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与主流市场
有的人在沉寂中等待机会,有的人始终在自己创造机会。
吴京的韧性超乎于大多数和他一样同样想出头的演员——6岁习武;10岁时右胳膊骨折断裂;14岁腰部扭伤,病情恶化导致下肢受伤;四年后痊愈,又在比赛中被打成重伤,右腿几乎残废。这些他全部都熬了下来,在20岁以前拿了各种全国武术冠军。
2008年,他第一部自导自演的电影《狼牙》问世,这部传统的港式功夫片上映后没有掀起一丝波澜。也是在这一年,吴京赴汶川志愿抗震救灾,他深受那些军人的感动,想拍一部歌颂军人的电影,《战狼》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吴京和《战狼》的成功更像是一场意外。
《战狼》不是那种会被资本簇拥的项目。吴京为了这部戏几乎压上了全部身家。吴京靠自己在演艺圈的人脉游说了二十多个演员,结果对方全都婉拒了他。
拍摄期间经费紧张,除了女主角余男住上了星级酒店,包括吴京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几个月的时间都蜗居在南京一家没有挂牌的小宾馆。
军事题材是被中国电影市场冷落多时的类型。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电影昙花一现,还没来得及掀起波澜,就迅速淹没在好莱坞大片和国产爱情小品之中。
过去这类电影带有强烈传统理想主义的烙印,天然与主旋律挂钩,主人公不是在追求自我的精神拯救,而是试图展现努力将自我融化到集体的过程——这套传统的话语体系在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和深度市场化浪潮洗礼后,显得有些过时。
吕建民在《战狼》上映前一晚接到了一个院线经理的电话。“老吕,我们第一天就两个片子上线,我可以给你30%的排片,但第二天你就会降到20%,因为又有新片上。”
不过后来一切突然发生了逆转。
尤其在《战狼2》上映之际,印度边防部队与中方在边境发生对峙,局势剑拔弩张。《战狼2》上映后,电影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似乎成为了民族情绪的一个宣泄口。上映两周之内,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与《解放军报》等央媒、军方媒体连发8文为其站台。而后这部电影先后两次获得延长放映时间的机会。
从《战狼》系列到《流浪地球》,中国电影制造出了一批本土的好莱坞式英雄人物,他们有普通人的毛病——脾气火爆、一身反骨、不讲礼数,他们行为的最初动机都是私人目的,如拯救爱人、寻找父亲,但最后都成为了“正义”代表,凭一人之力救民族或人类于危难。
在没有硝烟的年代,这种虚拟的凯旋无疑最能够调动观者的情绪。
一位与吴京相熟识的影视公司高层说告诉记者,创作《战狼》剧本的时候,大家最在意的是这个主旋律式的英雄怎么才能抛弃过往中国英雄的刻板印象,立起来。
“后来我们发现,吴京就是冷锋、冷锋就是吴京。”上述高层说。吴京是一个看起来像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者。
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小人物”,喜欢骑自行车去喝酒,会因为自行车筐被路人弄坏了而责怪朋友,和朋友大吵一架;他脾气不好,很容易发火骂人;他也会占小便宜,在车库里和别人抢停车位。但他对自己的信仰看上去坚定不移,热衷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崇尚军队,热爱家国。
接《流浪地球》时,他发自内心想表现中国的强大、支持中国的科幻,但他也有私心,比如想让儿子看到这部电影,觉得爸爸是一个超级英雄。
《战狼》与《流浪地球》巧妙地融入了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这是好莱坞的价值观所无法涵盖的。
好莱坞是完全无法理解《流浪地球》中,为什么中国人要拖着整个地球一起逃生,而非去外太空寻找新的星球生存。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经验使然——一个完全自发在自己的土地上,把旧家园变成新家园的过程,而非西方的海外殖民扩张。
吴京的价值观曾经不被主流市场所接受,2008年以后开始变得不一样,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而言,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成为他们对这个时代最突出的记忆。
以这两件大事为契机,随着中国国力、国际地位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体制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开体制被认为是自由的象征,人们用这种方式来确立个人空间。
现在,中国看上去已经有实力满足多数国民的物质生活、有底气在国际竞争上表现强硬、有意愿展现大国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种态度在几部电影里表露无遗:几部电影所有的英雄行为都是在境外甚至太空,以“拯救他人”为目的完成的。
它是当下主流的一种对体制和国家的新认同,是与80年代反思革命、90年代批判体制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想象。
“我只不过拍了一部电影。”吴京说,我就是想表达我的价值观,你可以不认同。
意志的胜利、情绪的胜利
从《战狼》、《战狼2》到《流浪地球》,吴京的个人意志毫无疑问是这场狂欢的起点。《战狼》的编剧刘毅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曾说,要是把吴京换掉,《战狼》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战狼》系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成功。吴京编剧、吴京执导、吴京主演,它们无不都带有吴京强烈的个人欲望和个人意志。

几乎没有人会像他一样在意一部戏的每一个细节。在拍摄期间,吴京提醒一位同事该录制特辑中的主演心得。这位同事早有准备,得意地告诉吴京已经录好了。“为什么没有背景板?为什么光线这么暗?”吴京看完后突然生气。气氛凝固,饭桌上,他一边喝酒,一边不断地使劲拍桌子怒斥:“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的意见?”
