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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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美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替罪羊”。

中美经贸谈判一年多来，美惯用“强制技术转让”“国企补贴”“知识产权”等涉及中国经济的议题，将中美经贸不平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国，对其自身经济问题则避而不谈。

中国应适时、择机将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置入双边谈判之中，反击其将美经济及中美经贸问题怪罪于我方的指责，增加话语权，改变我方被动应对、单方面让步的局面，促美朝自我改革、合作共赢方向靠拢。

中美经济“大清算”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清算指的是“摊牌”:一是美国传统与创新的“二元经济结构”难以继续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行到半山的“碰撞”；二是美国片面对中国经济进行全方位分析评估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一直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理想主义“碰撞”。

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215页的对华301报告。11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更新版53页的对华“301条款”调查报告。两份报告共计268页，充斥了歪曲、抹黑甚至污蔑的不实之辞，其动机就是拿中国经济说事，极力寻找攻击点，增大经贸磋商筹码。

相比之下，中美经贸磋商以来，我们对近20年来美国经济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并指出美国经济自身问题，才能促使美国客观看待双边经贸问题。

美国经济“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及负面影响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1915-1991)1954年提出，最初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工业与技术落后传统农业并存的经济结构，后泛指现代与传统经济并存。新世纪以来，美国创新经济与传统制造业各走各路，渐行渐远，致使经济社会陷入结构性困境。传统中小企业与硅谷新兴企业的政治取态完全不同，高科技行业和富裕州支持希拉里，硅谷曾联名反对特朗普并捐赠希拉里巨款；而制造业岗位流失的中西部各州支持特朗普。

(一)竞争力两极分化：创新经济由现代农业、先进制造和高端服务业组成，竞争力全球领先

美农业吸纳人口不足全国2%（约600万），但高度机械化、信息化和生物技术化，占据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四分之一；数字、网络、激光、纳米、机器人、先进材料等新技术应用加快，先进制造业在多个领城领跑全球；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催生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成长，成为助推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

传统经济由传统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构成，竞争力弱，无法提供优质岗位。20世纪70年代始，美制造业持续外流。劳工统计局数据，2000年至2017年9月，共减少48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接近30%。其中，纺织、服装、家电、家具、计算机设备等领域最为严重。全美从业人员四分之三被服务业吸纳，且大部分进入产品差异小、准入门槛低、投入产出效率低、薪酬低的低端服务业。

(二)活力天壤之别：创新经济动力十足

以旧金山(硅谷)、波士顿、休斯顿、西雅图为代表的创新中心成为经济强劲引擎。一是发展迅猛。近年来，占加州经济20%的硅谷经济増速高达5%，远高于全美2-3%。二是优化转型。硅谷正从信息技术一轮驱动转向新能源、生物制药、大健康、大医疗、现代农业等多轨并进。三是集成创新。硅谷占地虽仅800平方公里，但聚集了上万家高技术公司、全美40%以上的风险投资、70%以上的天使投资。

此外，孵化器、知识产权、市场开发、人力资源等全覆盖服务，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交织强化。传统经济后劲不足，处境窘迫。危机后，受全球经济低迷和产能过剩双重影响，钢铁、铝等传统制造业遭受较大冲击。2015年四季度和2016年一季度，美国钢铁公司分别亏损11.3亿和3.4亿美元，不得不寻求政府高关税保护。

(三)“经济脱臼”(奥巴马语)严重

美传统经济释放大量过剩劳动力，因“二元经济”壁垒森严无法被创新经济吸收，主要因为：

一是创新经济具有自动化、智能化趋势，对劳动力需求大大降低。1990年，底特律3家顶级汽车制造商共拥有2500亿美元的名义收入、360亿美元的总市值和120万雇员。2014年，硅谷“三巨头”(苹果、谷歌和微软)总名义收入为2470亿美元，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而雇员仅13.7万人。

