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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毫不知情的，不过却切切实实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那就是——携号转网。工信部和国资委发布通告，明令禁止电信企业限制老用户选择新套餐等行为，要求电信企业减少在售套餐数量，鼓励电信企业在部分地区开展“业务单价+使用折扣”阶梯定价资费试点，严禁限制老用户选择新套餐等行为。
携号转网，已经越来越近了，也被视为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新一轮的格局重塑，是推动电信运营商市场竞争的终极王牌。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从2006年被提出就一直吊着用户的胃口，它真的有如此美好吗？
电信运营商的垄断
首先，我们要从19年前的那个春天讲起。
2000年3月，浙江杭州出现了一出闹剧。这一年，浙江大学的107位教授联名致信政府和媒体，对电信公司的一项收费制度提出了投诉。
事件的起因很简单，这些教授认为电信局在乱收费。长期以来，有很多打通但没人接听的电话，都是响了几声之后就自己挂断的，却被电信局收了费，也就是说，只要振铃了就收取费用。这些教授们希望，对于这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钱，电信局必须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107位教授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话费清单，在一张共有50次长途通话记录的清单上，短于30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5次，还有一页明细单，23个电话中“超短时长话”出现了10次，这些细心的教授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测试，他们多次拨打了“振铃”但其实并未接通的长途电话，结果在电信局打印的长话明细单上都被收了费。
这相当于什么？
在当时，杭州有200多万电话用户，如果每一台电话打一次这种没有接听的长途电话，那么被收取了被收取的振铃费便达120万元，一年就是1000多万元，实际上每年遇到的这种情况显然不只是一次，电信局依靠这种概念模糊的振铃费，每年攥取大量的收入。
针对此时，杭州电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进行了一次对话，他们的说辞比较委婉，解释道：“造成这种现象的，有可能是对方线路上有传真机、录音电话、服务器等，也可能是对方手滑，电话刚拿起就掉了，杭州电信没有任何责任。”
教授们很惊讶，他们中有计算机专家，有自动控制专家，也有通信系统专家，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是“手滑”这种结论，很明显是在蔑视他们的智商。
与此同时，电信的另一种收费制度也遭到了质疑，根据当时电信的收费规定，消费者拨打电话，不足3分钟的都要按照3分钟来缴费，有人计算了一下，电信公司每年从这一项费用里，就能多收266亿元费用。这一数字有多大呢？贵州省会贵阳市1999年的GDP是265亿元，长沙的GDP是580亿，西安是570亿。
实际上，这一数字只是冰山一角，高昂的固话初装费、价格奇高的长途通话费……根据中国电信1999年的财报，实现收入2295亿元，年度增长25%！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电信如此暴利？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垄断。
垄断带来的收益让整个电信局成了一块香饽饽，就像是一个高效率的印钞机，它挥舞着大棒，霸道而无礼的宣告它的统治地位，广大消费者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而不能反抗，甚至得不到一点解释。
强大的舆论压力汹涌而至，电信部门迫不得已决定召开一次资费听证会，为此中央电视台还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专门的拍摄播出，在媒体紧追不休的提问下，电信官员不耐烦的回答一句：“实在没精力向大家解释调整详情。”
就这样，对中国电信野蛮盘剥的控诉，在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后，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而在移动电话上，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大运营商的移动通信费也一直居高不下，1分钟0.5元、1分钟1元的现象比比皆是。
2004年，中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总数突破5亿多用户，电信企业仅“月租费”一项，一年就轻松获利超过2000亿元，多年以来的固话、移动电话“月租费”相加之和，应有5万亿元之巨。
与此同时，“漫游费”和“长途费”成为另一个焦点，对电信常识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手机漫游的成本实际上几乎为零，但是在2005年，中国移动漫游费收入大约为490亿元，占了其利润的一半以上。
相比较而言，美国电信业实行全网同价，不但没有漫游费，连国内长途费都没有。从美国打越洋电话到中国，每分钟只要1.67美分，约合0.13元人民币，而从中国打过去则需每分钟8元人民币，相差60多倍。
这一系列的现象，其实背后折射的都是同一个逻辑，垄断带来了效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劣质的服务，电信运营商作为一个服务业，本该以用户为主，垄断和缺少对手，让这些电信运营商呆在了舒适区，难以自拔。
与此同时，电信行业巨大的投入，与技术似乎没多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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