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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从给定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或“用最小的成本来达到目标”就是关于效率目标的最为简单的定义。
技术的效率并不告诉你方向，只是告诉你用最小的努力来达到目的。因此，效率本身不是目的。效率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本身，效率帮助我们得到更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效率是一个比较的理念。它是一种判断不同做事途径优点的方式。效率表达的是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在努力和成果之间的关系，在开支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或者在成本和获利之间的关系。
对于效率的测度没有固定的依据。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在政治冲突中形成的，并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而不是可以传递下去的一个物件。即便假定一个十分狭隘的目标，这个目标也会得到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
在社会的层面上，效率被看作一个理想，可以指导社会金钱投放的选择或资源分配，以便达到最大的使用价值。
要达到“金钱的最大利用价值”的目标，是可以有无数的可能途径的。这些途径及其成果无法采取任何一种先验的效率矩阵来加以测算。
效率永远是一个可以挑战的概念。每一个人都支持从某种东西中获取最大收益这样一个一般的理念。但是，假如超越含糊的口号而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具体的政策选择，就需要作出关于将谁以及将什么东西看作是重要的假设。在政治过程以外是找不到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的。那些被看作基于对效率的技术分析的答案其实也不过是政治的主张。通过提供不同的假设，冲突各方就会显示出各自倾向的作为最有效率的成果是什么。
在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是有效率的各种具有冲突的观点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大的关于什么是最佳的组织社会来实现最大社会福利的模式的思想争论。
关于资源交换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的理念就是市场理论的核心信条。市场构成了交换的网络。在最简单的市场模型中，也就是在以物易物的经济中，有两个人交换他们的不同货物，一旦进入一个比两个人的孤岛世界稍大的经济，约束他们的合同和ZF就成为市场的基础。假如没有ZF来保障合同的执行，人们就会拒绝与任何陌生人进行交易。他们不愿意做不能在现场完成的交换。
ZF的另外一个职能就是界定所有权的规定。所有权就是得到国家保护的可加利用和用于交换某种东西的一种权力，一个社会中关于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可被用来界定拥有什么、由谁拥有以及如何拥有。
虽然对于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在市场上交换是由ZF确定的，人们却在有的时候也会交换一些ZF明确禁止拥有的财产。人们有的时候还会出售一些自己本来并不拥有的东西，但是，社会会很快地制止这样的交易，恰恰就是因为它们破坏了一个交换系统的信用基础。
无论是在合法的市场上还是在黑市上，所有权的规定是在市场以外界定的，也就是说，这些规定是在任何交换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交换本身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可以被用来确定市场模型的假定，并允许其坚持这样的主张，这就是，市场是社会组织的最有效率的模式。首先，交换是自愿的。人们参与交易仅仅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而且，也只是当人们相信一种交易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情况下才参与交易。其次，人们进行自愿的交换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信息。一种是关于可用于交易的东西的价格和质量的所谓的客观的信息。另外一种是关于他们自己的需求、欲望和能力（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是“喜好”）的主观的知识。
所谓资源有效配置就是：资源总是朝着能造福于人类的方向流动。因为，交换就是选择。没有人会自愿地参与会给他带来坏处的交易，并且人们只会参与至少会给一方带来好处的交易，所有的交易必定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即至少有一方得到好处，但没有一方受到损害。
按照市场理论，自愿的交换将资源转变成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市场的悖论在于所有的物品都有两种价值：它们的市场价值，或者我们所称的普遍价值，以及它们对于具体个人或企业的价值，或者我们可能会称的主观价值。从第一层意义上，我的面包和你的两美元是等价的。但是，我们两人进行交换只是因为它们在第二层意义上是不对等的。对于我来说，两美元要比一个面包更有价值。而对于你来说，一个面包要比两美元具有更多的价值。我们两人都从交换中得到了好处，即便我们这个小经济系统在这次交换以前和交换以后仍然包括了两美元和一个面包。
需求和能力两者将物品的普遍价值转变成了个体的价值。这就是资源交换的魔术：交换将普遍的或市场的价值转变成了更高的个体价值，因而产生了效率。交换确保了资源和金钱配置到那些可以从它们那里得到最大产出的人的手里。“得到最大产出”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或欲求，或者意味着最有潜力转变成为更有价值的货物或服务。
即便市场模式关注的是物品如何向人们分配，它还是采用配置而不是分配。配置强调的是经济的生产的方面，而非消费的方面。
支付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偿贡献或者是应得收入，而是标志资源流向可以最佳利用地方。
按照市场理论，如果在市场系统中的所有交换都是有效率的，那么，在社会层面上的成果也将是有效率的，或者说，取得了“最大的社会福利”。经济学学科坚定地表示，只有个体可以判断自己的福利，个体也只能判断他们自己的福利。所以，社会福利可以只能被定义为个体境况的汇集。
配置效率的理念是将收入分配作为既定的在先的存在。在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中没有为富人的购买行为的社会价值作出判断留下空间。
分配公正的理论，不提现实世界的政治学，要求分析者在人与对物品价值的判断之间作出清晰的对比。要决定谁应该被看作接受者，或社会中的具体子群体是否应该确定资源的配置，也就是采取超越的态度来为作为整体的社会确定福利。同样地，需要采取一种社会的视野来确定一物品是应该被解释为事物本身还是作为某种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或者确定一事物的重要价值是其客观内容还是它的顾客化、个体的价值；或者确定一种社会决策过程是否比另一种更好。
自愿交换被认为产生分配效率。首先，人们期望通过交换获得好处，否则他们不会参与交换，没有人希望在交换中造成不利。因此，排除不正确的信息和不可预测的灾害（如一场大的风暴过后给某些商品带来的损坏），交换必定会给个体带来好处。其次，每一项交换除了完成了资源的物质交换以外，市场价值还转换成了更高的主观价值。换言之，每一次交换都应该带来一次替换，在这种替换中，新的持有人比老的持有人从原有的资源中获得更大的价值。最后，假如交换让人们作为个体得到好处以外，它们还必定使社会作为总体得到好处。由于对于福利（以及对资源的“最佳”利用）只能由个体从主观上来加以判定，所以，仅有的能够具有意义的社会福利概念就是将社会福利等同于个体福利集合的概念。
对于自愿交换的挑战清晰地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其中一个群体接受自愿交换会带来效率的基本前提，另外一个群体则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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