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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梳理一下近两年来中央与政治局经济会议关于稳增长与去杠杆的表述：
2017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把去杠杆作为主要任务，而主要手段则是“控总量”，也就是控制货币总量。
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了防范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海通证券姜超团队发布的一份研报称，三大攻坚战中的第一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也就是把去杠杆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
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
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2019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决策者先是强调去杠杆，然后是稳增长，再结构性去杠杆，然后增长。即一直在权衡稳增长与去杠杆，希冀在稳增长中实现去杠杆。
这一愿望并非没有理论依据。
2016年10月27-29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2016中国金融年度论坛》发言主旨为去杠杆，他详解了去杠杆七种方法，结论是供给侧改革促经济增长最好。理由是：去杠杆说的都是在分子的角度打转转，可不可以通过扩大份额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可以，就是增加GDP，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个应当说是一个治本之道，但是保持经济增长看你用什么方式来使它增长，如果用传统的是不断刺激需求的办法来保持经济增长，那是万万不行的。因为传统的资金需求无非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增加了财政赤字，无论是增加货币供应还是财政赤字都是提高杠杆的办法。如果我们要在整个杠杆率的分母上下功夫，如果我们要想用扎扎实实的经济增长来达到降杠杆的目的，那只能是老老实实地转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不要太多依赖那些需求增长。
即李扬秉持传统的供给主义理论，通过增加有效供给，使实际GDP增加，也就是分母加大，而分子保持不变，这样就能实现稳增长与去杠杆兼得。
但是，他领导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于2019年5月28日发布了《2019年一季度中国杠杆率报告》。报告显示，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在2019年一季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已达到历史较高水平，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2%，为1992年来最低。
现实并不支持稳增长与去杠杆，这表明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能解决该矛盾。
新宏观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在于将实际GDP等同于经济增长，这实际是实物经济时代的惯性所致，在那个时代，货币为金银，它等同于实物，其获得方式为买卖，不会给社会带来债务，货币为中性，因此，生产者可以无忧地占有剩余产品，库存即为财富，消费品与资本品都是生产目的，典型代表为葛朗台与泼留希金等大地主。
但是，在工业革命后，实物产出大幅增加，金银货币变得稀缺，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又极易泛滥，于是央行出现了，它向商业银行借贷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再通过货币乘数向社会发放贷款，结果独立的货币循环出现了，且带有两大债务源：央行的基础债务与商行的衍生债务。由于货币的生产者只有央行一家，它不能使货币本身增值，即无法带来货币利润，因此，尽管纸币印制成本很低，但货币本身却是稀缺的。结果生产的唯一目的成为追逐货币利润，实物生产受制于货币生产，因此也就有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以及弗里德曼的货币最重要等理论。
这里需要纠正的是货币超发论，其错误在将商业的储蓄借贷衍生出的债务视为货币供应量，由此认为M2/GDP高，货币超发。实际上，该论没有看到M2/GDP高，物价并不高，甚至通缩、以及钱荒与债务危机。
在现有央行——商行体系下，宏观货币投入成本不但无法增值，而且会累积债务，结果经济不断地出现流动性危机与债务危机，前者为基钦短周期，可以通过降准、降息、量宽来解决；后者为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典型为大萧条与次贷危机，它并非是技术周期，而是债务周期，它需要债务出清才能从滞胀与萧条走向复苏与繁荣，然而，经济周期本身不但损失天量财富，而且导致规模失业与社会灾难。即债务与增长如影相随，可命名为债务拉动的经济增长，而顺差拉动则是逆差国的债务拉动，由于顺差拉动仅适用于小的经济体，否则将引发贸易战，也就是说，债务拉动具有普遍性。
MMT，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主张债务不出清，或债务货币化，那么，经济将长期陷入滞胀而被新兴经济体超越。因此，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陷入了死胡同。
由上可见，供给侧的变化只是实物质量与数量的改变，它的增长不等于经济增长，负债率的分母只能是名义GDP，而非实际GDP，名义GDP由于债务无法增长，进而扼杀实际GDP，这就是限产保价与去库存。名义GDP/实际GDP=物价，名义GDP即总需求，实际GDP即总供给，总需求中投资=储蓄在保证货币流量不变的同时，带来了债务积累。个体由于技术革新拥有的竞争力只能使其对手亏损，而无法解决整体的货币利润约束，因此周期性的危机在货币经济时代频发。
李扬的分母变大法为什么不可行？
用实际数据推理一下即可。
因为，静态杠杆率=（债务存量+债务增量）/名义GDP=（债务存量+名义GDP*储蓄率)/名义GDP，
动态杠杆率=[债务存量*（1+利率）+名义GDP*(1+增长率）*储蓄率]/[名义GDP*(1+增长率）]，
中国目前的储蓄率大于40%，增长率小于7%，债务存量200万亿左右，年GDP为100万亿，利率2%，由动态杠杆率公式不难得出，分子增长的更快。
上面仅是商业衍生债务，如加上央行的基础债务，即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则更为显著。
提高消费率也非良策，因为即使完全消费，即储蓄率为零，也不过是简单再循环，经济体的货币利润还是为零。
找到了周期两大根源，才能对症下药。
新宏观的储备需求解决方案为变革货币发行制度，消除其债务成分；引导储蓄购买公益资产，央行支付其利息，使不稳定的债权变为稳定的物权。这样就从宏观上消除了市场经济系统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保留了微观上的竞争活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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