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作品专辑（不断更新中！）

有意思，师太收纳男士入恒山派似乎不妥吧！

呵呵，戏言而已不要放在心上！

与时俱进的恒山派早已破除男女大防之类的“四旧”，招贤纳士，能者为师（太）。

改天本人如果看破红尘定归师太门下。

1949年布坎南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顶尖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57期上的"The Pure Theory of Government Finance: A Suggested Approach"。

769.rar (1.23 MB) 本附件包括：

• The Pure Theory of Government Finance_A Suggested Approach(JPE1949).pdf

2004-7-11 01:04:00 上传

布坎南作品专辑（不断更新中！）

在另一本杂志《政府和非营利会计》（Research in Governmental and Nonprofit Accounting）1992年的某期上有一篇他人写的题为"James M. Buchanan-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on Public Choice and Economics: 1949-91"的文章，我没有见到这篇文章，但是从该文的题目可以看出，至少有人把布坎南公共选择研究的上界定在1949年，我想他一定是指这篇发表在JPE上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中心要义是告诉我们在分析政府财政问题时要把支出方和收入方结合起来考虑。

他区分了分析政府财政问题的两种思路。一种是“有机主义”方法（organismic approach），这种方法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国家作为一个决策单位，财政理论就退化为一个简单的最大化问题，目标函数是“社会效用函数”，在这个函数形式中，非经济的和不由财政过程决定的经济变量就作为固定的参数，而控制变量是税收变量和支出变量。这两组变量是相互依存的，最优支出结构和最优税收结构不能单独决定。而税负最终要落实到个人头上，所以这种整体主义的思路在具体的计算中无法实施。

第二种是“个人主义”方法（individualistic approach），这里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最大化问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目标是税收能够抵消提供服务的成本。理论上，政府和个人之间是一种等价交易，一个公民缴纳了多少税收，就要享受等额的社会服务。这就是受益原则（benefit principle）。对这种等价关系的争论有两个层面，一种是认为这种等价关系很难侧度，一种是认为这种等价关系在现代国家不适用，前一种只是技术上的，而后一种更致命。但是不管怎样，一个完整的财政分析，必须重视支出方，也即受益方。

布坎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财政理论的一种分析框架。对每一个个人，税负减去他从政府服务中的收益，得到财政剩余（fiscal residuum），根据这种财政剩余的正负，将一个财政体系分为regressive、proportional、progressive三种。第一种，低收入阶层的财政剩余为正，高收入阶层为负，财政体制将导致实际收入的更不平等；第二种，各收入阶层的公民财政剩余大体均为零，实际收入不平等状况保持不变；第三种，低收入阶层的财政剩余为负，高收入阶层为正，财政体制促进了税后收入的平等化。

本文的目的不是在三种体制之间做选择题，而仍是要以这种分类说明，对财政体制的理解，要结合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考虑，而不能只考虑税收。比如，一种税收体制，对高收入阶层征收更重的税，看起来是progressive，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的重点是配置到保护富有阶层的财产权方面，那么整个财政体制仍可能是regressive的，因为此时高收入阶层的财政剩余实际上是负的。

有了这个框架，一个社会意愿的再分配程度、税收结构、公共支出结构三者之间是相互决定的，确定了其中两者，就可以知道第三者。

窃以为，本文仍不能看作是布坎南民主财政思想的真正肇始，但这里面已经隐含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个社会意愿的再分配程度从何而来？让我们一起期待后来的文章，就好像历史尚未发生。

今天细细读了掌门的报告，才知道自己所了解的财政的很多内容原来是布坎南60年前的东东，汗颜汗颜！

James Buchanan is the cofounder, along with Gordon Tullock, of public choice theory (see Public Choice Theory). Buchanan enter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s graduate economics program as a "libertarian socialist." After six weeks of taking Frank Knight's course in price theory, recalls Buchanan, he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 zealous free marketer.

