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的起源与发展

譬如同样是对灾区物价上涨这个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来做个对比：

国富论(第四篇)
第五章　论奖励金
......关于现世纪及前此二世纪欧洲各地粮食不足与饥谨的情况，有些记载很可靠。谁要是细心研究此中经过，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粮食不足的情况，并非起因于内地谷物商人的联合，而是起因于真正的不足。这种不足有时在个别场合起因于战争的浪费，而在最大多数场合，却起因于年成的不好。也会发现，饥谨发生的原因，只是ZF粗暴地以不适当手段来克服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只要ZF允许自由贸易，饥懂就可避免。数年前，孟加拉的干旱，也许只会引起极大的粮食不足，而后来所以会转为饥谨，也许是因为东印度公司人员，曾以不适当的条例，不审慎的限制，加在米的贸易上面。
如果ZF为要救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苦，命令一切商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的谷物，其结果或是使他们不把谷物提供市场，以致在季节之初，即产生饥谨，或是（在他们以谷物提供市场的假设下）使人民能够迅速消费，因而鼓励人民迅速消费，以致在季节之末，必然产生饥谨。无限制无拘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懂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因为真正粮食不足的痛苦，是不能除去而只能减轻的。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值得法律的充分保护，也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需要这种保护，因为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五版第四章：

赞扬价格欺诈
John Stossel
政治家和媒体对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物价上涨极为愤慨。他们要求惩罚加油站和水供给商。
如果你想打倒那些卑鄙、贪婪的奸商，那么制定一系列的反“欺诈“规则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是反“价格欺诈”的法律所针对的人群之一，那么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我们假设这样一个场景：你口干舌燥一—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脱水。
你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而且店主人认为乘人之危是不道德的，因此，他不会比上一周多收你一毛钱。但是，你无法从他这里买到水。水卖完了。
你继续当你的顾客，并最终发现了面目狰狞的价格欺诈者。他上周卖1美元的一瓶水现在是“可耻”的价格——比如说20美元。为了在灾害中活下去，你支付了这个价格。
你对这个价格欺诈者非常不满。但是如果他不要价20美元，他的水早就卖完了。正是这个价格欺诈者的“趁火打劫“救了你的孩子。孩子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人们关注自己的利益。在你去水供给商那里时，其他人已经去过了。在1美元一瓶时，他们把水积起来了。在20美元一瓶时，他们更谨慎地购买。通过要价20美元，价格欺诈者确信他的水卖给了真正需要它的人。
那些被愚蠢的政治家认为是最残酷的人正在做对人们最有帮助的事。由于预期瓶装水的需求将增加，他们去购买了大量瓶装水，并计划以惊人的利润再出售。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些最需要水的人就得不到水。
可以由志愿者提供水吗？肯定有一些人会出于仁慈帮助其他人。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仁慈之心。正如亚当·斯密所写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的打算。”
从店主的角度考虑一下：如果他不想获得高利润，他为什么要开商店？留在灾区是危险的，而且意味着为了满足陌生人的需要而放弃与家人在一起的机会。他为什么要承担这种风险？
在灾难发生之后，许多服务——比如修屋顶、木匠活或移树——的需求都是巨大的。当重建新奥尔良的时刻来临时，可以大胆地预料当地木匠存在短缺：这个城市自己的木匠人数是不够的。
如果这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ZF可以命令一群匠人到新奥尔良来。但在自由社会中，必须说服这些匠人离开他们的住所和家庭，离开他们的雇主和客户，并从其他地方（比如说威斯康星州）来新奥尔良工作。如果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州赚的钱并不比在威斯康星州多，他们为什么要来？
一些人可能会受成为英雄的愿望的激励而来到这里，但我们不能指望有足够的英雄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一周又一周，大多数来灾区工作的人的目的和大多数美国人工作的目的一样：为了赚钱。任何一个愿意到灾区的匠人都必须得到比他在家乡更高的工资，否则他就不会来。如果非要把其收入限制在暴风前新奥尔良同事的收入水平，即使是一个想要成为英雄的人也会说：“真该死！"
如果他的收费与他的冒险是相当的，他也可能受到他想帮助的那些人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谴责。但是这些人并不懂基本的经济学。强迫价格下降，你就会把供给者赶走。让市场发挥作用，供给者就来了。而且，竞争会使价格下降到灾难挑战所允许的水平。即使是穷人也可以得到供给短缺的物品。
正是“价格欺诈者“们带来了水，运来了汽油，修缮了屋顶，重建了城市。“价格欺诈者”们拯救了生命。
资料来源：Townhall.com，September 7，2005.

