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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跟西方国家情况不太一样，中国经济特点是，到现在为止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失业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未包括农民工在内，如果农民闲着没事干，同样不登记在失业率之内。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所造咸的就业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如果中国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中国当前固然需要警惕和预防通货膨胀，但更需要注意的是滞胀。国外认为他们的经济增长率2%一3%就行了，每年全国人口的2%一3%退休，留下的空缺就给年轻人创造了足够的就业机会。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以下、通货膨胀率在4%以上，就是滞胀，这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时要慎之又慎。
未来要避免发生滞胀的情况，两个方面需要加强。
第一，就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城镇化建设中，促使农民不断进城，这是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因素。城镇化建设是最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设想一下，30年之后，我们的城镇化率如果提高到75%，假定人口是16亿，那就是4亿人留在农村，12亿人在城市。为此，我们的城市要盖多少住房、要修多少马路？还有与之相关的水、暖、电的供给，还有医院、学校等设施。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和供应能力，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力。
第二，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会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我们可以把政策放宽一点，对民营企业该减税的减税，该扶植的扶植，如果每个民营企业能多增加一两个岗位，全国就会增加上亿人的就业。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能源成功“危中寻机”
“危机”一词反映了“危”和“机”两个方面。在这场金融危机冲击中，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结论不难得出。
能源是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这场危机袭来后，能源需求明显减弱，几十年来我国不得不第一次关停了一部分油井。
2008年12月29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当前的能源形势：“危”中之“机”》的文章。受危机冲击，2008年第四季度每天用电量是85亿千瓦时，到了2009年11月份后，每天用电量达到了110亿千瓦时。进入2010年的头15天，每天用电量最高达120亿千瓦时，这说明“危中有机”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也是经济快速复苏的有力证据。
过去一年，我们采取了以下“转危为机”的措施。
第一，着眼长远发展，着力拉动内需增长。我们按照出手快、出拳重的要求，两年来开工了浙江三门、广东阳江、山东海阳三个项目，目前在建核电机组共20座。如果按每千瓦机组平均造价1.2万元来计算。直接投资在2500亿元以上。
第二，抓住时机加大能源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淘汰60067千瓦小火电机组，每年可节约原煤64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8亿吨。
第三，抓住金融危机导致世界能源需求放缓和能源资源需求下降趋势，大力实施能源“走出去”战略。2009年，我国积极开展大国能源外交，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大大增强，与美国开展了能源政策对话，对俄的能源合作呈现出多领域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
第四，能源科技工作得到加强，国产化取得可喜成就，颁布了116项能源行业新标准，组建了16个能源行业试验中心，天然气管线、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三、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
总体看，今年的经济发展环境要好于去年，但情况会更复杂。一方面迪拜等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表明经济全面复苏过程还将曲折漫长。另一方面，国际经济运行中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发展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前形势下，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抓手，数以亿计的农民不仅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还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拉动社会投资。
2.规划先行，推动科学发展。好的规划决定了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动力，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统筹区域、城乡、产业、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避免产能过剩、重建项目。
3.加快自主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世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及新能源、低碳经济浪潮要求我们有强健的自主创新能力，创造新的竞争力。
4.保障和改善民生。形成财政，金融。企业和市场的活力，促进民生领域发展。当前，民生领域很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其中房价过快上涨尤为突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把产业挤出一线城市，造成城市空心化，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民生领域建设。
5.推动“走出去”战略，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立以我为主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化体系，特别是金融机构也要走出去为企业铺路搭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6.建设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这是维护金融稳定，服务好区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健全金融体系的新模式、新格局，形成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门类齐全、分工合理、高效安全的金融体系，这当中银行体系的机构和形势要多元化发展，特别要加强中长期投融资体制建设，更好地适应建设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中国为何能快速复苏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思考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更应该探讨中国经济为何能够这么快速的复苏。
金融海啸波及中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及时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这是功不可没的。但在我看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危机之前那几年，就已经开始实施宏观调控政策，防止了大泡沫的产生。
2004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的作用当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当时经济还在一个劲儿的往上走，但现在回想，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去年调整起来才容易。
尽管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但在我看来应该思考，特别应该思考中国下一个繁荣期的问题。中国在2011年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我们又将面临着新一轮的风险，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以消费品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的风险存在，但下一步更要衡量资产或者财产泡沫。在中国粮食价格这么低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上涨不是很容易。虽然资源价格上涨，但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才能使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会消化掉成本上涨的因素。
我们怎么衡量广义的通货膨胀，包括以货币衡量资本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国际游资充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能脱钩，而在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何防范这些问题是我们下一个繁荣期所要面临的问题。
第二，在我们的体制中很多机制还不健全，市场稳定性还需加强，所以现阶段还需要努力完善体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对需求方和供给方同时进行体制革新。在新一轮繁荣期到来之前，我们要更多地思考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从政策上调节，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以使中国经济能够再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增长。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厉以宁 国家能源局局长 张国宝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陈元央 行货币政策委委员 樊纲 来源：《商场现代化》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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