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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未来中国能否跻身发达国家朋友圈，关键两点:
一是人口、资本、全球技术及知识外溢红利消失之前，问题及危机爆发之前，通过技术及知识创新推动效率型增长，实现平滑过渡、换挡降速。
从拉美国家的教训来看，除了技术外，基础科学及制度改革是关键。
二是再次爆发技术革命，享受外溢性技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2019年将增长3.5%，2020年将增长3.6%；美国的增长率将由2.9%，下降到2019年的2.5%，2020年进一步降至1.8%；中国的增长率从去年的6.6%将下滑到2019年的6.2%，2020年将持平也是6.2%。
如今日本、韩国成功换档降速也进入了低收入平台，英国及欧元区长期在低增长区，美国这两年摆脱低增长，但也会受到全球增速下滑的影响。
若按大周期50年来算，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端于1970年代，这些年技术革命的红利基本消失，接下来可能进入长期的静默期。所以，如今的低增长，或许是技术革命切换的低潮期。
实际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发力并不均衡，美国掌控领导权，日本和欧洲国家过早地进入了低增长期。
当然，第三次产业革命也会受到短期投资冲击的扰动，其中最主要的是1990年日本泡沫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
每一次危机以及每一次技术红利消退期，企业家都开始憋大招，以谋求新的技术及知识创新来扩大市场。
以日本为例，1990年危机爆发后，日本徘徊了十年，经济极为低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及企业选择果断改革，大力革新科技及制度——《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金融及经济制度改革（详见《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
从1996年开始，日本政府推行了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极大地强化了日本的基础科学研究。松下、索尼、夏普、日立、东芝等企业断臂求生，剥离了终端家电、电子市场，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方面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这些才是国之重器。
第二个革新是制度革新。日本学界及政界在反思经济泡沫危机时发现，日本这套金融及经济制度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国际汇率的变化，以至于方寸大乱、患得患失，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危机。
二战后，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改造，其中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取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一直到1990年代，日本的制度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开始着手改革。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6~2010年左右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订，其结果是几乎修改了所有的经济法律。
但是，日本技术创新及制度改革为什么没有带来高增长，没有将边际递减曲线向右移动？
日本这轮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多数都走向了技术纵深领域，甚至基础科学。基础科研需要长时间的累计和大规模的投入，目前日本不少技术还处于累积阶段，尚未商用量产。
例如，日本的机器人技术全球领先，但大规模应用于养老等消费市场还有待时日。
又如福岛核电站泄露之后，日本在战略上选择去核化，丰田等一批大企业转向开发清洁安全的氢染料。近年日本政府提出氢能源战略，目前丰田的氢燃料电动车已量产，正处于成本大下降的规模经济期。
若日本押宝氢能源成功，氢燃料价格可以大幅度下降，那么日本及全球将迎来一次能源革命，但目前还有待时间及成本检验。
目前全球经济应该处于技术变革的前夜。全球老龄化加剧，新兴国家的数量型增长衰退，摩尔效应正在消失，人工智能、机器人、氢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都还处于技术积累阶段。
期待下一次边际收益递减曲线革命性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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