这里不争论集权国家与自由国家哪个更好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斯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惊人的一致。虽然斯密没有使用任何数学工具，但他显然知道需求曲线是右侧下倾的。

我们再来看看桑德尔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中的评述：

2004年夏，飓风“查理”咆哮出墨西哥湾，并横扫佛罗里达直至20大西洋。此次飓风夺去了22条生命，导致了1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它还引发了一场有关价格欺诈的争论。
在奥兰多的一家加油站，他们将原本2美元的冰袋卖到了10美元。当时正值8月中旬，因为停电不能使用冰箱和空调，所以人们别无选择，而只能购买高价冰块。那些被风刮倒的大树使得链锯和修补屋顶的需求量猛增。承包商们提出，房主需要支付2.3万美元，才能将两棵被风刮倒的树从屋顶上清除掉。商店里小型家用发电机的标价通常为250美元，而此时却涨到了2000美元。一个逃离飓风的77岁老妪和她年迈的丈夫以及残疾女儿，住进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竟然被要求每晚支付160美元，而这通常只要40美元。
许多佛罗里达居民被飙升的物价激怒了。《今日美国》（USA Today）头条报道：“刚走暴风雨，又来掠夺者”。一个居民得知他需要花费10500美元才能将一棵压在屋顶上的大树移掉时，说道：“企图利用别人的困难和痛苦发财是不对的。”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查理·克里斯特（CharlieCrist）同意此种说法：“这真让我感到震惊，有些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竟然想利用别人在飓风中所受的灾难而发财。”3佛罗里达州有一项反价格欺诈法，在此次飓风之后，律师事务总署收到两千多份投诉，其中一些成功转变为诉讼。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的一家“天天旅馆”（DaysInn）由于索价过高，被处以7万美元的罚款和赔偿。
然而，当克里斯特着手执行反价格欺诈法时，有些经济学家却认为，这一法律以及公众的愤怒都是错误的。在中世纪时期，哲学家和神学家们认为，商品交换应当根据一个“正当的价格”，而这一“正当的价格”是由传统或物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但是，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当的价格”。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一位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将价格欺诈称为一种“感情上强有力而经济上却毫无意义”的表达。“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毫不关注，因为它似乎过于糊涂，处理起来麻烦。”索维尔在《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上撰文，试图解释“‘价格欺诈’是如何让佛罗里达居民受惠的”。索维尔写道：“当价格明显高于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价位时，人们就会指责这是价格欺诈。然而，人们所恰好习以为常的价格水平，并非在道德上就是不可侵犯的。它们与其他价格一样都不是由市场条件—一包括飓风所带来的条件一—所产生出来的‘特殊’或‘公平’价格。”
索维尔认为，冰块、桶装水、屋顶修理、发电机以及汽车旅馆的过高价格，有利于限制消费者使用这些物品，也有利于刺激别处的供应商给腿风受灾地区提供最急需的物品和服务。当佛罗里达居民在炎热的8月遭遇停电的时候，如果冰块卖到10美元一袋，那么冰块制造商们就会发现这值得他们生产和运输更多的冰块。索维尔解释道，这些价格并没有什么不公正之处，它们只是反映出购买者和销售者在他们交换的物品上所给出的价值。
杰夫·雅各比（JeffJacoby）是《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一位支持自由市场的评论家，他以类似的理由反对反价格欺诈法：“根据市场所产生的价格索价，并不是欺诈，也不是贪婪或无耻之举，而只是物品和服务在自由社会中获得分配的方式。”雅各比也承认：“价格暴涨确实令人恼怒，尤其是对那些刚刚被致命的飓风严重扰乱生活的人们而言。”然而公众的愤怒并不能成为干涉自由市场的正当理由。通过刺激供应商生产更多的必需品，那看起来过分的价格“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它的危害”。由此，他的结论是：“把商贩们看做魔鬼并不能加快佛罗里达重建的脚步，而让他们自由地开展业务却可以。”
总检察长克里斯特（一名共和党人，后来被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在《坦帕论坛报》上发表专栏文章，以维护反价格欺诈法：“在危急关头，当人们逃命时或者在飓风后为家人寻求基本日用品而被索要过高价格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克里斯特反驳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过高的”价格反映了真实的自由交换：
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情形。在正常的自由市场情形中，有意愿的购买者自由地选择进入市场并遇到有意愿的销售者，此时的价格依据供求关系而定。而在紧急状况中，被迫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的居所之类的必需品。
“查理”飓风之后所产生的关于价格欺诈的争论，引发了一些与道德和法律相关的棘手问题：物品和服务的销售商利用一场自然灾害，根据市场需求随意定价，这是否不正当？如果不正当，那么法律应当做些什么呢？政府应当禁止价格欺诈吗——即使这样做干涉了购买者和销售者选择作出任何交易的自由？