Buchanan's next big conversion came while reading an article in German by Swedish economist Knut Wicksell. The obscure 1896 article's message was that only tax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that are unanimously approved can be justified. That way, argued Wicksell, taxes used to pay for programs would have to be taken from those who benefited from those programs. Wicksell's idea contradicted the mainstream forties' view, still the mainstream view, that there need be no connection between what a taxpayer pays and what he receives in benefits. But Buchanan found it persuasive. He translated the essay into English and started thinking more along Wicksell's lines.

One of the products of his thinking was a book, coauthored with Gordon Tullock, titled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They showed that the unanimity requirement is unworkable in practice. They then considered modifications to the rule, what they called "workable unanimity." Their book, along with Anthony Downs'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helped start the field of public choice and is now considered a classic. Together, Buchanan and Tullock also started the academic journal Public Choice.

Perhaps Buchanan'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is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levels of public choice—the initial level at which a constitution is chosen, and the postconstitutional level. The first is like setting rules of a game, and the second is like playing the game within the rules. Buchanan has proselytized his fellow economists to think more about the first level instead of mucking about as political players at the second level. To spread this way of thinking, Buchanan has even started a new journal called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Buchanan also believes that because costs are subjective, much of welfare economics—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so on—is wrongheaded. He spells out these views in detail in Cost and Choice, an uncommonly impassioned economics book. Yet Buchanan has not persuaded most of his economist colleagues on this issue.

Buchanan was awarded the 1986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for "his development of the contractual and constitutional bases fo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Buchanan is a southerner and proud of his heritage. He was born in Murfreeboro, Tennessee, and has spent most of his academic life in Virginia, first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then at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and most recently,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In 1969 Buchanan became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Choice.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1963 and of the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1983 and 1984,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1971.

很好，且继续。

（发帖又出问题，只能快速回复，所以不能上传附件，留待以后修改。）

话说时间到了1950年，这一年布坎南依旧厚积薄发，一共只写了一篇半文章。

"Communication: Note on the Differential Controvers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7(July 1950): 59-60.

这一篇小通讯是关于美国南北收入差距的。有人认为这种收入差距是资本投资规模差异导致的，有人认为资本投资类型是更基本的原因。布坎南用三言两语说明了，产业结构（资本类型）的差异恰恰是资本投资规模差异的结果。

这篇文章仅供布坎南爱好者收藏。我们这一回的重点是要转向下一篇文章。

"Federalism and Fiscal Equ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September 1950): 583-99.

这篇力作讨论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结构的长期目标。

问题的引出：财政能力（负载力、能量，fiscal capacity）的地区差异（经济发展导致的高收入人群的集中）导致各地区的财政不平等（fiscal inequality）——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标准的差异和税负的差异。财政不平等是联邦政体财政问题的主要内容。

如果政府的角色是保护型的，遵循等价交易原则（我们在去年JPE那篇文章中已经提到过了），那么财政不平等就不是问题（这里布坎南隐含的前提似乎是，富人自然要求更多的保护，事实是这样吗？）。而经济发展带来的政府活动的增加主要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增加，才成为问题。

讨论的基准：具有同等财政能力（同等的人均财富水平）的地区应该在同等的税负下提供同等的服务。可以设想一种地方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可以使得具有不同财政能力的地区以相同税负提供相同服务。但是，这有什么道德上的理由么？不过，当我们将这个问题追溯到个人层面，财政平等化的政策目标就显得合理了。

于是导出财政公正的中心原则：对同等条件的人给与同等对待（“equal treatmentfor equals”或“equal treatment for persons dissimilar in no relevant respect”）。为了具有可操作性，所谓“同等条件”必须摒除关于平等的任何主观属性，比如效用、快乐之类，所以和问题相关的同等条件和计算税收时用到的那些一般性经济指标（货币收入、财产价值、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等等）没有什么区别，需要指出的只是：地理位置不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其它条件相同，只是因为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不能算作不同条件的人。

