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语说:“满怀希望的旅途要比到达目的地更快乐。”与之相对的是英国吉普赛诗人W•H•戴维斯(W. H. Davies)的诗句:“终日营营的生活会是怎样,无暇驻足停留凝神欣赏?”
最近几年,英美领导人一直想满怀希望旅行,而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却站在诗人一边,它们更希望既保持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又不想有步伐加快加大的压力。
在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排行榜上,无论是按照GDP增长总量还是实际人均GDP计算,美国和英国的排名自1992年起就高于法国和德国。从这个观点来看,西班牙可被算作名誉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和英国,其推动力来源于类似的房地产繁荣,并伴随着规模更大、但融资轻松的国际收支逆差。
这进一步反映出,这种对GDP增长的迷恋,是有教养的公众反对整个经济政策界的最常见抱怨之一。有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持续努力追求更高的增长率,经济机器就会崩溃。这个立场事实上是错误的。这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而是被我称为流氓经济学(lumpen economics)的特征。
企业家为什么不把聪明才智用于缩短工时或改善工作条件,同时生产出相同数量的产品呢?他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30年代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期盼这样一个时代:由于科学的进步和复利的增长,已经生产出足够满足绝大部分人的物质产品,因此西方人可以转向享受闲暇、艺术和文明的交往。
看看迷恋经济增长排行榜的起源是有好处的。这要从战后说起,二战后欧洲大陆国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重建经济上,而英国却主要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并实现从帝国到联邦的转型。当时在野的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几乎从未错失强调这些排行榜的机会。肯尼迪(Kennedy)政府时期的民主党人就曾拉响警报,因为欧洲大陆和日本都在大跨步迎头赶上,而当时美国的国民收入以任何指标衡量都远高于其它各国。最近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迫仿效“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是核心欧洲国家。
究竟谁会笑到最后仍不清楚。私人部门分析师目前正开始预测老欧洲的复苏,但在复苏的速度上则意见不一致。如果出现经济复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景气循环,并不意味着欧盟(EU)国家克服了它们社会模式的问题。同时,美联储(Fed)和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仍持坚定的乐观态度。它们可能会感到意外,这两个国家的房地产繁荣现在看来似乎生命力很强,但迟早都会终结,届时,英美消费者也将回天乏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英语国家的人们将更容易接受对迷恋GDP排行榜的贬低。
在经合组织(OECD)最近的出版物中,很受欢迎的一章谈到了用GDP衡量福利的局限性。例如,最常被引用的GDP增长数据,并没有考虑到休闲。作者对此进行的粗略调整,大幅缩小了(某些情况下消除了)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差距。此外,收入和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极为松散。不过,大多数政府和国际统计刊物,以及学术和私人部门分析不仅关注原始GDP数据,也关注GDP变化速度,而非绝对水平。按这种分析,假如富国的实际GDP只是有几个季度上涨缓慢,就会被认为表现糟糕。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很明显,作者还是把GDP增长当作虽有缺点但已足够好的指标。
请让我在本文结束时提个小小的建议吧。建议就是更多关注绝对水平而非变化速度。这会让统计师的日子很难过,比如,他们会发现,相比就葡萄牙和挪威的可比增长率达成一致,比较它们的国民收入更加困难了。但让统计师的日子好过不应成为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应该时不时放慢行车速度,问一下我们到哪里了,而不是问我们的车开得有多快。
译者/诸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