显然，民众、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民众们关心的是公正（更确切的说是关心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受损），政治家关心的是选票（我不同意用愚蠢这个词来形容政治家），而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事实。

假如选票能决定真理的话，那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错的。但是真理既不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掌握在事实手里，事实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不妨改变提问的方式：

假如给灾区物资价格规定上限，结果会怎样？

假如授予政府紧急状况（什么状况算紧急？）下特殊权力，结果会怎样？

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回答，这些结论是可以用事实来检验的。这才是经济科学的思维方式。

现代经济学家的思维深度甚至还不如斯密——造成民众利益受损的真正原因是自然灾害！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考虑，假如自然灾害发生时，民众仍能以正常的价格购买到物资，这难道就正常吗？天底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生活在灾区中的人不受损失，那么就是自愿或被迫将爱心奉献到灾区的人遭受损失——当然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可行的备选方案，但是要认识到，政治家仅仅是在慷他人之慨而已。

弗里德曼剑桥三一学院所作《诺贝尔之路》的演讲中说道：

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作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那么，斯密今天在经济学上拥有的地位，是来自他的自然价格理论还是实际价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宣称自己的思想源自亚当.斯密，然而彼此却格格不入，争论不休，是因为他们各自只抓住了斯密理论当中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抓住了斯密的实际价格理论，马克思抓住了斯密的自然价格理论（可能还有点歪曲）。这种情形就像《笑傲江湖》中的华山剑宗和气宗，虽然他们的武功都来自一个前朝太监（斯密终生未娶，允悲）所创的武林绝学《葵花宝典》，然而一个说有形的剑招重要，另一个说无形的内力重要，这气宗掌门道德领袖岳.......哎呦我去，这事儿不能说太细，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迄今为止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理论的重点不是解释世界“是”怎样运行的而是在规范世界“应该”怎样运行，不是实证分析而是规范分析，不是科学而是宗教。

宗教俩字可能在我们这个宣扬无神论的国家略带贬义，如果有些人听起来不舒服的话不妨把这俩字替换成“道德”。我本人对宗教并无偏见，恰恰相反我十分赞同爱因斯坦的宗教观点：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基督教和犹太教①
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清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
每一个有良好愿望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尽其所能，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作坚定的努力，使纯粹人性的教义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力量。如果他在这方面作了一番忠诚的努力而没有被他同时代人践踏在脚下，那末他可以认为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社会都是幸福的了。
①此文写作年代不详，收在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中，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184-185页。一编译者

假如我讲马克思主义像宗教一样“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是不是听起来还怪舒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

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1940）当中写道：

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而与此相反,宗教只涉及对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评价:它不能够有根据地谈到各种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然而,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彼此是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它还是从最广义的科学学到了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达到自已所建立起来的目标......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为啥呢？只讲善意不讲科学，可不就是瞎么。爱老的比喻太贴切了。

最后，谈谈斯密对资本家这一职业的看法：

我们国家历史上曾经有过“投机倒把罪”，无独有偶，在英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法规。据《国富论》中记载：

“爱德华六世第五年及第六年第十四号法令规定，凡购买谷物而想再拿出来售卖的人，应视为犯法的垄断者，初犯，处以二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的罚款；再犯，处以六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二倍的罚款；三犯，处以头手枷刑，和期限长短由国王决定的监禁，并没收其全部动产。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往昔的政策，和英国昔时的政策简直一样。
我们的祖先，似乎认为，人们向农民购买谷物，比向谷物商人购买便宜，因为他们害怕谷物商人除了他付给农民的代价外，还会要求异常的利润。所以，他们企图完全消灭他的行业。他们甚至企图尽可能防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任何中间人。他们对于所谓谷物商或谷物运送者经营的行业所加的许多限制，其意义即在于此。”

