞斯才会主张以通货紧缩、坚持金本位来解决经济危机。事实上在处理奥地利战后经济问题时，他正是如此做的，并且最终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
而凯恩斯面对的境况则完全不同，他的《通论》与其说是应对大萧条，不如说是解决“英国病”问题，即二十世纪初英国所经历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状态。英国的经济环境不同于奥地利，它是工业国，金融市场发达，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而非被动依赖，同时它也没有战争赔款的负担，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因此对凯恩斯来说，他更关注的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在《通论》中提出的核心思想，按照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其实就是“英国优先”。
和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凯恩斯所秉持的主观主义方法使得他既不信任财政政策也不相信然货币政策，他所希望的，仅仅是能够在一种不确定的经济情势下克服需求不足的倾向：“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虽然它在产量和就业量上具有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确实，它似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停留于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生活水平，而又不显示出任何趋于复苏或趋于完全崩溃的倾向。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甚至大致充分的就业量是少有的和短时存在的现象……既非绝望，又非满意的中庸情况是我们的正常状态……”（《通论》，256页）
然而理论永远是落后于现实的。货币效用论本质上仍然属于前工业时代的一种货币理论，其强调货币作为商品交易媒介的属性，但是却忽视了在当代社会中货币最为关键的角色，其实并非交易媒介，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发挥影响。凯恩斯由于他在金融市场的实践经验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也未能完全解释清楚金融市场内在的运作机制究竟是如何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在他之后如弗里德曼、伯南克（Ben Bernanke）等人，尝试从“第一次银行危机”着手解释，即金融市场的崩溃，信贷紧缩，企业获得贷款的成本增加，传导到实体经济，工业衰退，引起总需求的持续下降，大萧条发生；而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则反过来，认为是实体经济的危机，主要是农业、矿业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生产者减产，消费需求下降，通货紧缩，引发金融市场投资者信心下降，最终导致大萧条。但是无论哪一条解释理路，实际上都有缺陷，我们仍无法确认，当年人们的恐慌性预期是如何从金融市场弥漫到实体经济的，我们也无法解释，总需求的持续下降为何在整体经济指标都还不错的时候就突然发生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信贷紧缩、价格下跌这些现象，都只是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之间复杂的传导机制中的部分环节而已。
所以当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时，人们发现经济学家没有能力去解释。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凯恩斯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特别是在互联网经济下，信息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改变了货币形态及其影响机制，和1929年时的金融市场相比，当下数字货币的扩张是指数级别的。而国内公众舆论对货币现象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黄金白银层面，这种观念与现实相脱节的状态本就是让人忧虑的事实。
最后再次回顾大萧条的历史。我们所能确知的是：
（一）总体需求的下降，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低迷确实是一个特征性指标，预示着大萧条的来临，但是从金融市场的波动，到消费需求的长期下降，再到工业生产的不景气，其间的传导机制我们不甚清楚；
（二）过度管制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同样危险，ZF的不作为和任意作为都会挑战市场信心，进而引发恐慌性情绪，危及市场稳定；
（三）民众的预期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至关重要，因此当民众对未来持有悲观情绪时，政策的突然改变——无论是干预还是不干预——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后果，胡佛ZF的失败在于其不敢逾雷池一步，罗斯福新政的效果源自其一系列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因为无论是货币贬值还是国家干预，在当时的美国都是非常“新奇”的措施，它们改变了公众的预期，因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但是这种戏剧性效果持续时间有限，从长期来看，发生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结构的失衡。
所以如果要说从大萧条的历史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我只能说：如果我们观察到消费低迷、工业指数不景气、金融市场的过度监管或者不监管以及生产结构失衡四者同时出现，那么可以预料凛冬已至、长夜漫漫。
但仅此而已。在有关资本和货币的经济理论缺乏进一步创新式发展之前，我们只能知道这么多。
有经济学家声称，金融市场之所以难以研究，是因为其关乎人性——资本和货币的本质是人类欲望的外在延伸，人性过于复杂。我觉得这是废话。
真正问题是，自萨缪尔森以降，接受主流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就越来越远离人性的思考。当下经济学“匠人”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反复搜集数据、打磨数据、处理数据，找到那个能够左右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变量，以此验证复杂数理模型的现实有效性。
用虚假的数学方法把一个经济分析的体系加以公式化和形式化并假设所牵涉到的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这种做法的最大的弊端在于：一旦各种因素之间全然相互独立的假设条件不能成立，那末，它就会失去其说服力和权威性……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和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们能在矫揉做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性质。（《通论》，309页）
1934年，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大萧条为背景，写下了她的杰作《东方快车谋杀案》。或许正和这部小说的情节一样，人类社会的经济危机从来不是某一个经济变量所促成的结果。凶手有很多个，而那被谋杀的，正是人性永无止境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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