二是创新经济就业岗位具有“低成本”、“高技术”门褴。技术巨头将制造环节外包给成本更低的国家，在美则大量雇佣高技术移民专注研发(硅谷约七成工程师来自国外)。

(四)负面影响

1、优质岗位流失，劳动参与率下降。

50年前，美最大雇主通用汽车的普通员工，时薪相当于现在的35美元。而现在，最大雇主沃尔玛的新入职员工，时薪仅9美元。脱离传统制造业的大量劳动力，被迫滞留在低端服务业，甚至放弃寻找工作。2008年中期，劳动参与率为67%，2016年6月降至62.3%，2017年8月虽小幅升至62.9%，仍远低于危机前水平，意味着危机造成的失业大军中有600万人已离开就业市场。而且，近年美经济复苏带来的新增就业多是中、低薪岗位，而非危机中流失的高薪工作。

2、收入“二元”分化，贫富差距扩大。

一方面，与创新经济相关的高学历人员绝对收入上升。2000到2012年，占美劳动力3.8%、拥有专业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工作者收入分别增长6.8%和10.3%。

另一方面，占比96.2%的相对低学历劳动者实际收入逐年下降。其中，高中肄业生和毕业生分别降13.3%和6.0%，大学肄业生和本科毕业生分别下降10.1%和9.1%。由于大学学费持续上涨，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大学无用论”流行，社会收入差距未来恐将进一步拉大。中产阶层萎缩。中产阶层被视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石，但近年来被持续挤压：1970至2016年，中产阶层人口占比从61%持续萎缩至49%(几十年来首次低于人口一半)，高收入阶层人口则从14%升至21%，低收入阶层人口从25%升至29%。同一时期，中产阶层收入占比从52.7%降至45.4%，高收入阶层收入则从16.6%升至51.5%。贫困人口庞大，超过4600万，约占美总人口的15%。

3、阶层流动停滞，社会包容度下降。

“二元经济”阻碍社会流动，“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美国人对未来日趋悲观。20世纪90年代，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好”的受访者占70%，21世纪头十年降至60%，2016年仅43%。同期，中年白人预期寿命从75降至73岁。美阶层隔阂加深，排外、仇外情绪上升，开放性与包容性下降。

4、政治观点极化，政治对立加剧。

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分野与固化，更导致政治观念的断层与对立。2016年总统大选中，“二元经济”成为选票指示器：创新经济集聚的富裕州(东北部、伊利诺伊、加州)多支持希拉里，硅谷甚至曾联名反对特并捐赠希拉里巨款；传统制造业云集的“铁锈”带(中西部)低收入阶层密集的南部和西南部，则普遍支持特朗普。尽管特朗普拥护者仅创造美GDP的三分之一，但其对美社会与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成为特获胜的强大助推器。

转嫁矛盾，对外“抢吃馅饼”

特朗普政府执政两年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子先内后外，以外促内，对内谋求“做大蛋糕”，对外以“进攻性”手段“抢吃馅饼”，迄今可见短期之效，但损人利已不会持久。

国内经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下调至20%；对美海外公司资金回流给予税收优惠；修改《多徳一弗兰克金融法案》，为华尔街减负；放松对能源和环境监管，签署允许扩大海上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的行政令，打破奥巴马对油气资源开发的限制。

据美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18年美石油产出继续增长，已超过沙特和俄罗斯，为1973年以来首次。资本市场表现不错，也成特朗普最大的炫耀资本。标普、道指、纳指从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的涨幅分别为26%、30%和41%。2019年一季度美经济增长3.2%，主要是存货激增，即美进口商抢在政府提高对华关税前加大进口力度。随着这一因素消失，加上美政府支出扩张乏力、公司债务恶化等，普遍预测美国难以重现2018年的高增速。

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美政府发现国内“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自身二元经济结构性间题更是棘手难碰。这里有两个关键时点，2018年3月，美国通过发布对中国301报告强力干预、扭曲世界经济；11月，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在医保、移民、预算、债务上限等问题上与特政府激烈博弈，特朗普照政府开始转向施压国际，并将主要矛头指向中国。

为了炫耀政绩和见效快，相较于“做蛋糕”，特政府更看重“抢馅饼”，对外以“进攻性”手段“抢吃馅饼”，大力调动、激活美在国际市场上的结构性权力和在国际秩序中的制度性权力，强力推动国际政经秩序向朝美有利的方向转型，旨在重建美经济在全球的绝对领先优势。为援取更多全球经济利益，美“精准”选取“杠杆点”，以点带面，撬动相关领域利益再分配，重塑竞争优势：以钢铝、汽车领城加征关税，试图理顺与欧目等经贸关系；以5G、芯片等领域的断供和围剿，试图阻断中国高科技升级和发展，使中国保持与美“20年以上”的差距；以攻击和分化“一带一路”建设，试图重新确立国际发展合作的标准和路径。