对这类法律，斯密批评道：

“谚语说，兼营一切事业的不富。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但在这二种法律中，最有害的，却是强迫农民兼营谷物商业的法律。
这项法律，不仅妨碍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用途的划分，而且同样妨碍了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强使农业家不专营一业而兼营二业，即是强迫他把资本分作二部分，仅把一部分投在耕作事业上，但若他的全部农作物，一经收获，他即可自由卖给谷物商人，他全部资本就会立即回到土地，用来购买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佣工，就能更好地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如果强迫他零售他自己的谷物，他就不得不把资本一大部分，常保留在他的谷仓及干草场中，再不能象无此种法律时候那样，以全部资本用于耕作土地。所以，此种法律，必然妨碍土地的改良，不但不能使谷价低廉，而且能减少谷物生产，因而提高谷物价格。
......
所以，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尽量禁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中间人存在，就是企图消灭一种有利的贸易。这种贸易，要是自由进行，不仅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预防这灾祸的最好方法。除了农业家的业务，最有利于谷物生产的，便是谷物商人的业务了。

斯密的追随者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举了一个例子：巴黎人的肚子饿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小麦在俄罗斯，小麦不会自己长腿走过来，解决办法无非三种：1，每个巴黎人自己去俄罗斯买小麦；2，中间商去买；3，国家去买。

任何有理智的社会都是选择第二种——中间商。

道理很简单：1，2两种方式是自由的，你不满意中间商赚差价，你自己去买啊，结果是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降低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中间商的贡献。而且同行是冤家，中间商之间也有竞争，竞争有利于发现更有效率的组织方式，将成本和利润降低到最少的程度。方法3是垄断的，缺乏竞争的，因而必然是不经济的。

改革开放以来，哪个行业向民营开放，哪个行业就有质优价廉的产品出现，从家电到汽车莫不如是。

当然，这同样属于剑宗的实证分析，而不是气宗的道德评价。

那么，资本家这个“中间人”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斯蒂格里茨《经济学》里有一个经典案例：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濒临破产。公司没有钱，也借不到钱支付已经到期的贷款，因此，它向ZF求助。在随后的关于ZF是否应该救助克莱斯勒的争论中，赞成救助的人描绘出一幅失业工人和空荡、破败的工厂的图景。
批评救助的人却指出，破产公司的工人、机器和厂房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可以被其他公司雇佣或购买。他们坚持认为，重新配置资源是合理的，因为克莱斯勒濒临破产就证明了它的管理不能很好地利用资源。最后，ZF为克莱斯勒的新贷款提供担保。如果克莱斯勒不能偿还贷款，ZF就将用税款来偿还。由于有这种担保，克莱斯勒能够从私人投资者和银行那里获得贷款，并且利率比较低。克莱斯勒日后的成功是一个常常谈及的话题，而克莱斯勒的总裁李·艾科卡（Lee lacocca）则把大部分功劳归到自己身上。
结果证明，ZF很愿意介入并帮助克案斯勒。这不仅因为担心失去汽车工业的三大厂商之一，而且由于数年前制定的工人退休金保险计划，ZF肯定要遭受不小的损失。这一保险计划保证，即使一个公司破产了。工人仍然会得到他们的退休金。如果克莱斯勒破产了，ZF就不得不向克莱斯勒公司的工人支付数亿美元的退休金。
ZF甚至还因为救助克莱斯勒赚了不少钱。作为提供贷款担保的回报，ZF坚持并且实际上得到了克莱斯勒的一部分股份。随着公司后来的成功，这些股份相当值钱。

是谁在组织生产？是李·艾科卡；

是谁提供生产要素和工具？是私人投资者和银行；

是谁在承担风险？是美国ZF。

最终谁赚的最多？是美国ZF——尽管他们一分钱都没出，就动了动嘴皮子，提供了一个担保。这意味着一旦克莱斯勒公司还不出那些钱，就要由美国ZF用税款来还。

天底下断然没有亏损的风险由ZF承担，赚钱的功劳全归艾柯卡以及其他克莱斯勒雇员的道理。

亚当斯密说过：“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利润的多少与承担风险的大小恰成比例。美国政府承担的风险最大，所以分得利润最多！提供资本的私人投资者不承担风险，只能获得较低的名义利息，真实利息有没有还不知道（70年代末美国通胀高达两位数，最高接近20%，斯蒂格里茨书中没有说“比较低的利率”具体是多少）。

