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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
>> 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
◆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 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
>> 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
>>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
>> 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 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
◆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 商鞅变法的第一阶段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改造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农业国。
>> 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 “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
◆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 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
>> 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相互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 郡县制成为秦国的治国基础。这一制度完全有别于之前的封建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是中国官僚制度的根本。
>> 当代史学家唐德刚从国家管理模式角度分析认为，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治理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
◆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 郡县制度日后成为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运行的基础性政治制度。
>> 军爵制度让有野心的孔武之人有机会进入到统治阶层内部，部分地完成了精英控制模式。
>>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上，商鞅采用的是“不许思想”的愚民政策。
>> 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正是这一治理模式的合理体现。
>> 在经济模式上，商鞅试验的是“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
>>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总结了极权主义的三个特征，即“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商鞅治理秦国正是一次古典的极权主义运动。
>>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 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论证道，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
>> 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 文帝、景帝俱崇尚道家，其政策的核心便也是无为而治。七十年的经济大发展使得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出现了极其剧烈的变化。第一，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 第二，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
>> “素封”——“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比，这就是素封。”
◆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 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 在解读汉武帝的这场经济改革之前，有三个前提是要预先观察到的：第一，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经全面完成；第二，以抵御外族入侵为口号的讨匈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基层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汉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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