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总理“过问效应”为官员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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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总理“过问效应”为官员自觉行动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0/02/13/002656604.shtml 　　日前，安徽几家媒体连续报道了“安庆50多万斤大葱滞销，葱农心急如焚，期盼救急帮忙”的消息后，温家宝总理在送呈的“内部参阅材料”上读到这则消息，立刻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商务部切实解决好皖河农场大葱滞销难。商务部市场建设司曹德荣副司长来自合肥、巢湖等地的8位蔬菜批发商与皖河农场三义分场的葱农刘同来等签署收购协议，50多万斤大葱全部被订购一空。 　　从总理为重庆农民工“讨薪”，到帮河南果农“卖桃”，再到给安庆葱农寻销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竟然要不断地亲自过问和操心这些具体的事务，这表明许多地方的政治发展和制度进化是多么滞后，依赖人治、依赖上级过问、依赖自上而下权力干预。 　　如果说3年前总理帮熊德明“讨薪”，3年后，总理再帮果农李剑雷卖桃，都带着许多“佳话”色彩的话，而又一个3年多一点的今天后，总理再给葱农刘同来等找销路，则沉重得让人们透不过气来：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哪里去了？制度哪里去了？倘若没有总理来过问这些常识性的事务，熊德明是不是还在“讨薪”的征途中，李剑雷的桃和刘同来的大葱会不会永远的烂在地里？实在让人无法猜出真正意义上的谜底。 　　不管怎么说，“讨薪”的熊德明，果农李剑雷和葱农刘同来等都是“幸运儿”，因为他们偶然遇上了总理。要知道，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只有一个！ 　　从总理为重庆农民工“讨薪”，到帮河南果农“卖桃”，再到给安庆葱农找销路，这就为上访群众总是想见“大官”埋下伏笔。因为在可能的条件下，老百姓能见到的官员级别越高，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在百姓遇到“讨薪”难，卖桃难，卖葱难的时候，如果幸运地遇到省级、市级官员“亲自批示”，往往很快就能得到解决。至于更高的官员，群众则寄予的希望更大。 　　诚然，一些地方官员，他们不是没有是非观念，也不是没有判断能力，更不是没有决定的权力。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总是把自己当官看，总是不愿意承担责任，总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面对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他们总是习惯于“拖、等、靠”，看到群众上访提意见，就觉得“群众落后”、“群众不可靠”，“群众在捣乱”……长此以往，他们怎能正确对待？怎能为群众排忧解难？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人治模式”和自上而下的权力“干预模式”一时还得不到改变，地方出现“讨薪”难、卖桃难、卖葱难等急不可待的事，总理亲自过问一次是一次，笔者只能寄望于这种偶然的“总理过问效应”能得到最大化的扩散，“总理过问效应”不知哪一天也许会成员“官官过问效应”或各级官员的自觉行动！(朱波) 什么时候让运动式行政变为制度化行政， 让所有的高官不必在假期以整体运动的形式去工作，而能够和我们百姓一样休息? 否则我担心我们温总理的身体能否吃得消。 一个急需完善的制度就是让领导人也能做正常人，让默默无闻的人物可以有“无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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