特政府干预经济力度前所未有，正促美式“小政府、大社会”加速向“大政府、小社会”演变。对内采用行政命令，力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发展。1月，特朗普签署“加强基建项目购买美国货”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承包商采购美原料、商品；2月，再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将人工智能研发和投资“置顶”，并成立美劳动力政策咨询委员会，改善美就业状况。

对外，美对贸易对象甚至伙伴的容忍度明显降低，强调贸易条件的互惠、贸易协议的有效执行等，从平等协商转向惩罚性施压、强制矫正，从包容性吸纳转向排他性挤压。

具体做法上，在贸易领域采取威胁退出世贸组织、先双边后多边、全面动员盟国体系、抹黑竞争对手经济模式、威胁提高关税或取消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资易保护主义做法，诱迫其他成员国接受其主张。

在投资领域，美以加强对国家安全、知识产权和特定领域监管为名，大规模修改外国投资规则。为遏制中国对外投资，美国紧紧围绕高科技领域、国企、合规义务等三方面，渲染中国企业“威胁美国家安全”；出合法案规定，2019-2026年，美商务部向国会和CFIUS每两年提交一份中国对美实体投资交易报告。

能源领域，以单边主义行动为抓手，利用定价权优势操弄国际油价，刺激国内油气开发并影响货币政策，实现其促经济、稳政权的目的。

科技领域，以鼓吹中国科技威胁为幌子，利用其盟国体系推动对中国技术封锁和产业围堵，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关键领域，企图重振其科技竞争优势。在美强势干预和打压下，中国对美科技领域投资急剧下降，且不断被要求退出；美国亚马逊、甲骨文等科技企业也开始陆续退出中国市场，中美科技“脱钩”正在部分实现。

中美经贸磋商美不应也不可能“整碗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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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美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替罪羊”。认清美经济内在“二元”矛盾，将之放进中美经贸磋商的议题中。中美经贸谈判一年多来，美惯用“强制技术转让”、“国企补贴”、“知识产权”等涉及中国经济的议题，将中美经贸不平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国，对其自身经济问题则避而不谈。中国应适时、择机将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置入双边谈判之中，反击其将美经济及中美经贸问题怪罪我头上的指责，增加话语权，改变我方被动应对、单方面让步的局面，促美朝自我改革、合作共赢方向靠拢。

从助美解决“二元”困境的角度入手，将“实现动态平衡的中美贸易”和促进双边投资作为切入点，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脱困向好。中国可以更务实态度回应美方合理关切；也要着力挖掘、培育合作新亮点。尝试在基建、能源、创新经济、教育合作、金融、旅游、医疗等领域的合作；长远讲，要推动中美联合制定合作远景规划，构建制度性经济合作框架。中美经济互动体量迅速增大，应推动美早日出合稳定中美经贸关系的综合解决方案，包括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自贸协议，最大限度消除美政策反复导致的经贸关系不确定性。

需要指出，中国应汲取美“二元”经济和政治困境教训，扭住实体经济这一主业发展。制造业空心化、传统产业衰落，及由此引发的失业增加、贫富分化是美经济“二元”困境的主因，应汲取其中教训。中国对外投资要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重视现代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传统产业不等于夕阳产业。事实上，只有夕阳产品、夕阳技术，而并没有所谓的夕阳产业。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大推动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加快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特朗普政府限制移民的做法，也提醒中国在加大本土人才培养力度的同时，应放眼全球引进高端技术专业人才。

特朗普政府发动对中国贸易战已一年有余，至今还在加码施压，不仅伤害中美两国经济、迟滞双方结构性改革，而且这种强行扭转全球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做法，正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和金融格局产生巨大、深远影响。我们要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予以应对，紧紧抓住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不掉队，外部干扰、打压或许会让我们难一阵子，但最终都不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