熟悉投机市场的人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投机与赌博的区别在于，赌博的风险是人为的，只要你不去赌，就不会有资产转移的风险。而投机的风险是天然存在的，市场价格波动，产品滞销，商业计划失败，这些风险总归要有人承担，市场风险只能转移不会消失。

资本家这个“中间人”扮演的正是保险公司的角色。

电影《启功》票房几十万，把拍电影的风险让摄像师承担，自掏胶片钱，这有可行性？邓亚萍领导的即刻搜索烧掉20亿，这钱让即刻搜索的员工赔出来？假如劳动合同一旦签订，就意味着无论最终产品在市场上是否成功，资方都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合同期内支付劳方的工资。你买车险也是一年一年买的吧，假如在险期内出过车祸，下次再来买保险就要涨价了对吧？假如你承认保险公司的工作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凭什么说资本家没有劳动？凭什么说资本家没有劳动？凭什么说资本家没有劳动？

曾经有车友会组织起来自己互保，防止保险公司赚差价，最后结果一地鸡毛。其实只要想想就知道，假如这种众筹模式能成功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形形色色的“中间商”赚差价了，中间商之所以能赚差价，是因为他们专业，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把中间商消灭掉，就等于消灭了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分工，就等于让每个巴黎人自己去俄罗斯买小麦，是非常没有效率的。假如让郭嘉统一去买小麦，那就是垄断经营，结果更糟。

是时候放出前面省略的那句话了：

陶奈总结经院派的学说时讲： "这种议论的精髓就是，制造货品的手艺人，或运输货品的商人，于理可以要求报酬，因为他们全在自己的职业中出劳力，满足公共的需要。万难容赦的罪过是投机者和经纪人的罪过，因为这般人是靠榨取公众必需品牟夺私利的。阿奎那教义的真传是劳动价值说，经院哲学的最末一人是卡尔.马克思。

所以，不要用斯密的名头来往马克思脸上贴金了，马氏劳动价值论与斯密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对斯密的意见进行了篡改和歪曲。马克思的理论既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也没有典籍的支持，就是一种空洞的道德哲学，与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家一脉相承。他应该去布道，去“拯救灵魂”。我不否认马克思理论具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但是只讲道德不讲科学那就是瞎。

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

简单说一下【价格】和【价值】的区别

劳动价值说——即生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耗费在该产品上的劳动之说—— 的创立，有人归之于马克思，有人归之于李嘉图；不过这种学说在洛克的思想中就有了，而洛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又是由于有上溯至阿奎那的一系列前人。
陶奈总结经院派的学说时讲： "这种议论的精髓就是，制造货品的手艺人，或运输货品的商人，于理可以要求报酬，因为他们全在自己的职业中出劳力，满足公共的需要。万难容赦的罪过是投机者和经纪人的罪过，因为这般人是靠榨取公众必需品牟夺私利的。阿奎那教义的真传是劳动价值说......“

人类劳动的创造，古人早就说了，

譬如，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等等，就不说了。细找的话，能找到许多。

劳动价值说有两面，一是伦理的一面，另一面是经济的一面。换句话说， 它可以是主张生产品的价值“应当”与耗费在这产品上的劳动成正比，也可以是主张“事实上”这劳动规制着价格。后一说不过大致上正确，这是洛克所承认的。 他讲，价值的十分之九由于劳动；但是关于其余十分之一，他毫无表示......


——罗素《西方哲学史》

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说，制造商品的劳动量越大，商品的价格就越高。

一个2岁的娃娃一年挣钱十亿元，爱因斯坦一年挣钱一百万元，都符合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其实是说，

第一，人类劳动创造一切人类财富，是财富的唯一人类原因和唯一人类代价，上帝和大自然，资本和资本家，不创造。

第二，人类劳动是商品自身的数量，是商品价格的数量，价值量=价格量=价钱量=交换价值量=使用价值量。

包不同 发表于 2019-7-20 17:02
劳动价值论在有些情况下不太好用——譬如我去菜场买菜，发现现在海蜇头的价格是海蜇皮的两倍，而在几十年前 ...

譬如你是一岁的娃娃，你今天一笑，市场付钱一百万元，明天同样一笑，市场付钱一百元，后天同样一笑五十万元。

但是，最高级的科学家，一年的劳动，才挣钱十万元。

以上，都符合劳动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