布坎南接着指出，“同等对待”应该综合考虑税收和支出两方面，即，“财政剩余”的相同，这是延续了JPE1949的观点。其次考虑政治结构。在联邦政体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财政体系对个人的资源征税，同时返以服务。这么看来，平等的原则似乎应该是：每个政治单位都要对同等条件的人给与同等对待。显然的，这一原则不能保证处于不同地区、但条件相同的个人被同等对待，原则怎样修正？

布坎南的答案是，财政体制应该超越联邦政体，将整个国家经济体看成一个财政整体。理由是，因为经济运行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地区之间没有界限，如果承认财政体制要尽可能将价格扭曲降到最低限度，那么同一财政体制的范围就要和经济体的范围一致。若依上面讲的各政治单位分别实行平等原则的话，那么除非有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否则必然会扭曲资源配置。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通过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竞争实现的，财政体制作为再分配的手段，当然也要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统一实施，这样的再分配在道义上才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为了保证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分离和独立，不能实行由中央政府单独收税，然后平摊给各地区这样的做法，所以，只能是由中央政府实行地区间的转移支付，来实现平等原则。这实际上意味着，从中央政府角度单独考虑，它已经违背了同等对待原则。因为转移支付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同等条件的人中处于低财政能力地区的人实行优惠政策。

布坎南接着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中央政府的税收制度、地方政府的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假定公共服务带给接受服务人群的收益是相同的，所以重点放在税收方）。

有这样两个直观结论：1、中央税制度的改变不影响转移支付的数量，因为中央税制度是依据同等对待原则；2、某一地区公共服务数量的改变不一定对转移支付数量产生影响。因为额外的服务数量可以通过抽取相等的人头税来融资。只有当地方政府的再分配程度改变了，才会对转移支付产生影响。某一地区的再分配程度越高，所需要的转移支付越多。

虽然已经确定要进行实质上的转移支付，但是转移支付制度是不是必需的呢？布坎南建议了另一种财政调整方式，此时中央政府的税收制度不再遵循同等对待原则，而是在同等条件的人中，对处于低财政能力地区的人少征税，这样就能达到财政平等的最终目标，而不需要转移支付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中央政府经手的税款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最大限度保证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

但是这种方式会让人感觉到更不公平，因为人们的决策可能更直接受税负差异的影响，而不是“财政剩余”的标准。这被称作“税收幻觉”（tax illusion）。所以这种方式要能够实行，就需要人们对真正的财政平等概念有认同。

通观全文，感觉布坎南绕了一个大圈。这个问题的逻辑本来是很直接的：如果财政平等只关心“财政剩余”概念，那么当不考虑中央政府时，显然不需要任何转移支付，就可以达到财政剩余的同等对待原则——在富裕地区多征税，多提供服务；在贫困地区，少征税，少提供服务。现在中央政府也要提供服务，也要征税，但中央政府的税收和服务是没有地区界限的，所以就打破了原先的平衡，要维持这种平衡，要么转移支付，要么中央政府区别征税，后者就是布坎南建议的方式。

且先不说布坎南论证的繁琐，从布坎南文章的开头来看，我以为布坎南要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要解决：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是对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却是相同的，这种需求是否应该以及如何通过某种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转移支付制度（不管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来满足，大家可以再回头看我的笔记的开头几段（“导出财政公正的中心原则”之前）。虽然布坎南从上一篇文章的“财政剩余”到这一篇文章的“财政公正（平等）”都很精彩，但是我觉得我理解的这个问题更吸引我。但是自从本文布坎南请出“财政剩余”概念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论题的方向不是这样。

这篇文章就是这样。因为一开始的认知偏差，导致本文看得有点辛苦，请有兴趣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原文，我现在的认识对不对。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这一年年末，布坎南评上了正教授。好家伙，那个年代，评教授真容易啊！

补上1950年的这两篇文章：

820.rar (182.97 KB) 本附件包括：

• Note on the Differential Controversy(SEJ1950).pdf

2004-7-15 22:29:0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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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rar (1.7 MB) 本附件包括：

• Federalism and Fiscal Equity(AER1950).pdf

2004-7-15 22:29:0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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