这是一个最细枝末节的工作,多数导演根本不会过问。但第二天吴京亲自重敲了摄影师、灯光、场地,重新制作了一块全新的背景板。剧中一位已经杀青回国的英国演员又被他请回来在新的背景板前重新录了一遍。
有天夜里接近凌晨一点,吕建民接到了吴京的电话。吴京很激动地在电话那边大叫,“我在机房凭什么你就睡了?你现在赶紧过来,有事情要商量。”吕建民心想出什么大事儿了,等他匆匆赶到机房,吴京一上来就拿起耳机给他。
“你听听,我觉得这小段音乐有两个音符……”吕建民被气得无话可说。后来吕建民和吴京开玩笑,说这部电影把一个文盲生生逼成了博士。
《战狼》在做后期的剪辑时,吴京每天蹲在机房,每一分钟都跟在剪辑师背后,这本不属于他的份内事。以至于机房的工作人员有一天给吴京的朋友打电话,“你们把他拉走吧,他天天呆在这里我真的受不了,我还要接别的活的。”
吕建民说《战狼》就是吴京的命。作为两部《战狼》的制片人,他认为自己对两部电影也付出了很多,但和吴京一比,“不管我怎么热爱,都不如他把电影比作自己的命热爱。”
吴京追求完美,他需要电影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可控范围内。他极少用替身,《战狼2》开头160秒的水下打斗长镜头,一镜到底吴京坚持亲自上阵。在美国,这是会被保险公司和工会禁止的行为。
有一场戏是他要被直升机吊在空中长达十几分钟,吴京反而觉得很刺激,下戏后心情大好。
吴京如果对谁有意见了,一定会直接说出来,从不隐藏。他的方式是主动请朋友吃饭,在吃之前他会自己点一罐啤酒,以“自罚一杯”之名一口气喝掉。一罐下肚,他就开始当着朋友的面12345细数“罪行”。说完以后,吴京一身轻松,大笑道:“好了我说完了,我爽了,有些话如果说错了,对不起,反正我爽了。”
《战狼》筹备剧本的时候,吴京会突然打电话给制片人、编剧,他都不管对方在哪里、做什么,就拎着他的程序员书包径直奔去,然后掏出笔、一个小本子和剧本往对方面前一摆:“来吧,现在开始说服我,这场戏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你得说服我。”
这种偏执还体现在他对个人形象的宣传上。与他共事的同事总结,吴京极度在意两个点,一是这场戏是否好,二是自己的形象和曝光。
媒体没有招待好也会生气;出一篇宣传稿没有提前给他看过他还是会生气。“每天被他嫌弃一万次。”一位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有一次剧组媒体探班,吴京发现已经到下午两三点了,工作人员还没有给媒体订餐,他顿时在现场大发雷霆,然后亲自找到制片人要求立刻订餐;
还有一个记者约好了吴京的采访,但当时他在戏上,对接的工作人员不敢打断,于是这位记者等了很久。事后吴京对负责人又是一顿大骂。“如果有媒体要采访你就要跟我说啊,我就会赶紧出来了。”
他从威亚上掉了下来,脸朝地摔到了脑袋。他笑嘻嘻地和身边的同事说:“你看我都摔成这样了还不拍我?”然后他自己用微博发了一条“心疼”,转身又吊上了威亚。
吴京一直没变,只是时代变了。吴京和《战狼》的胜利,本质是时代的胜利。
80年代的《少林寺》和《霍元甲》体现的是传统的叙事,人们在“把失去的家园找回来”的主题里寻找安全感;千禧年后的《亮剑》,正处国力上升期,国人在电影中得到了一种战无不胜的满足感;到了吴京与《战狼》时期,中国人终于走出国门,去拯救世界。这是在大国崛起中,对他人认可与需求的强烈渴求。
但成熟的大国心态是淡定的,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的实力。反映在电影中,英雄不仅仅作为拯救者出现,它还能与不同的族群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平等对话。到那个时候,世界也会更欢迎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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